我不止一次淡到过写作的快乐，时至今日不需要旧话重提，但实话是：对我的作品在商业方面的表现，我还会生出业余人士那种略显疯狂的愉悦感。我喜欢鼓捣新玩意儿，搞一点媒体的“异花授粉”和创新。我尝试写过视觉小说（《世纪邪风暴》《血色玫瑰》）、连载小说（《绿里奇迹》），以及网络连载小说（《植物》）。这无关乎赚更多钱或是开拓更大的市场，而关乎努力以不同方式看待写作的行为、艺术和技巧，以便时时更新写作这个过程，使得产出的手工艺品——也就是故事——尽可能巧妙。
上面一行，我本来写的是“保持（故事）新鲜”，然后出于坦诚又删掉了。我的意思是，得了吧，女士们先生们，时至今日，除了我自己，我还能骗谁？我大三那年，二十一岁，卖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现在我都五十四了，已经用这台重二点二磅的有机计算机（文字处理器）处理过许多文字，这上面还挂着我的红袜队鸭舌帽。写小说对我来说早已算不上新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魅力。不过，如果我不能让它保持新鲜有趣，它很快就会衰老疲倦。我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不想欺骗读我小说的人（可能是你，亲爱的忠实读者），而且我也不想欺骗自己。我们终究是一条船上的，这是我们之间的约会：我们应该尽情玩乐，我们应该跳舞。
所以，记住这一点，下面我们讲另一个原因。我妻子和我拥有两家电台，对吧？WZON-AM电台是体育广播，WZIT-FM电台则是古典摇滚乐（我们称之为“班戈摇滚”）。现如今广播是个艰难的行业，特别是在班戈这样的市场，这里电台太多，而听众不足。我们有当代乡村音乐、经典乡村音乐、怀旧歌曲、经典老歌，拉什·林博、保罗·哈维，以及凯西·格森[1]。斯蒂夫与塔比·金夫妇电台亏本运营了多年——亏损不大，但足以让我感到烦扰了。你看，我想成为赢家，尽管我们在阿比壮广播电台评级（可类比尼尔森的电视台评级）中占优，但年底总是徘徊在后几名。我得到的解释是，班戈市场的广告收入本就不足，而这块蛋糕还被切成了太多块。
于是我想了个主意。我要写一部广播剧，类似我小时候在缅因州达勒姆跟祖父（我在慢慢长大，他却渐渐老去）一起收听的那些。一部万圣节剧，老天！我当然知道在水星剧场播出的奥森·威尔斯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万圣节改编版广播剧《世界大战》。威尔斯出于自负（他那才华横溢的自负）把H.G.威尔斯的经典入侵地球小说改编成一系列新闻报道。他成功了。当时效果太好了，以致全国上下一片恐慌，而威尔斯（奥森，不是H.G.）不得不在第二周的水星剧场节目里公开道歉。[2]（我打赌他道歉的时候一定面带微笑，我知道——如果我能编出这么震撼又有说服力的谎话，我也会笑的。）
我以为奥森的做法在我这里也会有效。威尔斯的改编版开头是一首舞曲，我的版本则以泰德·纽金特[3]在唱片《猫抓热》上的哭号开始。接着，广播员插进来，这是我们真实的WKIT电台主持人（没人再叫他们DJ了）。“我是JJ韦斯特，欢迎收听WKIT新闻广播，”他说，“我现在班戈市中心，大约一千人正挤进皮克灵广场，围观一个巨大的银色唱片形物体掉向地面……等一下，如果我举起麦克风，你可能就能听到。”
就这样，我们加入了竞赛。我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制作设备制造出声效，让本地的社区剧院演员来扮演角色，而最妙的部分，整个计划中最妙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结果录下来，然后在全国的电台同步播出！随之而来的收入，我认为（我的会计师也这么认为），会是“电台收入”，而不是“创意写作收入”。这是一个应付广告收入不足的办法，而到了年底，电台可能真的会赢利！
广播剧的想法令人兴奋，而我作为雇佣作家，利用自己的技能帮助电台赢利的前景也令人兴奋。所以发生了什么呢？我做不来，就是这么回事。我努力再努力，写的东西听上去全都像旁白。不是戏剧，那种会在你脑海里萦绕的东西（年长到能记起广播剧《悬念》和《硝烟》的读者会懂我的意思），而是一本录在磁带上的书。我现在确定，我们那时依然可以走同步播出这条路，赚点钱，但我知道这部剧不会成功。它无聊透顶。这是欺骗听众。它失败了，而我不知道如何补救。写广播剧，在我看来，是一门失传的艺术。我们失去了以耳代目的能力，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我依然记得听着电台音效师用指关节敲一块空心木头，然后看到马特·狄龙朝朗布兰奇酒吧的吧台走去，踏着他满是尘土的靴子，[4]这画面一清二楚。不会再有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以莎士比亚的风格进行剧本创作——自成一派的无韵体喜剧和悲剧——是另一门失传的艺术。人们依然去观看大学里演出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但是让我们坦诚面对自己吧：你觉得这些戏剧在电视上跟《智者为王》或是《幸存者5：滞留月球》[5]相比会表现如何，即使你能让布拉德·皮特来演哈姆雷特，让杰克·尼科尔森演波洛尼厄斯？尽管人们依然去观看《李尔王》或《麦克白》这样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华丽演出，但欣赏一种艺术形式跟有能力创造这种艺术形式的新作有天壤之别。不时有人试着在百老汇或别的地方演上一部无韵体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诗歌不是一门失传的艺术，诗歌比以往更好了。当然，灌木丛中还藏着一群白痴（《疯狂》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常如此自称），以及混淆了做作和天才的人，但这门艺术依然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从业者。倘若你不信我，就去看看你本地书店里的文学杂志。每读六首蹩脚诗，你真的会发现一两首佳作。相信我，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接受的垃圾与宝藏的比例。
短篇小说也不是一门失传的艺术，但我会说它比诗歌离堕入消亡的深渊近得多。早在令人愉快的一九六八年卖掉自己的第一个短篇时，我已经在为市场的持续萎缩而叹息了：廉价小说杂志已经消亡，文摘正在消亡，周刊（例如《周六晚邮报》）在垂死边缘挣扎。在那以后的年月里，我看到短篇小说市场继续萎缩。愿上帝保佑那些小杂志，让年轻作家还能够以投稿的方式发表作品，保佑那些依然阅读堆积的自荐稿的编辑（特别是在二〇〇一年发生炭疽恐慌之后），也保佑为时不时出现的原创故事选集开绿灯的出版商，但上帝不需要一整天——或者甚至是他的咖啡时间——都保佑这些人。十或十五分钟就足以奏效了。他们数量很小，而且每年都减少一两个。《小说》（Story）杂志——年轻作家（包括我自己，尽管我从未在上面发表过作品）曾经的指路星——不复存在了。《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杂志也没了，尽管不断有人努力想让它复刊。诸如《顶点》（Vertex）这样有趣的科幻小说杂志消亡了，当然，消亡的还有《毛骨悚然》（Creepy）和《怪诞》（Eerie）这样的惊悚杂志。这些极好的期刊都消失了。不时会有人努力让某种杂志复刊——就在我码字的当口，《怪谈》（Weird Tales）杂志正在蹒跚经历复刊过程。它们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就像无韵体诗剧，眨眼之间，昙花一现。一旦去了，便不复返。失传自有其道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短篇小说，一个原因是依然时不时地有灵感冒出来——完美压缩了的灵感，它们迫切需要三千字，或是九千，最多一万五千字。另一个原因是我想证明，至少是向自己证明，我并没有屈服，无论那些无情的批评家怎么想。短篇小说依然按件计酬，就像你能在工匠店里买到的“只此一家”的物品。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耐心地等着它在里间被工匠慢慢做好的话。
但绝不能仅仅因为故事是按照“父亲创作它们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就用同样老套的方法来推广它们，也绝不能认为（但许多评论界的老古董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一部小说的销售方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污损或贬低作品本身。
我这里要谈的是《骑弹飞行》，这无疑是我在市场上最奇特的卖书经历，这个故事也阐述了我要说明的重点：事物一旦消亡便无法轻易恢复，一旦过了某个节点，消亡便可能无法避免，但是换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创意写作的一个方面——商业方面——有时能更新整个局面。
《骑弹飞行》是在《写作这回事》之后写成的，当时我正从一场让我陷入近乎无休止的疼痛的事故中慢慢恢复。写作驱走了最难熬的痛苦；它当时（如今依然）是我有限的武器库里最有效的止痛剂。我要讲的故事非常简单，差不多就是一个篝火边的鬼故事，真的。一个搭便车的人上了死人开的车。
当我在想象的世界里自顾自地写小说的时候，一个网络气泡也在同样不真实的电子商务领域逐渐成长。其中一方面就是所谓的电子书，据一些人说，它会终结我们惯常对书的认知：用胶水和其他粘合物束缚在一起的东西，用手翻页（如果胶水黏性太弱，或是装订太旧，书页有时会脱落）。二〇〇〇年初，阿瑟·C.克拉克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极大关注，这篇文章只在网络上发表。
但是这篇文章极短（第一次读时，感觉就像亲吻你的姐妹一样点到即止）。而我的故事，写好之后，则相当长。一天，我在斯克瑞伯纳出版社的主编苏珊·莫尔德（我作为一名《X档案》的粉丝，会叫她“莫尔德探员”）在拉尔夫·威辛安扎[6]的提示下，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作品想在电子书市场试试水。我就把《骑弹飞行》寄给她，然后我们三个——苏珊、斯克瑞伯纳出版社和我——就创造了一点出版界的历史。几十万人下载了这部小说，我则尴尬地大赚了一笔钱（只不过这是假话，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连音频版权都卖了十几万美元——高到离谱的价格。
这是在吹嘘吗？炫耀自己窄窄的白屁股？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我在这里也告诉你们，《骑弹飞行》让我完全疯狂了。通常，如果我身处一个华丽精致的机场大厅，会被其他顾客忽略，他们忙着打电话或是在酒吧谈生意。这种状态我很喜欢。时不时会有人走过来，请我为他的妻子在一张鸡尾酒餐巾纸上签名。这些身穿漂亮西服、手拿公文包的家伙通常想让我知道，他们的妻子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他们自己则一本都没读过，他们也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他们只是太忙了。读过《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读过《谁动了我的奶酪？》，还读过《雅比斯的祷告》，差不多就这些。得走了，得快点，我大概四年之后会心脏病发作，我想确保发作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相机见证那一刻。
《骑弹飞行》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之后，情况变了。我在机场候机大厅里被人团团围住，我甚至会在波士顿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被人围住，我在街上被人强行拦下。没过多久，我就在头晕目眩地拒绝一天上三个脱口秀的机会了（我一直在等待杰拉尔德·施普林格的脱口秀，但杰拉尔德从未打电话过来）。我甚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纽约时报》还用相当的篇幅对他们口中《骑弹飞行》的成功以及后续作品《植物》的失败发表了一番武断的评论。上帝啊，我还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我无意间竟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是什么让我发狂呢？是什么让这一切看上去毫无意义？唉，那就是没有人在乎故事本身。见鬼，甚至没人问起这个故事，你知道吗？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故事，要是让我说的话——简单但有趣。任务完成。如果它能让你关掉电视，在我看来，它（或者这个集子里的任何一个故事）绝对就是成功的。
但是《骑弹飞行》出版之后，所有打领带的家伙想知道的就是：“情况如何？卖得怎么样？”我该怎么跟他们说我他妈一点都不关心它在市场上表现如何，我关心的是它在读者心里表现如何：它在那里是大获成功了吗？还是节节败退？扣人心弦？让人微微战栗（战栗正是惊悚故事存在的目的）？我渐渐意识到，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创造性衰退的例子，另一种艺术在那条很可能通往消亡的路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仅仅因为你换了一种方式进入市场，就出现在一本重要杂志的封面上，这透着一种怪异的腐朽。我意识到，所有那些读者可能只是对电子包装的新奇感兴趣，对包装里面的东西则没那么大的兴趣。那我想不想知道那些下载了《骑弹飞行》的读者中，有多少人真正读了它？我并不想。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极度失望。
电子出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未来的潮流。关于这一点，我丝毫不在意，相信我。对我来说，走这条路，只是换种方式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过程中，然后让它们接触到尽可能多的人。
这本书可能会在畅销书榜上待一阵子，这样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但是等你看到它上了畅销榜，你可能会问自己，每年还有多少短篇小说集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出版商能继续出版一种读者不太感兴趣的图书的日子还有多久。但对我来说，很少有什么事比在寒冷的夜晚，坐在最爱的椅子上，冲一杯热茶，听着窗外寒风呼啸，读一个能一次读完的好故事，更令人愉快了。
写这些故事可就没那么令人愉快了。这个集子里，我只能想到两个短篇——《世事无常》和《L.T.的宠物理论》——写作时付出的努力不是远远大于其短小的篇幅。但我觉得，我之所以成功地让手艺保鲜（至少对我如此），主要是因为我拒绝虚度时光，每年至少写出一两篇来。不是为钱，甚至不完全出于爱，而是在缴费。因为如果你想写短篇小说，就不能仅仅想着写短篇小说。它不像骑自行车，而更像是在健身房锻炼：你选择去做这件事还是丢弃这件事。
看到它们被结成这个集子，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也能从中获得愉悦。你可以登录网站www.stephenking.com告知我，还能另外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做件事：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可以再买一本集子。比如马修·克拉姆的《猫侦探山姆》，或是罗恩·卡尔森的《伊甸园酒店》。他们只是在做正确之事的好作家中的两个，虽说现在已然是二十一世纪，但他们依然保持传统的做派——一次只写一个词。无论最终的成品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如果你愿意，请支持他们。而最好的支持方法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读他们的作品。
我想感谢一些读过我作品的人：《纽约客》杂志的比尔·比福德；斯克瑞伯纳出版社的苏珊·莫尔德；多年来编辑了我大量作品的查克·维里尔；《科幻小说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的拉尔夫·威辛安扎、亚瑟·格林、戈登·范格尔德和艾德·弗曼；《骑士》（Cavalier）的奈·威尔登，以及在1968年买了我第一个短篇小说、如今已经辞世的罗伯特·A.W.朗兹。此外——也是最重要的——还有我的妻子，塔比莎，她一直是我最爱的忠实读者。正是这些人所做的并且依然在做的努力，使短篇小说不致成为一门失传的艺术。我也在贡献力量。你通过购买（从而选择了资助）和阅读，也贡献了力量。主要在于你，忠实的读者。一直都是你。
斯蒂芬·金
缅因州 班戈
2001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