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有几个人脑海想象里的热血沸腾，也没有意料之中的舍身取义般的慷慨赴死。
就在众多当地村民即将破门而入，准备要痛打我们仨人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出门四处奔波求援的张强，不负众望的带着数百本着凑热闹、拿着各式各样家伙式的四川老乡；浩浩荡荡的冲进了砖厂。一瞬间就包围了不到百人的村民并展开械斗。
一时间，整个砖厂里人声鼎沸，各种骂人的粗鲁语言和惨叫声、哀嚎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好不热闹。
而挑起这场打架事件的罪魁祸首乌贵和我，还有中途加入的杜得银居然毫发无损的隔着门缝；兴致勃勃的看起了热闹………
上世纪九十年代，像这样的群体打架事件基本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屡见不鲜，没有充足警力制止这种大规模冲突的派出所；在接到报警电话以后总是姗姗来迟也是无可赖何的正常反应。
所以在辖区警察开车磨磨蹭蹭来到砖厂里的时候，除了几十个躺在地上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当地村民以外，其他参与斗殴的四川老乡早就一哄而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警察在简简单单的向众人询问了这次事情起因之后，一个貌似管事的警察以管理不善为由草草罚了厂长几百块钱，然后让我们几个人自己私下解决此事后就转身离去，如同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经过两个多的小时协商，最后的结果就是王亮负责赔偿张强的医药费。我和乌贵，杜得银负责赔偿王亮的医药费。
而其他被打受到伤害的村民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再说了，人又不是我们仨打的，谁打的找谁去啊。村民还去找？再挨顿打？村民也不傻。
我和乌贵刚上两天班，哪里来的钱啊？医药费自然是杜得银垫上的，说好等我和乌贵发工资有钱了再还他。
经过这事后，我和乌贵还有张强的关系越来越好，和杜得银却渐行渐远了，不是因为他事到临头的软弱，而是对待垫付医药费的态度上。
他一直推说没钱，让我们自己找厂长借，工资上扣。在乌贵强行拉住他，从他包里翻出几张四人头后才闭上了嘴。
我们几人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稳妥的解决了。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打架的第二天，厂长陈自强把我和乌贵、张强三人叫到厂长办公室；一人发了五十块钱，说是这两天的工资；请我们仨离开砖厂，另谋高就。原因其实很简单，厂长也是外地人，害怕我们仨人继续留在砖厂，当地人会再次来找麻烦。
杜得银因为是砖厂老员工了，平时里和当地人关系也不错；确实这次也没有出手打过王亮，所以当地人不太会去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应该是没事的。
厂长既然都这样说了，我们仨人也没有脸好意思继续留在厂子里给别人添麻烦了，三人短暂商量了一下；准备拉着杜得银一起回老家，他却说他不想回去；他还要在这里挣钱。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好勉强，三人一言不发的回到宿舍；各自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和杜得银简单的告个别后；三人走路就直奔火车站而去。
我们仨每人花了三十六块钱买好了票，坐在候车室吃着泡面聊着天，乌贵和张强满脸洋溢着回家的喜悦，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想想出门时的信心满满，再想着家里的情况很是忧愁。
候车室的电视机上适时的传来了一阵庄严肃穆的哀乐。那位籍贯四川，对国家有着卓越贡献；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写下改革壮丽诗篇的老人今日魂归大海，走完了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空荡荡的候车室里安静的只剩下早春的寒风一直在呼啸着，冰冷刺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