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哥老会会徒都能被成功改造为同志军，即便加入同志军的会徒，也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所走的路径和结局各不相同。此处试举重庆的三个袍哥首领为例。
重庆仁字袍哥龙头老大是唐廉江，巴县蔡家场人，旧知识分子出身，说话办事均有条理，是哥老会中难得一见的文化人。早在1900年，唐廉江因在一起教案中涉嫌打了洋人，遭到官府通缉，潜逃至日本留学，学习桑蚕知识，课余时间也经常与四川革命党一起研究制造手枪和炸弹。其时同盟会初建，亟需广为扩招会员，有人来劝说唐廉江参加，唐摇头道：“孙文只会煽动血气方刚的青年丢炸弹，暗杀几个满清官员，这样的革命怕是成不了大事。”
不久，由唐廉江主持，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哥老会组织，开了个名为“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唐廉江四处宣传：国内袍哥组织遍地开花，袍哥中亡命之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的力量，推翻满清政府指日可待。
唐廉江回国后，坚持其“袍哥救国”的理论，竖起哥老会的大旗，成为重庆袍哥的重要首领。唐廉江手下有一批亲信，如拳师况春发、沙国清，绿营中的骨干军官田得胜、蓝秉诚、教师和绅商刘适安、李绪也、杨汝襄、燕咫材等，还有成千上万个精壮的青年袍哥，在川西南形成了名噪一时的袍哥势力。
当时同盟会重庆支部对唐廉江手中掌控的这支哥老会极为重视，由同盟会员陈新政、吴绍周多次与唐联系，期盼合作，共图革命，但是唐廉江始终不为所动，只同意与同盟会员保持个人关系，决不与同盟会组织合作。陈新政、吴绍周并不死心，反复前来劝说，接连谈了数天，每次都是不欢而散。那些日子，唐廉江的情绪整天郁郁寡欢，总是在发怒生气，其深层原因是，他手下的两个袍哥亲信况春发、田得胜此时参加了同盟会，反过来想对他进行劝说。
况春发，重庆巴县冷水乡人，家境贫寒，以编织草鞋谋生。离况家不远的街口有家弓箭铺，平素经常聚集了一些习武之人，况春发耳濡目染，也练就了一身高强的武艺，是唐廉江手下最为信赖的一名拳师。
田得胜，四川彭水人，社会公开的身份是清军绿营军官，实际上却是以袍哥为职业，日常生活几乎全都是泡茶馆。经常见他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将茶馆当成了办公室、会客厅、交易所和休闲屋，若是出门，也必定是身后跟随十几个小兄弟，显摆他的八面威风。
唐廉江对况春发、田得胜的信赖程度，从下面这件小事中即能看出：有一次，璧山县马坊桥袍哥刘大爷，趁其弟出外当兵之际，强行霸占了兄弟之妻，唐廉江打抱不平，强出头要讨个说法，派出红旗管事况春发、当家田得胜前往“拿梁子”，当时田得胜在绿营任哨官，得到秘密指令后，弃公差不顾，与况春发率领得力兄弟一二十人赶赴璧山马坊桥，乘夜包围刘宅，翻墙而入。刘大爷闻警而起，被况春发投掷的一包石灰迷住了双眼，田得胜猛扑上去，亮出一把杀猪刀，将刘大爷的双目剜出。事毕，况、田二人自报家门，数其罪行，公开声明剜双目系依照哥老会香规，偷人妻妾者轻则吹灯（挖眼珠）、砍桠枝（断手脚），这次剜掉双目是会中最轻的处罚。宣布完毕，况、田率兄弟归来，刘家财物丝毫未动。
如此得力的两个助手，顷刻间成了同盟会的忠实信徒，唐廉江心头的恼怒可想而知。尤其是当况春发来动员他参加同盟会时，唐廉江更是气愤：“你们要加入同盟会，自个去加入好了，不要来拖我下水。”又说：“同盟会那些人，平时身居高拱，养尊处优，一个个不是西服革履就是长袍大褂，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胆小如鼠之辈，哪里会靠得住？他们的鬼点子就是让袍哥承头去流血牺牲，成功了坐享其成，失败了逃到日本国去避难，还可以找孙中山讨奖赏。我们袍哥何必去当牺牲品呢？”
其时哥老会中的许多首领，已经在革命党的宣传鼓动下加入了同盟会。如川东北的张百祥、李绍伊等，川西北的秦载赓、王天杰、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高杏村等，即便唐廉江身边的重庆哥老会，也有况春发、田得胜等人也背着他加入了同盟会。像唐廉江这种坚持立场不变的人，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1911年11月22日，是重庆光复反正的日子。这天拂晓，唐廉江起了个大清早，吃过早饭要去上街看热闹。头天晚上他就得到消息，夏之时率领的革命军已经抵达浮图关，今天同盟会邀约重庆绅商学各界代表，与重庆知府钮传善见面，到朝天观议事厅谈判，商讨如何应付时局。据说同盟会已准备好了，谈判不成就举行武装暴动。唐廉江心里想，只怕没那么容易，就凭这帮白面书生，哪里能轻而易举就扳倒官府？
但是事实证明唐廉江错了。朝天观夺权，出乎意料的顺利，这也说明清政府气数已尽，仿佛是腐烂透顶的一座建筑，轻轻一碰就倒了。起事这天，况春发臂缠白布，后背上斜插大刀，手执丈八蛇矛，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后是田得胜率领的由三百多精壮袍哥兄弟组成的敢死队，在革命党人张培爵的指挥下，一路高喊“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呼啸着涌进了朝天观。重庆知府钮传善没有作任何抵抗，听任田得胜上前拿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他的辫子，然后沉默地跪在地上献印投降。
第二天，蜀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重庆兵不血刃光复的当天晚上，况春发来到唐廉江的栈房里负荆请罪，他一膝跪在地上，说道：“兄弟没有向大哥请示，就参加了同盟会，虽然是为了革命，不是出卖袍哥，但这总是不对的。幸好革命成功了，没给大哥丢脸，还望大哥海涵。”唐廉江一把将况春发扶起，真诚地说道：“同盟会革命成功，总归是汉族的光荣，这些事也不用多说了。政治这玩艺也不是啥子好东西，你我兄弟一场，将来还是回乡去栽桑养蚕，过清闲日子吧。”
这三位袍哥兄弟的结局也颇为耐人寻味。龙头老大唐廉江继续当他的袍哥，辛亥功臣况春发，也并没有居功自傲，他谢绝了军政府授予的官职，没有要一分钱，自称原本是个鞋匠和袍哥，现在革命成功了，还是理他的旧业当鞋匠和袍哥。此举被人称作“惟大英雄乃真本色”。而田得胜则完全不同，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上午，田即去新成立的军政府摆功，说是为了夺印，他养了好几百人，垫款花销两万多元，军政府必须尽快偿还。军政府方面认为田得胜报的数字水分太大，态度有些犹豫，田得胜大哭大闹，在地上长跪不起，过一会儿又嚷嚷着要去上吊自杀，直到军政府答应给予补偿，田得胜才算完事。
从同志会到同志军
保路运动中，四川省142个州县全都成立了同志会，此后在同盟会和哥老会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州县的同志会被成功地改造为同志军。这里列举富顺县从同志会到同志军的演变过程，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富顺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距离省城成都250公里，因盛产井盐而富甲全川闻名于世，被誉为“银富顺”。或许是因为经济较为富足的缘故，进入近代以来，富顺先后出过不少名人，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宋育仁，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等。
四川修铁路，富顺县被派认购川汉铁路股款3万6千两。保路事起，富顺也顺应时局，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富顺分会”，会址设龙神祠。成都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时，富顺派代表李学盂、廖文治等去参加会议，回到富顺，即召开大会传达精神。1911年8月30日是富顺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清晨，城里所有更夫提着大锣沿街吆喝，通知民众到火祝庙集合，去听同志会讲演。登台讲演的先后有成都方面派来的宣传员易洪祠和杨祺文等，讲演结束后，成立了富顺同志分会，并传布广告至各乡各保，当天参加会议的民众情绪高涨，“无不以愤以怨，相哭失声”，虽然是在盛暑的烈日薰蒸下，听众也达两千人以上。
9月5日，富顺同志分会为响应成都罢市，又在火神庙召开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民众群情激昂，高呼“打倒盛宣怀”、“誓死保路”等口号，并形成全城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的决议，家家供奉光绪皇帝牌位。惟有一商人刘子钧，对同志会的罢市决议不以为然，不愿供奉光绪牌位，照旧开门营业，同志会称他为顽固派。次日上午，富顺同志会开会决定，罚刘子钧连续讲演十天。当刘子钧接到处罚通知单时，态度生硬，拒不执行，同志会中几个愣头青小伙子早已不耐烦了，推推搡搡，要绑架刘子钧去游街，在强大的组织决议面前，任何个人意志都不堪一击，通过武力的威逼，刘子钧低头认错，并承诺上街去讲演十日。
其时富顺县令名叫孙锡祺，字少川，浙江钱塘人，附贡出身。富顺同志分会成立之初，孙锡祺并不反对，当时就连省府里的高官赵尔丰、王人文等，对立宪派策划的保路运动也是采取暗中支持的态度，看高官的脸色行事，是官僚阶层绝大部分官员的处事准则，孙锡祺自然也不会例外。及至赵尔丰逮捕蒲、罗等九人后，富顺县令孙锡祺见势不妙，顺风转舵，他召集心腹商议对策，有团保头目刘尊三出主意：“同志分会各部头头都没有什么胆量，只要施加压力，保证一个个变软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