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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5月10日 星期四

第1节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即将准备就绪……”

“鲨鱼”绕着圈游来游去,闻到血腥味,它们的鼻孔不停地抽搐。确切来说,“鲨鱼”一共有13条,八条来自在野党,五条源于我自己的执政党,一直以来,我和我的律师以及顾问都在准备防范措施来应对这些“鲨鱼”的威胁。我吃过苦头,知道在面对食肉动物时,能够奏效的防范措施寥寥无几。某些情况下,除了硬着头皮披挂上阵、反戈一击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别这么做,昨天夜晚,我的白宫幕僚长卡罗琳·布洛克又在向我请求,她已经劝了我很多次了。先生,您绝不能靠近委员会听证半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您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先生。

这将结束您的总统生涯。

我的目光从对面13张面孔上一扫而过,他们坐成长长的一排,架势形同现代版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居中一人银发苍苍,身前名牌写着“罗德先生”,他清了清嗓子。

莱斯特·罗德,众议院议长,平常不会参加委员会听证会,这次特别委员会却成了例外,因为他已经集合了一众议员,而这些人的人生目标似乎就是终结我的总统任期并且将我彻底摧毁,不仅是政治生涯,连私人生活也不放过。追求权力的野蛮行径古来有之,甚至比《圣经》的历史还要久远,但我的一些竞争对手却对我个人有着切肤之恨。他们可不仅仅想要把我从白宫一脚踢开。他们可不会仅仅满足于送我进监狱,他们恨不能将我投水淹死,大卸八块,再从历史书上永久除名。见鬼!如果真叫他们得逞,他们巴不得把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家烧为平地,还要朝我妻子的坟墓吐唾沫。

我把话筒的鹅颈管拉直,让它挺立起来,完全张开,尽可能向我贴近。委员会成员在高背皮椅上坐得笔直,如国王和王后一般居高临下,在这个时候,我可不想前倾着身子弓背说话。因为前弓身板会让人觉得我孱弱可欺,卑顺屈从,潜意识里已经释放出听凭发落、仰人鼻息的讯号。

我一人坐在椅子上,孤立无援。没有助手,没有律师,也没有短笺笔记。美国人民不会看到我用手握紧麦克风,和一名律师交头接耳,然后做证说“我对此已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我没有遮遮掩掩。本来我就不该来到这里,而且我万分确定,自己一点儿都不想来到这里,但我还是来了。孤军奋战。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独自面对一伙唇枪舌剑的家伙。

房间角落的观察席里坐着我的首席助手“三人组”:白宫幕僚长卡罗琳·布洛克,我最亲密的挚友、白宫顾问丹尼·阿克尔斯,还有我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高级政治顾问詹尼·布雷克曼。他们全都一脸严肃,面无表情,内心忧虑。他们全部反对我参加此次听证会,并且一致认为,我正犯下自己总统生涯的最大错误。

但我人已经来了。时间也到了。他们是否正确,很快就将见分晓。

“总统先生。”

“议长先生。”严格来说,在现在的环境下,我应该称呼他主席先生,我对他可以有很多称呼,但我偏偏不会那么叫他。

开场的方式有很多。议长将抛出一个个问题,实则却是在自吹自擂。那些组合问题很简单,都是介绍性的。不过,我早已看过很多莱斯特·罗德在成为议长前盘问证人的录像,当时,他还是众议院监管委员会里一个普通的国会议员。所以,我很清楚他有个嗜好,那就是一上来便咄咄逼人,掐住证人的七寸,让他们方寸大乱。他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自从1988年麦克尔·杜卡基斯搞砸了第一个关于死刑的辩论问题,如果开局不利,那接下来再出彩也无济于事。

议长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对现任总统展开攻击吗?

毫无疑问,他会。

“邓肯总统,”他起了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护起恐怖分子来了?”

“我们没有,”我回答得迅速果决,几乎压制住了他的声音,就是不能让他那样的问题站稳脚跟,“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只要我还是总统。”

“你确定吗?”

他当真要这么问吗?一股热浪涌上了我的脸。连一分钟时间都不到,他就已经让我怒不可遏了。

“议长先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这个问题请首先弄清楚。我说道,我们没有保护恐怖分子。”

他略作停顿:“好吧,总统先生,也许我们是在咬文嚼字。您是否认为‘圣战之子’是恐怖组织呢?”

“当然了。”我的助手提醒我不要说“当然了”;如果使用不当,这个字眼儿听起来就像颐指气使,咄咄逼人。

“这个组织长期以来都在接受俄罗斯的支持,对吧?”

我点头:“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在向这个组织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就他们支持‘圣战之子’以及其他恐怖主义的行为表达了谴责。”

“‘圣战之子’已经在三个大洲犯下了恐怖主义行径,对吧?”

“总结得很准确,是的。”

“他们应该对成千上万的伤亡负责吧?”

“是的。”

“其中包括美国人吗?”

“是的。”

“布鲁塞尔的贝尔伍德·阿尔姆斯酒店爆炸案已经造成了57人死亡,里头包含一名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对吧?格鲁吉亚共和国空中交通控制系统遭黑客入侵,三架航班飞机因此坠毁,其中一架还载有格鲁吉亚驻美国大使馆大使,对吧?”

“是的,”我回答道,“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我就任总统以前,不过没有错,‘圣战之子’已经宣称对两次事件负责——”

“行,那就聊一聊自从您就任总统以后发生的事情吧。刚刚数月之前,‘圣战之子’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以色列军事系统,将有关该国秘密行动和军事活动的绝密信息公之于众,这是真的吧?”

“是的,”我回答,“是真的。”

“视线转向眼前,就在北美洲,”他说,“还是上周的新鲜事儿。周五,5月4日。‘圣战之子’有没有再次发起恐怖行动,入侵控制多伦多地铁系统的计算机,然后将其强制关闭,导致列车出轨,1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还有成千上万人在黑暗中成了睁眼瞎,被困数小时之久?”

他说得对,“圣战之子”的确也要对此次事件负责。他陈述的波及人数也是准确的。但是对于“圣战之子”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恐怖行动。

这只是一次测验。

“在多伦多遇难的人员中,有四人是美国人,对吧?”

“没有错,”我回答,“‘圣战之子’并未声称对此负责,但我们相信的确是他们干的。”

他点了点头,看了看自己的笔记:“说到‘圣战之子’的领导人,总统先生,他是一个叫作苏里曼·琴多卢克的家伙,对吧?”

好戏登场了。

“是的,苏里曼·琴多卢克就是‘圣战之子’的领导人。”我回答。

“他是世界上最危险、罪行最罄竹难书的网络恐怖分子,对吧?”

“我想是的。”

“一个在土耳其出生的穆斯林,难道不是?”

“他的确是在土耳其出生的,但却不是穆斯林,”我说道,“他是世俗人士,一个反对西方向中欧及东南欧渗透影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发起的所谓圣战,和宗教没有丝毫关系。”

“是您这么说的吗?”

“每一份我看过的情报评估上头都是这么说的,”我说道,“议长先生,这些您也都读过。如果您想把听证会变成一场散播伊斯兰恐惧的批判大会,那您请便,可我们的国家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安全。”

他挤出一丝苦笑:“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通缉犯,难道不是吗?”

“我们要将他绳之以法,”我说道,“我们要将所有胆敢伤害我们国家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他停顿了一下。他的内心在犯嘀咕,要不要再问我一句“您确定吗?”要是他胆敢故技重施,那我可要纠集起满身气力,才能抑制住自己从桌前一跃而起,锁住他的脖子死死不放的冲动。

“那先说明一点,”他说,“美利坚合众国想要将苏里曼·琴多卢克绳之以法。”

“没必要阐明这一点,”我打断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来如此。我们已经追捕苏里曼·琴多卢克长达十年之久了。在他落网以前,我们决不罢手。这么说您清楚了吗?”

“好吧,总统先生,尽管对您尊敬备至……”

“不,”我抢白道,“如果您在提出问题以前,用了‘尽管对您尊敬备至’这句客套话,那就意味着这个问题里头不会带有任何敬意。您爱怎么想是您的自由,议长先生,但您应该表现出尊敬,即使不是对我,至少也要对所有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而倾尽一切的人们致以敬意。我们虽然谈不上尽善尽美,甚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但我们一直竭尽所能,从未懈怠。”

然后,我向他轻轻挥手:“继续问您的问题吧。”

我张脉偾兴,深吸一口气,再瞥了一眼我的三位顾问。我的政治顾问詹尼在点头;她一直都希望我对众议院议长展现更加强硬的姿态。丹尼依旧面无表情。我那头脑冷静的幕僚长卡罗琳身子微向前倾,双肘支在膝盖上,手托腮帮。如果她俩是奥林匹克比赛的裁判,那么詹尼会给我刚才的一番宣泄打9分,卡罗琳却顶多给5分。

“我的爱国之心是不容置喙的,总统先生,”我的银发对手说道,“美国民众对上周阿尔及利亚爆发的事件忧心忡忡,而我们至今仍未查明真相。美国民众有权知道您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

“我站在谁的立场上?”我突然挺身而出,差点儿把话筒摔下了桌,“我站在美国民众的立场上,这就是我的立场。”

“总统先……”

“我站在那些夜以继日不懈工作来维持我们国家安全的人的立场上。他们从不患得患失,也不会跟随政治风向标做墙头草。他们从不居功自傲,在饱受非议时甚至毫无自卫之力。这就是我的立场。”

“邓肯总统,我强烈支持那些为了我们国家安全而日夜奋斗的男男女女,”他说,“这个问题和他们没有关系。这是关于您的问题,先生。不要玩什么游戏。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我会张口大笑。莱斯特·罗德盼望这场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的热情,就如同一个普通大学生盼望自己21岁生日一般炙热。

所有这一切都是作秀。罗德议长一直在牵着委员会的鼻子走,结果只会有一个——发现总统确有足以提请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启弹劾程序的不当行为。他请来了八名国会议员充当帮手,这些人全都来自稳操胜券的安全选区,其选区改划程度之深,哪怕有人在听证会中途脱下裤子、吮吸手指都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两年之后,他们不仅能够胜选连任,就连像样的对手也找不出来。

我的助手说得对。不管那些不利于我的证据是否确凿,是否难以服众,甚至子虚乌有都没有区别。他们铁了心要陷我于万劫不复。

“问您的问题吧,”我说道,“别再打哑谜了。”

角落里,丹尼·阿克尔斯皱着眉头,向卡罗琳耳语了几句,后者点了点头,依旧面不改色。丹尼不喜欢我用哑谜一词对这场听证会品头论足。他以前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我的一些言谈举止似乎“很糟糕,糟糕透顶”,所以才给了国会正当理由进行质询。

他没有说错。只是他不知道完整的故事始末。他的安全许可等级不够,所以不知道我和卡罗琳所掌握到的情报。如果他也能掌握这些情报的话,他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了。他也就知道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也正是这种威胁,让我采取了以前从未考虑过的行动。

“总统先生,您是否于今年的4月29日和苏里曼·琴多卢克通过电话,也就是一周之前?您到底有还是没有用电话同世界头号恐怖分子联系过?”

“议长先生,”我说,“我之前说过多次,想必您也清楚,不是所有我们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能够公之于众。美国民众能够理解,保障国家安全,以及执行外交事务,这里头牵扯了太多运作部门,一系列复杂的交易,因此,某些由我的团队展开的行动不得不严加保密。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保密,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如此。这就是行政特权的意义所在。”

罗德说不定会质疑我动用行政特权来保密资料的合法性。但是我的白宫顾问丹尼·阿克尔斯说过,我会赢下这场辩论,因为这是宪法赋予我的外交职权。

不论如何,当我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胃里还是犯了一阵恶心。但是丹尼说过,如果我没有把这份特权摆上台面,那他们就会当我自行放弃了这一权力。一旦我自行放弃,我将不得不回答自己是否与全世界头号恐怖分子苏里曼·琴多卢克于两个周日之前通过电话。

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回答的。

“嗯,总统先生,我很怀疑美国民众会不会把您刚才一番话视为回答。”

嗯,议长先生,我也很怀疑美国民众是否把您当作议长,还有,美国民众并没有把您选作议长,难道不是吗?你在印第安纳州第三国会选区只拿到了区区八万张选票。而我则握有6400万张选票。但您的党派同僚让您成了党魁,就因为您不仅为他们筹集了那么多该死的资金,还向他们保证要把我的脑袋挂在墙上裱起来。

如果放在电视上,这番话也许不会那么中听。

“所以您并不否认在4月29日同苏里曼·琴多卢克通过电话,这么说准确吗?”

“我已经回答您的问题了。”

“不,总统先生,您没有。您知道,法国《世界报》已经将泄露的电话记录,连同一条匿名消息来源一起刊登了出来,暗示您曾经于今年4月29日星期天同苏里曼·琴多卢克通过电话。这您是知道的吧?”

“我读过这篇报道。”我说。

“您想否认此事?”

“我的回应与先前一样。不予置评。我不会去玩‘您到底有没有过’的游戏。对于我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所采取的行动,我既不确证,也不否认,甚至不会拿出来讨论。只要国家的安全利益要求我对此保密,我就要永远保密到底。”

“嗯,总统先生,如果连欧洲最大的报社都披露了这件事的话,我很怀疑它是否还算是秘密。”

“我的回答依旧不变。”我说道。天哪,我的话听起来就像个浑蛋。更糟糕的是,我听起来像个律师。

“据《世界报》报道,”他端起一张报纸,“‘美国总统乔纳森·邓肯安排并参与了一场同‘圣战之子’领导人、世界头号恐怖主义通缉犯苏里曼·琴多卢克的电话会谈,以此探求恐怖组织与西方国家的共同立场。’您对此是否否认,总统先生?”

我不能作出回应,这点他清楚。他就像朝一只猫扔纱线球一般和我兜着圈子。

“我已经给出回答了,”我说道,“相同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白宫从未就《世界报》的报道发表评论,一次也没有。”

“没错。”

“苏里曼·琴多卢克却有所表示,对不对?他发表了一则录像,说:‘连美国总统都向我摇尾乞怜。然而美国人不会得到我的丝毫怜悯。’这难道不是他的原话?”

“他确实这么说了。”

“作为回应,白宫也发表了一则声明。上面说‘美利坚合众国不会为了一个恐怖分子口吐狂言而作出回应’。”

“没错,”我说道,“我们不会。”

“那您是否向他摇尾乞怜了呢,总统先生?”

我的政治顾问詹尼·布雷克曼在捋着头发。她的安全等级也不够,自然也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但她最关心的是,在这场听证会中我有没有以斗士的形象据理力争。如果您不能反戈一击,她说,那就别去。不然,您就要沦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头彩了。

她说得在理。现在,轮到莱斯特·罗德蒙住我的眼睛,对我当头棒喝了,他希望此举能够歪打正着地从我身上压榨出一系列绝密情报。

“您在摇头,不,总统先生。我们明说了吧——您在否认您曾向苏里曼·琴多卢克摇尾乞——”

“美利坚合众国永远不会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事。”我说道。

“那好,您这是否认了苏里曼·琴多卢克声称您曾经向他乞求——”

“美利坚合众国,”我重复道,“永远不会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事。我说清楚了吗,议长先生?您还想让我再说一遍吗?”

“嗯,如果您没有求他——”

“下一个问题。”我说道。

“您有没有请求他不要对我们发动袭击?”

“下一个问题。”我再次说道。

他顿了顿,又看了一眼笔记。“我的时间快到了,”他说道,“还剩几个问题。”

结束了一个——几乎——但是还有12个跃跃欲试的委员等着提问,他们都准备好了各自的开场俏皮话,还有一些令人措手不及的问题。

议长最后一个问题如同第一个问题一样,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不管怎么样,我都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总统先生,”他说,“我们来谈一谈5月1日星期二的事儿。阿尔及利亚。”

这才刚刚过去一周。

“5月1日星期二,”他说道,“一伙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独立主义分子袭击了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一处农场,该地怀疑是苏里曼·琴多卢克的藏身之地。他们掌握了琴多卢克的行踪,并且来到那座农场,计划将其杀死。但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总统先生,他们被一组来自美国的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给阻止了。苏里曼·琴多卢克逃之夭夭。”

我依然不动如山。

“是您下令阻止的吗,总统先生?”他问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总统会派遣美国军队去拯救一个恐怖分子的性命呢?”

第2节

“主席准许俄亥俄州议员卡恩斯先生发言。”

我捏了捏鼻梁骨,抵抗着涌泛起的疲劳感。上个星期加起来,我一共才睡了几个小时,而这场听证会无异于一场心灵的博弈,好像我的一只手被捆在身后,受尽折磨。但更让我在意的是,我开始变得气恼。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在这里耗费精力。

我望向自己的左边——也就是委员会的右边。麦克·卡恩斯是司法委员会会长,还是莱斯特·罗德的门徒。他对蝴蝶领结情有独钟,用不了多久就能见识到他是否真的足智多谋。我阅览无数备忘录,上面的人物概况千千万,比他更有来头的人物还有的是。

但这家伙真的很会提问。步入政坛之前,他在联邦检察官位子上履职多年。被他拉下马挂在墙头的大人物中有两名制药厂商的首席执行官,还有一名前任州长。

“阻止恐怖分子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总统先生,您同意吗?”

“完全同意。”

“那您是否也同意,任何阻挠我们制止恐怖分子的美国公民都犯有叛国之罪?”

“我会对此予以谴责。”我说道。

“那它是否属于叛国行径呢?”

“这要交给律师和法庭裁决。”

我们都是律师出身,但我这次谈言微中。

“如果是总统本人出手阻挠我们阻止恐怖分子的行动呢,这是不是已经构成了足以受到弹劾的罪行呢?”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曾说过,足以构成受到弹劾的罪行完全是由众议院大多数议员说了算的。

“这个我说了不算。”我回答。

他点了点头:“没错,确实。早前您已经拒绝回答是否命令美国特种部队和中情局情报官员阻止了一场在阿尔及利亚境内针对苏里曼·琴多卢克的袭击行动。”

“我已经说了,卡恩斯先生,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不能拿来公开讨论。”

“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您对涉及反俄罗斯民兵组织发现苏里曼·琴多卢克行踪并且即将处死后者的机密情报下达了指示。”

“文章我读过。我不会在此讨论。”

迟早有一天,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面临这样一个处境:正确的选择往往意味着糟糕的政治,至少从短期来看的确如此。如果利害关系重大,你必须遵从你认为正确的选项行事,并且寄希望于过不多久,政治潮流就会迎来转折。这是你承诺要履行的工作。

“总统先生,您是否熟悉《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第798节第18条的内容?”

“我不记得《美利坚合众国法典》的这部分内容了,卡恩斯先生,不过我想您大概是指《间谍法》。”

“确实如此,总统先生。它是有关绝密情报的使用不当问题的。相关条款表示,任何人以情报机密为由损害美利坚合众国安全或利益,那就无异于一起联邦犯罪。我说得对吗?”

“我确信您的解读是准确的,卡恩斯先生。”

“如果总统有意以情报机密为由,保护一个企图向我们发起袭击的恐怖分子,那他也同样适用于此项法律条款,对吧?”

我的白宫顾问可不这么认为,此项法律条款对总统并不适用,不然就是对《间谍法》异想天开的解读,而且只要总统愿意,他完全可以对任何情报解除机密。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有意就一条联邦法律咬文嚼字、辩明黑白——但我不想这么做——他们也能够以任何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弹劾。并不是非得找出个罪名不可。

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在保护我的国家。条件允许的话,我还会这么做。但问题在于,我不能这么说。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行动准则一直以国家安全为指南。未来也必将如此。”

我看到卡罗琳在角落盯着手机看什么东西,并且在做回应。我一直保持着眼神交流,以防有其他的要事让我不得不抛下这里的一切,紧急行动。是中央司令部的伯克将军吗?还是国防部副部长?抑或是应急反应小组?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随时准备监控并且防御这次威胁。不过其他的威胁很可能随时接踵而至。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至少,还有机会。不确定才是唯一确定的常理。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就绪,刻不容缓,以免——

“给ISIS的领导人打电话也算作保护我们的国家吗?”

“什么?”我说道,思绪又回到这场听证会上,“您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和ISIS的领导人通过电话。ISIS和这事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回答完毕,就已经意识到他设下的圈套了。我追悔莫及,恨不能把刚刚说过的话隔空抓住,再重新塞回到嘴巴里。但是太迟了。他乘我不备,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噢,”他说道,“也就是说,我问您是否与ISIS领导人通过电话,您回答说没有,毫不含糊。但是议长问您是否和苏里曼·琴多卢克通过电话时,您的答案却是‘行政特权’。我想美国民众能够听出来其中的区别。”

我呼了口气,撇头看了看卡罗琳·布洛克,只见她依旧面无表情,但我能够从她眯起的双眼想象她对我说“早说过会是这样了”。

“卡恩斯议员,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安全,而不是乘人不备的游戏。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只要您问的问题足够严肃,我都将乐意回答。”

“有一名美国人死于那次在阿尔及利亚的航班坠机事故,总统先生。一个美国人,一个名为南森·克罗马蒂的中情局情报人员为了阻止反俄民兵组织追杀苏里曼·琴多卢克而以身殉职。我认为美国民众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已经足够严肃了。”

“南森·克罗马蒂是一名英雄,”我说道,“我们为他的牺牲表示哀悼。我也为他的牺牲表示哀悼。”

“想必您已经听闻他的母亲谈及此事了。”他说。

确实如此。我们都有所耳闻。阿尔及利亚事件爆发之后,我们没有向外界公布半点消息。我们不能这么做。但是不久之后,民兵组织公开了一个美国公民的死亡录像带,克拉拉·克罗马蒂旋即认出那是她的儿子——南森。她还将他作为中情局情报人员的身份透露给了外界。此事瞬间一发不可收拾。媒体争相奔走,几个小时以后,她就质问着想要知道,为什么她的儿子会因为保护一个恐怖分子而客死异乡,而且这个恐怖分子的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无辜民众的鲜血,其中还包括不少美国人。她伤心欲绝,肝肠寸断,还为此次特别委员会听证会写下了证词。

“您难道不觉得,您欠了克罗马蒂家一个回答吗,总统先生?”

“南森·克罗马蒂是一名英雄,”我重复了一遍,“他是爱国的。而且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来公开讨论。我已经私下与克罗马蒂女士谈过了,而且我对她儿子的不幸经历深表遗憾。除此之外,我不予置评。我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

“嗯,事后看来,总统先生,”他说,“您有没有觉得与恐怖分子协商根本就不奏效?”

“我不会与恐怖分子协商。”

“随便您怎么说,”他说道,“打电话给他们。和他们磋商议定。对他们纵容娇惯——”

“我不会纵容娇惯——”

头顶的灯光在摇曳,两次快速的闪烁打断了听证会。有人在抱怨,卡罗琳·布洛克挺了挺身子,心里默默地记下。

他利用这次暂停跳跃到了下一个问题。

“有一点您毫无隐讳,总统先生,那就是比起展现武力,您更钟爱用对话解决问题,更愿意和恐怖分子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我有意把话拖长,太阳穴血脉偾张,因为刚才一番对我们政策的极简化描述大错特错了,“我一再强调,如果有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那么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好过一切。交涉不代表屈服。难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进行一场外交政策辩论吗,议员?我就纳闷了,这场政治迫害里头就不能掺进些实质性的对话吗?”

我又瞟了一眼房间角落,卡罗琳·布洛克面部抽搐了一下,算是她鲜有的表情流露。

“与敌人交涉是一种表述方法,总统先生。纵容娇惯又是另一种表述方法。”

“我不会纵容我们的敌人,”我说道,“我也不会放弃用武力解决他们的选项。武力永远都是选择手段之一,但是除非我认为有必要,否则我不会动用这一手段。对于某些出入乡村俱乐部、家底殷实的家伙,那些终其一生都在花天酒地,为某些以骷髅头为图案的秘密大学联谊会宣誓效忠,相互以首字母称呼的家伙来说,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但我却在战场上与敌人有过正面交锋。在送我们的好儿女们上战场之前,我也会举棋不定,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些好儿女中的一员,我知道其中的风险。”

詹尼身子前倾,她想听到更多,她总是想让我详细阐述自己的军旅生涯。“告诉他们您的服役履历,告诉他们您的战俘经历。告诉他们您负的伤,受过的折磨。”这是我在竞选过程中永远不能回避的斗争,同时也是我最好的试金石。如果一切皆如我的顾问安排的那样发展,那将成为我唯一拿到台面讨论的事情了。不过有些事就是让人不想谈及。

“您说完了吗,总统先——”

“不,我还没有说完。我已经把所有事情跟众议院领袖、议长以及其他人解释过了。我告诉过您,我不能参加此次听证会。您本来可以说‘那好吧,总统先生,我们也爱国,即便您不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能够尊重理解’。但您并没有这么做,不是吗?您就是耐不住寂寞要抓住一切机会拖住我的后腿,好给自己加分。那么就让我把私下和您的谈话在大庭广众之下再说一遍。如果您问我参没参加某个对话,或者采没采取某个行动,我都不会回答你,因为这太危险了。它们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为了保护这个国家,我不得不付出离任的代价,那我也会义不容辞。但是别搞错了,我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者说过的任何一个字眼,都恪守着心中至高无上的美国安全和治安利益。永远始终如一。”

质问我的人没有因为我的这一番慷慨陈词而有丝毫动摇。毫无疑问的是,他知道他的问题已经彻底激怒了我,因此大受鼓舞。他又看了一眼笔记,扫视了提问的流程图以及后续跟进,而我则在尝试着冷静下来。

“您这个星期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卡恩斯先生?是考虑要在这场听证会上戴哪一种蝴蝶领结吗?还是考虑要把头发撇向哪一边,以此掩饰谁也糊弄不来的谢顶脑袋?”

“再看看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保障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需要艰难的决定。有些时候,尽管有很多未知,但必须要做出决定。又有些时候,所有的选项都是下三烂,但我必须从中选出弊端最小的那一个。每到这个时候,我总在想自己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是否奏效。有些时候,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我只能尽力而为。学会忍受。”

“这也意味着我还要忍受批评的声音,哪怕它来自一伙投机主义政客,他们只挑剔棋盘上的某处落子,却没有将棋盘上的其他敌方尽收眼中,然后他们横加指责、百般刁难,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的行径也许正将我们的国家拖入险境。”

“卡恩斯先生,我愿意与您一同探讨我的所有行动,但是对某些问题进行保密符合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当然,这些您都清楚。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您以后也应该恪守这个原则。”

角落里,丹尼·阿克尔斯举起双手,示意暂停。

“哦,猜怎么着?你做得对,丹尼。时间到了。我受够这个了。结束了。我们结束了。”

我脱口而出,又重重地将话筒摔在桌上。起身的时候,我甚至撞翻了座椅。

“算我领教了,卡丽[2]。出席做证的确是个糟糕的主意。他们都快把我大卸八块了。算我领教了。”

卡罗琳·布洛克也站了起来,挺了挺正装:“好了,在场各位,感谢你们。现在请把这个房间交还给我们。”

这里是总统办公室隔壁的罗斯福厅。也是召开会议的好地方——或者说是一次演示模拟委员会听证会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既有自称为“莽骑兵”的泰迪·罗斯福戎装骑马图,也存放着他因为斡旋日本与俄国达成停战协议而获得的诺贝尔奖章。这里没有窗户,房门安全保险。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的新闻秘书扯下了他的蝴蝶领结,这个精妙的细节算是他停止扮演卡恩斯议员的标志。他一脸歉意地看着我,我挥挥手表示并不在意。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尝试着向我展示,如果我仍旧一意孤行的话,下周我在面对特别委员会做证时,可能遭遇到何种糟糕的情形。

我的另一位新闻秘书,今天扮演的是莱斯特·罗德,他装扮齐整,甚至还戴上了银色假发,让他比起众议院议长,看起来更像安德森·库珀[3]了。他也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而我也回给他一个同样安抚的表情。

房间缓缓清空的同时,肾上腺素从我身体流失,我感到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关于这份工作,有一件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份工作像极了你第一次坐上过山车的感受——两股战战,猪狗不如。

然后只剩下我,眼睛盯着壁炉上“莽骑兵”的画作,听到卡罗琳、丹尼和詹尼亦步亦趋地迈着脚步,走近我这只受伤的笼中困兽。

“至少我个人很喜欢‘下三烂’这个词。”丹尼不动声色地说道。

蕾切尔总是告诫我咒骂太多。她说咒骂意味着创造力不足。我对此不置可否。如果事情发展到足够的地步,我的咒骂也可以变得极富创造力。

不管怎么说,卡罗琳和我的其他亲密助手都知道,我在利用这一场模拟会议疗治心伤。如果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劝我放弃听证,他们至少希望我能够借用这次机会将失望之情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宣泄一空,这样到了动真格的时候,我就能以与总统身份更加相称的方式,绝无谩骂地做出回应了。

詹尼·布雷克曼以她标志性的敏锐视角说道:“如果您下周去做证,那您就是天大的傻瓜。”

我向詹尼和丹尼点头致意。“我需要卡丽。”我说道,卡丽是目前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达到安全级别,能够同我对话的人。

他们离开了我。

“有新消息吗?”另外二人刚刚离开房间,我就对卡罗琳问道。

她摇了摇头:“没有。”

“明天是免不了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总统先生。”她朝刚才詹尼和丹尼离开的方向点了点头,“他们说得对,您知道的。周一的听证会将以两败俱伤收场。”

“听证会的问题已经讨论结束了,卡丽。我已经同意来这么一次模拟会议。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个小时了。现在我们翻篇了。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难道不是吗?”

“是的,先生。小组已经准备好作战指示了,先生。”

“我想先和威胁响应小组联系,再是伯克,再是副部长。按照这样一个顺序。”

“好的,先生。”

卡罗琳也离开了我。我一人在房间里,在罗斯福肖像画前目不转睛,顾自凝思。但我并不是在想周一的听证会。

我在想,到了周一,我们的国家会否国将不国。

第3节

抵达里根国际机场出口时,她略作停顿,表面像是在看方向指引,实际上是在享受漫长航班之后久违的露天空间。她深吸了一口气,往嘴里塞了一粒姜汁糖,她的耳机中跃动着天马行空般的音符,那是由威廉·弗里德曼·赫尔佐格演奏的《小提琴第一协奏曲》第一乐章。

“要装作快乐的样子。”他们告诉你。他们说,快乐是身处监视状态下表达情绪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最不会让人起疑。面带笑容的人,看起来高兴愉悦、心满意足,只要不是哈哈大笑或者玩笑戏谑,似乎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她喜欢性感的表现方式。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放得开,而且她用起来屡试不爽——嘴角微扬,轻轻一笑,一边拖着宝缇嘉拉杆箱,一边昂首阔步一直到了航站楼。这和其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她有一件风衣,需要的时候可以穿上,干完活以后便脱下来,她可以看到这一招奏效了:男人们都在偷偷摸摸地投来目光,想要一睹她故意露出来的傲人乳沟,再配合恰到好处的隐约跃动,确保让人过目不忘。女人们充满妒意地上下打量着她一米七五的身材,从她及膝的长靴一直看到她热情如火的一头红发,这才想起要检查各自丈夫对此番画面做何感想。

她高挑的身姿,修长的双腿,耀眼的红发,以及堂而皇之不惧众人视线的模样注定让人过目不忘,这是毋庸置疑的。

她应该已经摆脱了追踪,从航站楼穿行而过,向出租车候车站走去。如果他们认出了她,那她现在也应该有所察觉了。他们不可能让她走这么远的。但她还没有彻底自由、畅通无阻,所以她没有放松警惕。绝不。“一旦注意力不再集中,那就酿成了大错。”25年前,第一个用枪指着她脑袋的人曾对她说道。“不动感情”和“逻辑思考”是她赖以生存的至理之言。总是思考,从不表露。

步行让她痛苦,但这份痛苦只有从她畏缩的双眼才可察觉一二,而她的双眼却隐蔽在菲拉格慕的墨镜之下,嘴角依旧保持着自信的笑容。

她终于走到航站楼外的出租车候客区,刚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却让汽车尾气弄得一阵恶心。身着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正向出租车司机大喊大叫,引导人们上车。家长们在集结各自满腹牢骚的孩子以及轮轴行李箱。

她走向过道中央,寻找记忆中那辆带有某个车牌号码的汽车,这辆车侧门还有“探路者”的贴花。车还没到。她闭上双眼,跟着耳机中弦乐的音律默默打着节拍,刚好是行板部分,她的最爱,起先悲怆凄凉且无限憧憬,接着悦耳而平缓,几乎引人冥想。

等到她睁开双眼,那辆牌照号码正确、副驾驶车门贴有“探路者”字样的出租车驶进了车流当中。她拖动旅行箱,上到了车里。她的喉头涌起一阵强烈的气味,那是她早餐吃快餐的气味。她抑制住气味,背靠座椅坐了下来。

第一协奏曲演奏到尾声,狂乱的乐章——“极速快板”响起时,她掐断了音乐。她摘下耳机,没有了小提琴和大提琴令人心安的合奏,她感觉自己像一丝不挂。

“今天的道路交通怎么样?”她的英语带有美国中西部的口音。

司机通过后视镜,快速地扫了她一眼。一定有人告诉过司机,这个女人不喜欢别人盯着她看。

别盯着巴赫。

“相当好。”他回答,字斟句酌,言下之意是在告诉她“危机解除”,这也是她最希望听到的。她并不期望这么早就节外生枝,但谁也说不好。

现在有时间稍作放松,她翘起了一条腿,拉下了靴子的拉链,接着对另一只靴子又做了一遍。她轻轻喘息,因为双脚从靴子以及内附的四英寸增高垫中得到释放而心生宽慰。她伸了伸脚趾,又用大拇指使劲按压了一遍,这也是她在出租车后座能够做到的最接近按摩的动作。

如果走运的话,她就不用在剩下的行程中再装成一个一米七五的高个女子了;一米六五足矣。她打开随身行李,折起古奇皮靴放了进去,又从里头拿出一双耐克便鞋。

汽车驶入拥挤的车流时,她从车窗扭头向右望去,接着又向左匆匆一瞥。她耷拉着头,埋进双腿之中。等她再抬起头,红色的假发已经脱到了膝盖上,取而代之的是墨黑色的头发,毫不留情地扎成了圆髻。

“你这样子……感觉已经找回自己了吧?”司机问道。

她没有回答,而是冷眼看了他一眼,但是他没有在后视镜与她的目光交会。他知道不该这么做。

巴赫不喜欢闲聊。

而且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她早就已经“找回自己了”。不管怎么说,她偶尔也有喘息的机会。但是她在这一特殊行当里经历越长,改造自己的时间越久——接连改头换面,时而在暗影中徘徊,时而遁形于众目睽睽之下——她就越难以记住自己的真实模样,甚至都不觉得她还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了。

这一局面即将发生改变;她已经对自己立下誓言。

换下假发和靴子以后,她拉上了随身行李的拉链,把它放在座椅旁边,手向下去够脚下的地毯。她的手指触到了地毯边缘,然后一提,将它从维可牢搭扣上抽了出来。

在地毯下面,有一块带闩的地板。她双手拉动闩把,打开了门。

她又坐直了身子,看了看仪表盘,确认司机没有做类似加速的蠢事,并且附近没有巡逻的警车。

随后她再次伏下身子,从地板隔舱里拿出一个硬质箱子。她在密封装置上按下了大拇指。一会儿的工夫,拇指感应器就解开了密封装置。

雇佣她的人可没有任何理由在她的装备上头做手脚。但检查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总比事后后悔强。

她打开箱子,快速地检查了一遍。“你好呀,安娜。”她轻声打着招呼,东西的名字也是她自己取的。“安娜·玛德莲娜[4]”是一支亚光黑的半自动步枪,能够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内发射五发子弹,并且可以在只有螺丝刀的情况下,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组装或者拆卸完毕,堪称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当然,市面上有更新的型号可供选择,但“安娜·玛德莲娜”从未让她失望,在任何距离都有得心应手的表现。有数十人可以为其精度做证——理论说来——包括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名公诉人,此人七个月之前就死在此枪枪口之下,身首异处,还有达尔富尔的一名叛军首领,八个月前,当他盘坐着享用羊排时,脑浆突然迸溅在了佳肴之上。

她在各大洲杀人如麻。她暗杀过将军、激进分子、政治家还有企业家。人们只知道她的性别,并且以她最喜欢的那位古典音乐家的名字来称呼她。还有就是她百分之一百的击杀成功率。

“这将成为你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巴赫。”雇佣她做这个工作的人这么对她说道。

“不,”她纠正道,“这将成为我最伟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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