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无房的80后们，只能以市场价租房住，而且，大部分是合租。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只是从2010年才开始（详见第五章），即使是重庆，要住上公租房，也得排队轮候一些时间。
我一位中学老师的孩子，两年前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在同辈人看来，起薪似乎还可以，超过3000元。但是，她只能跟别人合租——4个女孩住一间，仍是上下铺。她从大学的宿舍里出来，工作了还是住集体宿舍。老师过来探望，看了孩子这种居住状况，心里颇不是滋味。如果回老家县城可以过得很舒适，但没办法，孩子非要来北京闯。
有同龄朋友也许会说，4人一间，可以了，我们是6个人一间；或者是一群人住一大间地下室，阴暗、潮湿，早晨排队洗脸上厕所；或者租住城中村农民违章搭建的简陋平房，因为不会生炉子，冬天冻得瑟瑟发抖，甚至发生煤气中毒。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蚁族”。
我现在才知道，居然出过好几本关于“蚁族”的书，据说同名电视剧也播过了。我不认为“蚁族”的定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是准确的，同等状况的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也应是宽泛的“蚁族”概念的一部分。
2010年3月，我所在报社的记者，分四个小组去调查了重庆棚户区、上海棚户区、北京唐家岭和北京廉租房小区住户的居住情况。调查的重庆棚户区是工矿家属居住区，由于煤矿已无煤可挖，或者是工厂已破产、关闭或重组，原来的工人及其家属又缺乏更好的工作技能，其生活和居住水平你可以想象。无法想象的，请自行搜索相关报道。2010年9月媒体报道，郑州市64岁的退休矿工陈新年，用4年时间在棚户区地下6米深处给妻女挖地下居室，即是这个群体活生生的写照。
上海棚户区，多已让位于外来的打工者居住，包括卖菜的、送奶送报工、餐厅服务员等。你或许曾经路过同类地方，不仅居住条件差，卫生、环境也很差。不过，有少数坚守在危旧房里的本地居民，则是等待拆迁以寻求巨额补偿，他们居住于“蚁族区”却非“蚁族”。
北京唐家岭的情况已被广泛报道。2010年两会后，北京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要求限期完成整治。唐家岭等5个村将申请建设1万多套租赁房，但这并不属于保障房范畴的公租房，而是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租赁房，实行市场调节价。
虽然外来农民工和部分棚户区内的城市低收入者也备受社会关注，但从舆论的焦点指向来看，“蚁族”的语义学内涵，似乎更多是指大学毕业后没工作或收入很低的合租群体。譬如，唐家岭拆迁，被报道最多的是刚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多是80后。
为什么是80后？难道70后无房的合租者就不是“蚁族”？非也。不少70后，甚至60后也是租地下室过来的，可能还有些至今仍跟人合租。但人们更愿意同情80后。也许因为后者更年轻、收入相对更低。80后的大学生“蚁族”，就是更受人关注和同情，这是舆论定势，探讨其中的社会心理不是我设定的任务。
一位地产商跟我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过这些大学毕业生合租住房的样子，他很难想象，在21世纪前10年都快过去的北京，大学生能忍受这样的居住环境。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改善公司员工的福利。
对于部分“蚁族”来说，即使是合租，也逐渐变得困难起来。2010年4月以后，市场上房租突然大涨。
据21世纪不动产提供的数据，此轮楼市调控以后4～7月，北京市的租赁月均签约量达到199万套，同比上升323%。8月、9月、10月仍继续增长。租赁量上升的背后，是租金的持续上涨。从抽样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北京房租平均上涨超过10%。
该机构认为，一般来说，从9月下旬开始，北京租赁市场将进入淡季，预计租金水平会在10月开始回落。由于此前庞大的租赁量过度消耗了租赁房源，使得目前许多区域的租赁房源依旧不足，这使得租金回落的速度很慢。预计全年平均涨幅仍将超过15%，部分学区房涨幅则更大。
租客们可能并不同意这样的涨幅，就像大多数时候人们不认可官方统计数据公布的房价涨幅一样。一位租住北京朝阳门外老旧楼房的朋友告诉我，那里一居室的房租已经从3月的2000元涨到9月的2800元，半年涨幅达40%，合租其中一小间是1350元。抽样统计与现实中的个体感受，总是存在较大差距。
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租上涨已是2010年4月以来全国城市的普遍现象。房租大幅上涨的原因，众说纷纭，最迎合舆论心理却最荒谬的，是说中介机构操纵推动了房租上涨。事实上，北京业务量最大的中介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也不过10%，它无论如何是没有能力操纵租赁市场的。中介机构联手更是无从谈起。在我看来，2010年房租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调控后大量购房需求转购为租，租赁需求大增；可租赁房源减少；业主的收益预期因房价上涨受阻，物价上涨加快，而转嫁于租金；租售比长期畸形，市场自行“恶补”。遗憾的是，2011年1~5月，京沪深房租涨幅再次超过10%。
“蚁族”是房租上涨的主要受害者。房租上涨，“蚁族”们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对等条件。有时，公务员私下出租的房子，会比市场价略低，但要求年付或至少半年付的较多。有时，租客对房子的爱护和整洁程度及交友等情况，会成为影响租金的浮动系数，但更多时候只能仰赖房东的同情和慈悲心。
房租上涨，工资却未必同步上涨。相反，由于很多“蚁族”的工作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可替代性强，薪水议价能力也就微弱。有些“蚁族”只是单纯地希望能保住饭碗而已。有人坚持下来，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好。有人失望甚至绝望，委顿不堪，社会问题由此滋生。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曾出现过这种声音：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为什么不回老家去？有些本地居民，恨不得回到没有“外地人”的世界。殊不知，仅仅三代以前，他们自己的家族也是从外面迁移进来的。有一种荒唐的房价上涨论，就与此相关。
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小范围座谈会上，北京某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讲话中声称，北京的房价就是外来人口抬升起来的。如果全部限制外地人买房，那么，北京房价就会立即下跌。从他讲话的论调看，他肯定是有北京常住户口的。
我听了，实在忍不住。如果这番高论是某个愤青或无能的遗少说的也就罢了，但它居然出自一个所谓教授、专家之口。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当即进行了反驳：我坚决不同意您的意见。没错，投资性需求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力量，其中相当比例的投资性需求并未取得北京市常住户口。但是，如果一位公民在北京连续工作10多年，每年纳税一两万元，也是在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出力，更别提有些创业者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但为北京的就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你居然连他们买房也不允许，这合理吗？按照您这种理论，菜价上涨，也是外地人太多的缘故，是不是要把那些卖菜的外地人全部赶走？
因为“蚁族”们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就认为他们应该离开北京、上海，这种观点不仅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而且，势必最终损害城市本身。很多人都是从租住地下室和平房，从合租走过来的，假如让“蚁族”自我驱逐，这些城市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
“蚁族”的住房问题，按照教科书说的所谓内因决定论，固然主要靠“蚁族”自身的努力，但在房价暴涨多年后的今天，在房租又大涨后的今天，政府是有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