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刀
在古代，刀是执行死刑的主要刑具，而斩首则是古代执行死刑的主要手段，斩首用大刀。但先秦时的死刑有车裂、斩、杀等名目，而那时的斩不是斩首，而是斩腰。执行时，囚犯的身体伏在“椹质”上，刽子手用巨斧砍断其腰。所以，“用大刀斩首是古代执行死刑的主要手段斩”字用“车”作部首，是取和车裂同样将人处死的意思，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不用刀。秦以前也有把人割头处死的做法，那叫“杀”。秦以后，逐渐把“斩”引申为广义的杀，杀头的刑罚便叫做斩首。斩首主要是用斩刀行刑。
秦汉时的死刑有斩、枭首和弃市，但其实际都是斩首。区别是，枭首是指斩首后把人头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弃市是指将囚犯在闹市处死；执行其他死刑（如绞、车裂等）后再把头割下来悬挂示众也叫枭首，所以有时绞和车裂也间接用刀。在闹市执行其他死刑也叫弃市（如三国时曹魏的死刑中弃市为绞刑）。汉和三国时期使用得较多的是斩首，例如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斩首。后魏时死刑叫做“大辟”（这是沿用先秦时称谓），包括腰斩、殊死和弃市三种，其中的殊死就是斩首。从隋朝起直至明清，都正式把斩首列为五刑（笞、杖、徒、流、死）中的死刑之一，处罚的程度在凌迟和绞刑之间。斩首作为一种官方正式执行的刑罚，直到现代才被枪毙所代替。
斩首时，通常情况下是由刽子手把囚犯反绑在木桩上，囚犯双腿跪地，头自然向前伸出，刽子手挥刀从囚犯颈后向前下方猛砍。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附加其他残酷手段。例如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祸时，宰相王涯等人被宦官仇士良逮捕，临刑时，刽子手把他们的头发解开，反系在木桩上，又把他们的手和脚分别绑在木柱上，用铁钉钉牢，然后开刀行刑。当时著名诗人卢仝本来没有参与反对仇士良的政治活动，只因逮捕王涯时，他正在王涯家中，于是他被顺手牵羊，一同被捕，同时赴难。卢仝是秃顶，没有头发往柱子上绑，刽子手就用一颗尖钉把他的后脑勺钉在木柱上。卢仝有个儿子，起名叫“添丁”，原意是为国家增添一名男丁，韩愈还作诗祝贺他说：“去岁生儿名添丁，意令与国充耘耕。”后人附会说，卢仝如此惨死，是“添丁”二字成了谶语，死时竟然在头上添了一颗铁钉。
斩首的行刑者——刽子手，都是些心狠手辣之辈，他们不但要有杀人的胆量，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人的脖颈虽然较细，但因为其中有颈椎骨，所以不用力气就不能一下子砍断。有的犯人孔武有力或身怀绝技，要砍掉他的头并不那么容易，这时刽子手还要采取其他附加手段。例如清初有个名叫阿里玛的武将，因功提升到京城任职，但进城后横行不法，作恶多端，顺治皇帝想除掉他，就派遣另一个武官巴图鲁占将他逮捕，押赴菜市口斩首。囚车走到宣武门，阿里玛说：“死就死罢了，但我是满人，不能让汉人看见我受刑，就在这城门里边把我杀了吧！”同时，他用脚勾住城门瓮洞，囚车竟不能行进。巴图鲁占同意了他的要求，下令在城门里边行刑。在用刑时，阿里玛的脖颈就像铁铸的一般，刀砍不动。这时，阿里玛告诉巴图鲁占说：先用刀割断脖筋，然后再砍，定能奏效。巴图鲁占令刽子手这么做了，才把阿里玛杀死。阿里玛虽不是好人，但他死时够悲壮的了。
阿里玛脖颈像铁铸般
刀砍不动
被斩首的犯人在临刑时一般都难免表现出对死亡的畏惧。例如秦朝李斯，身为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杀人屠城，焚书坑儒，治国平天下，表现得豪气十足；但秦始皇死后，他贪图禄位，委曲求全，反被赵高所执，临刑前，顾对其子曰：想和你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不可得也！说罢父子相抱痛哭。临终暴露出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杀人如麻的隋炀帝被叛军抓住，怕刀杀可怖，让叛军用他的腰带把他勒死，保住全尸。但是，也有一些不寻常的人具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豁达的人文天祥从容就义生情操或傲岸不俗的性格特征，因此他们临刑慷慨激昂、从容自若，其生命在最后的一刻犹能迸发出明亮的火花，甚至让刽子手也感到胆寒心惊。例如：嵇康临刑时，面对死亡，从容不迫，索琴奏一曲《广陵散》，如泣如诉，成为千古佳话。三国时，魏国夏侯玄参与曹爽之谋，被司马懿斩首，“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年四十六岁”。南朝时，庾弘远仕齐为江州长史，贤明有声望，被刺史陈显达处斩之前，他向人要来帽子戴好说：“子路临死结缨，我不能不戴帽子就去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柴市英勇就义，临刑时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然后向南再拜而死。他的表现成为后世忠义之士效仿学习的榜样。明末黄道周在清兵攻破南京后被俘，拒绝投降，开始绝食数日不死，后来清廷决定把他斩首。他临刑立而不跪，刽子手见他身材高大，威风凛凛，举刀时两手发抖，一刀砍下，黄道周仍然昂首不屈。刽子手吓坏了，连忙跪在他面前说：“请先生坐下。”这时黄道周已挨了一刀，颈部鲜血淋漓，他还能点点头说：“可以”。于是坐在凳子上，刽子手第二刀才把他杀死。刀在一些汉奸、叛徒、胆小鬼面前耍尽了威风，但在一些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忠义之士面前却威风扫地，刀还是不杀民族精华为好。
割刀
用刀刑人，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斩首用斩刀，凌迟则用割刀。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死刑之极——凌迟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毙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俗语所谓“千刀万剐”，就是指的凌迟。明代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确切记载，刀数之多，可能是世界纪录。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载刘瑾被刀剐数不准确，实际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
剖刀
斩首用斩刀，凌迟用割刀，剖腹则用剖刀。商朝末年的纣王堪称历史上的暴君之最了一他不仅首创炮烙、烹煮等酷刑，而且首开对大臣剖腹取心的恶例。商朝著名的大臣比干石达开身受凌迟一百多刀。
始终默然不出一声见纣王暴虐无道，就直言进谏，这便触怒了纣王，他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就命令武士们擒住比干，用尖刀剖开腹部，取出那颗还在跳动着的炽热的心。《尚书·泰誓》篇说：“剖贤人之心”，《庄子·盗跖》篇说：“比干剖心”，《庄子·胠箧》篇说：“龙逢斩，比干剖”，《荀子·正论》篇说“刳比干”，都是指的这件事。纣王还随便将孕妇剖开肚子，取出胎儿，观看是男是女，以此为乐。
东汉，还有一个自我剖腹的事例，这肯定是刚烈之人做的事。据《太平御览》卷371引谢承《后汉书》说，济阴人戎良，字子恭，十八岁时在某郡守府衙中做吏员，他容貌俊美，太守诸葛礼很喜欢他，让他做文书工作，其他吏员妒忌戎良，造谣说他和府中的一名美艳婢女私通，诸葛礼竟然听信了谣言，怀疑戎良。戎良感到冤屈，又无法自明，就在诸葛礼面前用尖刀割开腹腔，掏出肝肠，让太守看自己的一颗赤心。戎良秉性正直刚烈，容不得谣言的污谤，演出这幕骇人的惨剧，诸葛礼即使相信了他的清白，但他的生命已无法挽回了。佼佼者易污，直刚者易折，戎良有之矣。
后世人们谈及纣王，无不谴责其凶残暴虐，但也有少数统治者欣赏、效法纣王的残忍的。例如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就是一个桀纣式的皇帝。他年纪轻轻，杀人成癖，哪一天不杀人就会感到怏怏不乐。每次出行时，卫士们都带着大棍，长短粗细各有名号；还有钳凿锥锯等刑具不离左右，击脑、棰阴、剖心等酷刑随时强加于人，每天都有数十人受到各种刑具的折磨而送命。有一天，刘昱闻到游击将军孙超口中用尖刀剖腹有大蒜味，就令武士将孙超的肚子用尖刀剖开，看他有没有吃蒜。一位将军就这样随便死在刘昱的剖刀之下。还有一次刘昱出行，遇见一名孕妇，就让人剖开她的肚子观看胎儿的性别。御医徐文伯在旁，想救这位妇女，就说：“不必剖腹，我已知道，她的腹内是双胞胎，一男一女。”刘昱坚持要剖开一看，徐文伯说：“如果使用尖刀，胎儿会发生意外的变化，不如让我给她扎一针吧。”于是就用银针扎孕妇的泻足、太阴等穴位，两个胎儿顺利地生了下来，母子三人的性命才得到保全。
和刘昱的恶行相似的，还有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有一天，他出游沈公城，百姓们都被驱赶撵跑，一位妇女将要临产，不能走路，只好呆在家中，萧宝卷发现了她，就令人用尖刀把她剖腹观胎，以满足他的兽欲。又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也有这样的恶行，她生性残忍而妒忌，看见宫中其他宫女或妃嫔怀孕，就用戟向她的腹部投掷过去，戟刃把肚皮划开，胎儿和戟一同落在地上，这位怀孕的宫嫔自然也就没命了。
五代时期，闽主王曦和宋后废帝刘昱是一路货色。他见学士周维岳身体矮小而特能饮酒，感到新奇，就询问左右的人，有人回答说：“酒入腹后进的是别肠，所以不能以一般人的身材高低胖瘦来估量。”王曦即命令武士剖周维岳腹，一定要看看他的“别肠”有多大，能盛这么多酒。左右的人启奏说：“把周维岳剖腹，他一定会死，那么就没有这样好酒量的人陪陛下饮酒了。”王曦怕失掉酒友，这才放过了周维岳。
历史上，用尖刀剖腹的做法还常常用于惩罚冤家对头，剜取他的心来祭奠自己一方的死难者。例如五代时，润州守将周宝被牙将刘浩赶走，奔常州，刘浩拥戴薛朗做统帅；越王钱譬蓆派杜棱等攻常州，周宝被救回，不久病死。后来，杜棱等攻润州，赶走刘浩，擒获薛朗，用尖刀剖出他的心来祭奠周宝。五代后晋时，张彦泽残害百姓，曾将张武剖心断手刖足处死，激起民愤，后来耶律德光把他擒拿，派高勋监刑处死他，高勋就用尖刀剖张彦泽之腹，剜其心而祭奠死者。宋代，军队中将敌方俘虏剖腹取心的做法习以为常，所以在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高宗赵构下诏禁止军队中使用挖眼、剖心等刑罚。但在元代，仍然有人这样做。例如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田丰、王士诚等人刺杀察罕帖木儿，占据益都，同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收复益都，杀田丰、王士诚，用尖刀将他们剖腹取心以祭奠察罕帖木儿。
比干被剖腹取心古典小说中常写有剖心祭奠死者或报仇雪恨的情节。例如《水浒传》中武松把潘金莲剖腹后取出心肝祭奠哥哥武大郎；花荣把刘高剖腹取心献给宋江；李逵把黄文炳零割后剜出心肝为宋江报仇，等等。《水浒传》还写有如何剖腹取心的具体细节，也有参考价值。第三十二回中，燕顺、王矮虎等人抓住宋江，要用他的心做“醒酒酸辣汤”，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小说的内容是现实的反映。宋代，由于此类事件相当的多，所以一般的人提起剖腹剜心的事便谈虎色变。当时还曾有人利用人们对剖腹取心的恐惧心理耍弄一些小计谋。如宋太宗时，宫中有一名宫女有一天偷偷翻墙逃跑被抓获，按照当时有关律令应该杀头，可是太宗赵炅态度暧昧，好像有不想杀她的意思。有个太监叫刘承规，善于体察人意，为人机智明敏，宫中都叫他刘七，他看出太宗的矛盾心情，就启奏说：“奴才认为此人不应姑息。皇上要是不杀她，以后宫人还会逃走。请陛下把她交给奴才处治，我把她的心肝取出来呈上。”太宗知道了他的意图，就答应了。刘承规当着太宗和众妃嫔的面将那位宫女带走，悄悄地把她安置在附近一个尼姑庵暂住，不久又派人送她到远方，嫁给一户合适的人家过日子去了，而另外派人杀一头猪，取出一副猪的心肝，趁热用盒子装起来呈给太宗，说是那宫女的心肝。六宫妃嫔见了都误以为是真的，就围着盒子痛哭起来，既悲哀，又恐惧。太宗打开盒子看了一下，立即命令刘承规带走埋葬，并赏给承规五锭银子压惊。从此宫女们都谨守宫规，再未发生过逃亡的事件。刘承规的做法是够聪明的，他既秉承了皇帝的意图，又营救了一个可怜的宫女。世上还是好人多。
斧、钺、椹质
先秦时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不是后代的斩首，而是腰斩。斩首用刀刃，而腰斩用斧钺。“斩”字用“车”作部首，是指它的本义与车裂相同，都是使人的肢体分裂；偏旁为“斤”，就是斧头，指行刑时用斧或钺。钺是大斧。《周礼·秋官·掌戮》篇的注解说：“斩以斧钺，若今要（同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这里把斩和杀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
先秦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指腰斩。例如，《庄子·胠箧》篇云：“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这里的“斩”即“腰斩”。再如《韩非子·说疑》篇列举了夏代关龙逢、商朝比干和春秋时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冶、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等六人都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国君，或被杀，或自杀，“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又鲁定公十年（前500），鲁与齐两国之君在夹谷会盟时，倡优和侏儒上前演戏，孔子认为不合礼节，向齐国提出抗议，齐国国君不得不让有司依法惩办优人等，使他们“手足异处”。以上三例所说的“手足异处”，显然指的腰斩，因为斩首不会先秦处死人多用腰斩手足异处的。
远古腰斩使用的刑具叫做铁质。铁即大斧；质或写作吽，或称椹质、谌吽等，即用斧砍人时下面垫的木砧。《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君不忍加之以铁吽”的话，前人注曰：“铁吽，要（腰）斩之罪。”《战国策·秦策》记载范雎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腰）不足以待斧钺。”此语谓他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纤细的腰经不住斧钺一砍，所指的处死方式分明是腰斩。又《汉书·项籍传》中的“孰与身伏斧质”一句后颜师古注解：“质谓呏也。古者斩人，加于呏上而斫之也。”从颜氏的注解可以看出，腰斩在行刑时，人伏在砧板上，刽子手举斧砍断其腰，这斧与质是分离的两件东西。后来，这一套刑具发展演变为用轴连在一起，铁演变为铡刀，质演变为铡墩。所以，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将“铁”释为“抁斫刀也”，即铡草的刀。《汉书·戾太子传》载“不顾斧钺之诛”，注解说：“铁所以斫人，如今之抁刃也。”王菜友更明确指出：“抈，今谓之铡；铡床，古谓之椹质，又谓之稿砧。”铁质演变成铡，可能是汉魏问事。后来小说、戏剧中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犯人处死用的铜铡，行刑时犯人被平放于张开的铡口上，从腰间铡为两段。如包公下陈州铡了四国舅、在开封府铡了驸马陈世美、后来又铡了亲侄儿包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根据传说编撰的，事实无考。但这种类似铡人的做法确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腰斩。不过远古的刑具不叫铡刀，而叫斧质罢了。
从春秋时起，腰斩的刑罚常被使用。商鞅在秦变法时，曾明文规定对百姓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邻家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斩，难以统计，史载商鞅在渭水河边处决囚犯，死者的鲜血把渭河水都染红了。商鞅当时从中原跑到秦国辅佐孝公变法，他以峻法严刑理国，深刻有余，德化不足，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余毒自商君始。李斯是秦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谏阻《逐客令》，为秦收留了大量人才；曾任廷尉平理一国狱讼；主郡县反分封、确立专制，献焚书坑儒之策。秦始皇死，迎合赵高，改皇帝遗诏，杀公子扶苏。秦严刑峻法，始于商鞅而炽于李斯，秦二世而亡，李斯难辞其咎。秦二世二年（前208），奸人赵高将李斯腰斩于咸阳，刑前，面对斧质李斯和其子还在憧憬悠闲的田猎生活，后相抱大哭，极哀。扫天下、灭六国的豪气荡然无存，成了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李斯父子刑场大哭再例如汉代的晁错也是加之以斧吽，受腰斩之刑，但他在斧钺面前却死得悲壮。晁错是西汉文景时代的大政治家，早年学申商刑名之术。以文学任太常掌故，不久任太子舍人，迁博士，升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刘启，号称“智囊”。
汉文帝时，北方匈奴侵扰边境、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晁错先后上疏言兵事、徙民实边、守边备塞和劝农力本等问题，言之有据，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少意见被采纳，不久升太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和更改法令，所言多能切中时弊，以此深得汉文帝的赏识。
文帝崩，景帝立，擢升晁错为左内史。不久，即升迁为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他受到汉景帝的信任，力求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听说晁错的奏疏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特意从家乡赶赴京师，力劝晁错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敌招怨。对于父亲的肺腑之言，晁错却不以为然，明确回答他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不禁叹息曰：“刘氏安，而晁氏危矣。”随即饮毒自杀，说：“吾不忍见祸及身。”
晁错父亲的反对和自杀，并未动摇他削藩的决心。汉景帝根据他的建议，先后削赵乇遂长山郡、胶西王印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并准备削夺吴王刘濞的晁错因变法而遭腰斩封地。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诛晁错以清君侧，而终于爆发了武装叛乱。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为来势汹汹的叛乱深感不安，误听袁盎对晁错的诽谤，并拜盎为太常，出使吴国；同时授意中尉、廷尉等官员劾奏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根据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竟然判处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结果晁错还穿着朝衣，而被加诸斧质腰斩于东市。史载商鞅面临逮捕，逃回封地举兵反抗，落得一个谋反的罪名而被车裂，并临死对他的变法有点后悔：“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说明他只知贪功名之小利，而疏忽殉道之大德。李斯怀名利之欲，投虎狼之国，添油煽风以助暴秦，杀人惟恐不多，刑人惟恐不狠；待斧钺加身，觳觫栗颤，哭天叫地，不亦迟乎？李斯之举和村妇弱女何异？在斧钺的考验面前，李斯没有政治家的气度，而是投机商人的自暴自弃。晁错临刑，什么话都未说，无声是最强的抗争。西汉“文景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的盛世，竟然出现这样大的冤案，汉景帝愧对晁错的忠心。也说明盛世也有阴暗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如李斯、商鞅之属临终才显露出他们的真实心态。“文革”中，“三家村”中邓拓跳楼、历史学家翦伯赞吞药自尽，死后手里都握有“死而无怨”的纸条，这说明有一种比斧钺更厉害的东西能把人的灵魂扭曲。
秦朝末年，刘邦、项羽争霸，韩信开始离楚归汉时，还很不出名，有一次因犯军法当受斩刑，一同被判死的十三人先斩过之后，轮到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何为斩壮士！’”细观文意，说明韩信一定是躺在砧板上了，他才有“仰视”这个动作，可见当时的“斩”是指腰斩。汉代还有两人与韩信有相似的遭遇。一个是张苍，他曾因罪当斩。而且已经“解衣伏质”，王陵在旁边看见他身材高大，皮肉白嫩，认为他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就在刘邦面前替他讲情，而没有斩他（《史记·张丞相传》）。另一个是王訢，他在任被阳县令时将被绣衣御史暴胜之处斩，“伝已解衣伏质”，也是因“仰言”一番，暴胜之听他言语豪壮，才赦免了他。从张苍、王伝的情形看，那时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上身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然后才斧钺随之。
汉代以后，只有北魏承袭汉制，法律明文规定有斧钺之刑（即腰斩）。直至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对不肯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滥施淫威，也有在法令之外使用过斧钺之刑。著名诗人高启在入明后对朝政有所不满，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时辞官不就，回到原籍吴淞江畔的青丘隐居，以教书为生。有一次，他作了一首《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中对宫廷生活寓有嘲讽之意，朱元璋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有心惩治他，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后来，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知遇，把全家迁至郡城居住。魏观在府衙大兴土木，有一天高启为他作上梁文，文中对朝政又进行了讥讽。朱元璋得到爪牙们的密报后，就下令将高启逮捕法办，加诸斧质腰斩于南京。朱元璋这个当过和尚的农民皇帝，由大杀功臣，到屠杀知识分子，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狂。
车（马、牛）
车作为刑具，是因为中国古代有车裂的刑罚。所谓车裂，就是把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马车上，套上马匹，向不同的五个方向拉，这样把犯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称为车裂，一般的马车，这时便成为刑具。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是五匹马或五头牛来拉，同样可以把人的肢体分成五块，所以车裂又称为五马分尸或五牛分尸，因此执行这样刑罚的马、牛也是刑具。
绳、帛
绳、帛是绞刑的刑具。绞的本意，是一种绳带的名称，《仪礼·丧服》传：“绞带者，绳带也。”唐贾公彦疏：“以绞麻为绳作带，故云绞带也。”魏晋以前，上吊自尽称为缢或雉经，被他人勒死者称扷或缚杀，律法中并无绞杀处死的方式。绳、帛作为致死人的物件，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左传·哀公二年》有：“绞缢以戮。”《说文》：“绞，缢也。”又曰：“缢，经也。”《释名》：“悬绳曰缢，缢阮其颈也。”《秦简·封诊式》中有“经死”，为以绳悬吊而死。可知经即缢，亦即绞也。把缢死作为惩治人的刑罚，今世学者一般都认为它始于《左传·哀公二年》的那条记载。但在这之前，人们早已把自缢作为一种自杀的方式。如晋献公时，太子申生受骊姬迫害，于公元前656年12月自缢于新城（今曲沃）。《国语·晋语二》记载了这件事：“申生乃雉经于新城之庙”，雉经即自缢。
但是从春秋、战国经秦、汉直到魏、晋，都还没有把绳、帛之刑列入朝廷颁布的正式法律条文。将绳、帛之刑列入法典始于北魏。神扽四年（431），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改定律令，规定死刑有斩、绞、腰斩、隋朝将绞刑作为死刑的主要方式车裂和沉渊等（《魏书·刑法志》）。北周、北齐承袭北魏刑律，都把绞作为死刑之一。北周规定死刑有五种：一罄，二绞，三斩，四枭，五裂。“罄”又作“磬”，也是绞刑的一种，执行的办法是用绳索套住人的脖子将人悬挂起来，就像古时的乐器磬那样悬挂着。“磬”作为刑罚的一种早在周代已有，《礼记·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郑玄注解曰：“悬缢杀之曰磬。”北周明确地把“磬”与“绞”分为两种，说明它们在执行时是有区别的，虽都是绳刑，一个要吊起勒死，一个则不必吊起。当时对犯什么罪应当处以绳刑有具体的规定，如建德五年（576）春正月诏令，私自铸钱者要以绳刑绞缢处死。北齐规定死刑分车裂、枭首、斩、绞共四等（《隋书·刑法志》），有意思的是北周把绳刑看得最重，排列最前，而北齐则把其视为最轻，位列最后。
隋代，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颁定新刑律，废除前代的鞭扑、枭首、车裂等酷刑，定死刑为斩与绞二等。此后各代相沿，绞刑遂定为正式的官刑。与斩首相比，绞刑是人们公认的轻一等的死刑。因为斩首使人身首异处，腰斩使人手足异处，车裂肢解、凌迟刀割等更使人身体破碎，而绳刑绞缢能使人保留完整的尸体；同时，施用绞缢绳刑时，由于绳索紧勒人的颈部动脉，犯人能在短暂时间内死亡，因而痛苦程度较凌迟、车裂为轻。所以，绳刑绞缢的设置较为符合人道主义，近现代世界上不少国家执行死刑单用绳刑绞缢，道理即在于此。
隋文帝废除的酷刑，时间不久隋炀帝杨广又都把各种酷刑恢复了起来。杨玄感谋反，兵败被擒，叛军们有的被车裂，有的被枭首，有的被截断手足，有的被乱箭射死。但是，隋炀帝的残酷镇压并未压服农民起义和反抗力量汹涌澎湃的发展。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无法收拾时局，逃到江都后，愈益荒淫无度。宫中立百余房，各房置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轮流做主人，隋炀帝与萧后率侍女千余人就房饮酒，杯不离口，昼夜昏醉。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隋官煽动卫士，得数万人，攻入宫中。隋炀帝仓皇换服装逃至西阁，被叛军捕获。叛军们拔刀监视，隋炀帝问，我犯了什么罪？叛军们说，你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说无罪！隋炀帝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华，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今天的事，为首是谁？叛军们说，全国同怨，何止一人。隋炀帝承认对不起百姓，还算是临死时认了罪。他要求饮毒酒自杀，叛军们不许。隋炀帝见叛军们大刀寒光逼人，怕刀杀断头，身首异处，便自解巾带给叛军们，要求绳杀。这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民贼就这样被处绳刑缢杀而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例，统治者们制定刑罚来对付百姓，有时这些刑罚偏就又轮到他的头上，商鞅是这样，李斯是这样，隋炀帝更是这样。看来，统治者也得悠着点为好！
唐德宗时，刑部侍郎班宏言建议将绞刑和斩首改为重杖处死，被批准实行。于是，当时被判死刑的人，先行杖，有的杖一百，有的杖六十，这样将人活活打死。重杖处死的犯人受痛苦时间长，而且打得身体血肉模糊，形状凄惨因此这比绳刑绞缢而死更残酷，过了不久，重杖处死代替绳刑绞死的做法即被废除。
宋代，绞刑和斩首并用，该绞该斩都须严格审判。有的官员判定绞刑的人数比判定斩首的人数还要多。神宗元丰年间，河中人刘勃自南京军巡官代还，他自言在任期内判定绞刑二百六十人，而判定斩刑仅六十人。宋代和唐代一样，还规定被判为绞或斩的犯人可以交纳铜来赎罪，交纳的数量为一百二十斤，宋代除交铜之外，还要另加决杖一顿。虽然如此，当时仍有不少的犯人因交不出这些铜而被绞死。
辽代，绳刑绞缢仍然是死刑的一种。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四年（1124）五月，金兵攻克燕都，宰辅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等人降金，燕都百姓流离失所，前去依附平州留守张攷。张攷采纳翰林学士李石的计策，派部将张谦率领五百余骑兵，把左企弓等人召集到滦河西岸，历数他们降敌的罪行，然后把他们绳刑绞缢处死。金代的死刑仍然为斩、绞两种，也可以交铜来赎免，但交纳的数量为二百四十斤。
元代无绞刑，明清两代列绞刑为死刑之一，这和唐、宋、辽、金都是一样的。明代对绞刑的判定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正统八年（1443）大理寺议定，对盗窃犯初犯者在右臂刺字，再犯者在左臂刺字，三犯者要处以绞刑，此议经皇帝批准实行。明朝末年爆发了李自成农民大起义，1644年3月开始围攻北京，明城外三大营士兵皆溃降，3月18日太监曹化淳开彰仪门投降，崇祯帝急鸣钟召集百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官会议，无一人至。崇祯见大势已去，杀死妻子儿女，于3月19日黎明，和太监王承恩同缢死于宫内万寿山（煤山）山亭。崇祯帝曾监处死郑鄤的凌迟刑，说明他的凶残，事隔五年，在农民大起义的汹涌波涛中投缳自尽，这难道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
清代判定绞刑和其他死刑一样，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同为死刑，或斩或绞也需要严加区别。如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场案发，刑部审理后判定正主考方犹应斩首，副主考钱开宗应处绞，同考官叶楚槐等应流放尚阳堡，结果经皇帝亲自批复，将方、钱二人俱斩首正法，同考官叶楚槐、周霖等十七人都绳刑绞缢处死。圣旨下后，立即执行。
绳是绞刑的主要刑具，但实施刀刑斩首、凌迟，实施斧刑腰斩和实施车刑车裂都需要绳捆索绑后，才可行刑，所以，绳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刑具。
水
把河水作为惩罚人的刑具，春秋时就已采用。晋国的赵简子曾把鸾徼沉入河中，以示惩罚。赵简子对别人说：“我爱好声色，鸾徼立即给我送来歌女舞姬；我爱好宫室台榭，鸾徼很快给我建好亭台楼阁。但是，我喜爱有才能的仁人志士，鸾徼却没有为我选中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助长我的过错而损害我的善行，要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赵简子的做法，意在惩治谄佞之徒，鸾徽被沉河也算是罪有应得。鲁成公十一年（前580），晋国的郤犨向鲁国的声伯求婚，声伯强行夺取施氏的妻子嫁给郤犨。施妻和郤氏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郤氏病死，晋国人把施妻送还鲁国，仍归施氏，施氏就把郤氏的两个儿子沉到河里淹死。若将上述两例加以比较，可以说，施氏的做法，处理的是本家族的私事，沉河属于私刑，而赵简子的做法则带有官刑的性质。不管官刑、私刑，河水作为刑具的属性则很清楚。
弓箭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战争时用箭射的方法把人处死，弓箭就成为刑具了。
据史料记载，弓箭作为刑具杀人辽代将弓箭射杀列入刑法，最早始于汉代。汉元帝初元年间，王尊任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县令，该县有个妇女控告她的义子不仁不孝，说这位义子竟然要以她为妻，若不顺从就遭毒打。王尊审理此案，派吏役调查属实，就将那义子逮捕，吊在树上，王尊亲自监刑，派五百名骑士张弓搭箭，乱箭把他射死，以示惩戒。官吏和百姓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惊骇。至南北朝时，也有用箭射人的记录。例如南朝宋元徽年间，后废帝刘昱凶残无道，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当时仕宋为中领军，刘昱很想除掉他。有一年夏季，天气炎热，萧道成袒胸露腹躺在府中树阴下睡午觉，刘昱不经侍卫通报，径自来到院内。他见萧道成睡得正熟，就用笔在萧道成的肚子上画了一个箭靶。这时萧道成也被弄醒了，刘昱就让他站在厅中，自己站在稍远些的地方，张弓搭箭，瞄着他肚子上的靶准备发射。萧道成在这紧急关头神色不变，施礼打躬说：“老臣无罪。”刘昱的侍从中有个名叫王天恩的进谏说：“萧领军的肚子大，作为箭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陛下一箭就把他射死，以后还怎么射呢？不如改为雹箭来射他。”雹箭是一种不带铁箭头的演习所用的箭支，不会伤人，王天恩用这番话巧妙地使萧道成化险为夷。刘昱果然采纳了他的主意，叫人取来雹箭，搭在弦上，一箭射去，正射中萧道成的肚脐眼。刘昱非常高兴，大笑道：“你们看我的箭法怎么样？”众人谁敢扫他的兴，只得随声附和。后来，刘昱又叫人用木头刻成萧道成的肖像，在木人的肚皮上画出箭靶，他令侍从们都用箭来射。刘昱的所作所为正是一种虐待欲和报复欲的发泄，这也是他年幼无知的表现。俗话说咬人的狗不露齿，像刘昱这样一直张牙舞爪，肯定是咬不住人的。所以他最终未能将萧道成置于死地，而他自己却在十五岁时就因其施虐过分被身边的侍从们杀死了。
历史上用弓箭射人的暴君酷吏又何止一个刘昱？唐初，唐太宗的第五个儿子李祐占横行不法，他的长史权万纪经常直言进谏，李祐特别忌恨他，贞观十七年（643），权万纪奉诏入京，李啣派亲信燕弘亮追至途中，用箭把他射死。李祐的行动还有点遗传基因在里头，而且和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李世民为了和他的兄长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先发制人，率尉迟恭等伏兵玄武门，发动政变，世民射死太子建成，尉迟恭杀齐王元吉，击溃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并杀建成、元吉诸子，夺取了帝位，这就是有名有“玄武门之变”的故事。不过李世民是明君，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对于他的射兄杀弟的过错也就不过多追究了。武则天时，和亲使者杨齐庄和另外一名官员段瓒被匈奴拘禁，段瓒约杨齐庄一同逃走，杨齐庄害怕事情不成而遭祸，段瓒便先逃了回来，受到武则天的奖赏。不久，杨齐庄也回到京师，武则天怀疑他通敌，传旨让王懿宗审理此案。王懿宗是最出名的酷吏，他主张将杨齐庄处死，并得到武则天的准许。于是，王懿宗把杨齐庄带到洛阳天津桥南，截断手足，高吊起来，命令段踬用箭射他。段瓒三发三中，接着又有人取箭射他，也射中他的身体。王懿宗又命令诸司百官都一齐用箭射他。一刹那，杨齐庄的身体中了数十箭，像只刺猬似的，但他的嘴唇仍在微微翕动，好像还有一口气。王懿宗又命把杨齐庄放下来，用刀刺入胸膛，再向下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杨齐庄这才死去。
到了辽代，才把弓箭作为一种刑具写入法律条文。辽代刑法规定，有一种处死人的方式叫“射鬼箭”，就是乱箭把人射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七年（913）六月，养子涅里思参与叛乱，太祖下令用鬼箭把他射杀。天赞二年（923），太祖讨平叛贼奚胡损，将他擒获，也以射鬼箭处死。天显十二年（937），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云州北将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射了鬼箭。乾亨二年（980），辽景宗耶律贤驾幸南京（今北京市），将擒获的敌方俘虏也射了鬼箭。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四年（986）五月，辽国俘获了一批宋朝的官吏和百姓；同年十二月，俘虏一批宋朝士兵；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主亲自南征，俘获了数名宋朝间谍；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俘获党项族的斥侯，等等，统统以射鬼箭处死。还有，辽穆宗应历七年（957）四月，女巫肖占进献益寿延年的药方，并说煎药时必须用男人的胆汁作配剂，穆宗耶律璟按方服药，几年间为取胆汁杀死许多人。后来，穆宗发觉这是骗人的把戏，就命令逮捕女巫，把她乱箭射死。辽代统治者是游牧出身的少数民族，擅长骑射，因而爱用射箭的方法将人处死，这不奇怪，但在汉民族统治的朝代，乱箭射人的做法依然被采用，如各代在军队出征时取一名死囚犯来“射鬼箭”，作为祭旗的仪式，显然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
明朝也有箭射的事例。例如明初洪武年间，叶伯巨上书言事，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竟然要亲手用弓箭射死他。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载，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下旨开拓西内皇城，大兴土木，刑部主事郭循极力进谏，宣宗不听，命令武士把郭循用毡包裹起来，抬到宫中，亲自审问。郭循不肯屈服，慷慨申辩，宣宗大怒，就取来弓箭射中郭循的头部，血流满面，之后又把他下锦衣卫监狱，直到宣宗死后才释放。
和用弓箭将人射杀的做法相似的，还有用弹子打人的做法。例如春秋时，晋灵公夷皋奢侈而暴虐，他聚敛民财建造百尺高台，雕墙画栋，极尽华丽，他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子击打台下过往行人，看着人们惊慌走避，则以此为乐。三国时，魏国的齐王曹芳也喜欢用弹子打人，他看朝臣令狐景不顺眼，就用弹子打他的头部和眼睛，令狐景竟然任其击打，不肯躲避。清商丞庞熙直言进谏，曹芳又用弹子打庞熙。《太平御览》卷349“兵部·箭”引《晋安帝纪》说，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时，琅玡内史孙无终为人贪暴，姬妾中有人违背他的意旨，他就取弹子打她们的脸。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喜游猎，善击弹，左右手都能发射，发则必中，他常用弹子随意打人，军中将士们都怕他。北齐时，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时，也曾仿效当年的晋灵公，建高楼，在楼上用弹子打人。唐初，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也很无赖，他任金州刺史时，每逢农忙季节就带领侍从到乡间游玩，一路上招风惹草，看见行人就取出弹子击打，行人纷纷躲避，李元婴则纵石虎用弹子打人情大笑。这些用弹子打人的事例，完全是这些虐待狂的残忍意识的肆意发泄，根本不受法制、法规的约束，同前所述随意用箭射人的情况一样，只有封建专制时代的统治者才能如此为所欲为、大胆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