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破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阖间以越不出兵跟从他伐楚为罪名，兴兵伐越。越王勾践领兵迎击。两军在今浙江嘉兴市西南交战，结果吴军被打得大败，阖闾一只脚的大拇指也被越人击伤了。吴国只好收兵而回。
阖闾受伤后一病不起。但这时吴王还没立太子，他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便开始考虑立太子的事。伍子胥也很为这事犯愁。他希望阖闾能有一位好的继承人，使他千辛万苦辅佐阖闾创立的功业能得以保持。正在这时，夫差来求助伍子胥，说：“父王想立太子，除了我，还有谁更合适呢？父王十分信任您，这事就全听您一句话了。”伍子胥从平日对夫差的了解，认为他在诸公子中，确实是立太子的理想人选，就决定帮助他，于是他对夫差说：“大王还未拿定主意，我这次进去一说，就将决定了。您就放心吧。”恰巧在这时，阖闾召伍子胥进去商量立太子的事，伍子胥便乘机对吴王说：“我听说，王业的废坏，往往是由于后继无人；王业的兴盛，则在于能够选立贤嗣。依我看，要立太子，诸子中没有比夫差更合适的了。”阖闾却说：“我看夫差愚蠢而又缺乏仁慈之心，恐怕不能继承吴国的大业。”伍子胥说：“夫差待人诚信而又友爱，恭行正道而又敦守礼义。父死子代，经书上早有明文。请立夫差为太子，不要再犹豫了。”阖闾对夫差这个人选虽不太满意，但经不住伍子胥的反复劝说，又基于对伍子胥的信任，心想也许自己对夫差的看法不正确，而伍子胥的看法才是对的，于是就同意了伍子胥的意见。他对伍子胥说：“立太子的事，我就听从您的意见了。”夫差就这样被立为太子。阖闾立太子后不久就死了。临死前，他把太子召来问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父之仇了吗？”夫差立即肃然正容回答说：“不敢忘！”这实际上就是要夫差为自己报仇。
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在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积极准备伐越报仇。经过三年的准备，到了周敬王二十六年春，夫差亲率大军，举行大规模的伐越战争。吴军在夫椒（今浙江绍兴）把越军打得大败，越王勾践只带五千人逃奔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吴军把会稽山团团围住。越国灭亡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
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越国君臣经过紧张的谋划，决定卑躬屈膝，向吴国请和投降，只要能求得生存，就不惜一切代价，然后再作将来的打算。他们还通过贿赂，买通了太宰伯嚭；伯嚭答应帮助吴国说服夫差同意媾和。这样，在越国极其谦卑的言辞恳求下，加上伯嚭的竭力怂恿，也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夫差急于北上伐齐，进而争霸中原，也想尽快了结越国的事，因此夫差决定接受越国的求和。
这时，只有伍子胥看到了同越国媾和的巨大危险，因此竭力反对，而主张乘胜前进，将越国彻底消灭，免遗后患。他劝夫差说：“千万不可接受越国的求和！越国和吴国是仇敌之国。吴越二国周围有三江（指吴江、钱塘江、浦阳江）环绕，二国的人民没有别的地方可迁徙，有吴就没有越，有越就没有吴，这种势不两立的局势是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的。我听说，陆生者居陆，水生者居水。北方中原地区的国家，我们攻打他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却不能居住他们的土地，不会乘坐他们的车辆；对于越国，我们战胜了他们，却能够居住他们的土地，能够乘坐他们的舟船，这也正是我们攻打越国的利益所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王一定要把越国灭掉！否则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伍子胥还举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夏朝时候太康失国，被有穷氏的后羿夺取了政权。后羿又被他的部下寒浞所杀，帝位又被蹇浞所篡夺。太康和他弟弟仲康在外逃中不久都死了。仲康的儿子名叫相，便去投靠斟灌（今山东寿光县东北）、斟郡（今山东潍坊市附近）两个夏的同姓部落。寒浞夺得帝位之后，便大力消灭夏的残余势力。他出兵灭掉了斟灌和斟郡，并杀死了相。当时相的妻子正怀着儿子少康，她从一个墙洞里钻出去逃跑了。她跑回了自己的娘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县境），生下了少康。少康在有仍氏长大成人后，便积蓄力量，努力要恢复夏王朝。后来终于灭掉了寒浞，重新恢复了夏的统治。现在我们吴国远不如过去的寒浞强大，而现在的越国却比过去的少康要强大的多。说不定上天还会使越国重新振兴起来，到那时再想制服它，就很难了。我国介于蛮夷之间，却要保存敌人，以使其强大，用这样的方法来求取霸业，必然是行不通的。”但无论怎么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夫差就是听不进去，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
伍子胥见过夫差出来后对人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繁衍积聚，用十年的时间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殿恐怕就要变成沼泽了！”
根据吴越两国的媾和条件，勾践应和他的大臣随夫差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周敬王二十六年五月，勾践留文种守国，自己带着范蠡等大臣来到了吴国。夫差把他们君臣密闭在宫中，让他们做苦役。勾践君臣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切隐忍，逆来顺受，才有可能求得吴王夫差的宽宥和赦免，从而获得一条生路。因此他们表现出毫无怨言，一切恭敬从命的样子。夫差见此情景，果然很高兴。
只有伍子胥时刻为此忧虑。他认为勾践君臣一天不除，隐患就存在一天，而且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的祸害。因此，他总想找机会劝说夫差杀了他们，以斩除祸根。这一天，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劝谏夫差说：“从前夏桀囚禁了企图反叛他的商汤而不诛，商纣王囚禁了企图反叛他的周文王而不杀，结果时机一过，天道反复，转福成祸，商汤反而杀了夏桀，周武王反而灭了商纣。今天大王您既然囚禁了越君而又不诛，我以为大王是受他们君臣假象的迷惑太深了，这就很难保将来不遭受夏、商那样的祸患。”这一说，夫差倒似乎有些醒悟了，便下令把越王召来，他要亲自盘问盘问。
勾践见了夫差，表现得极为谦卑恭顺。经不住勾践几句好话一说，夫差的心又动摇了，便决定把他关押进石室，先不杀。于是伍子胥又劝谏夫差说：“我听说想成就王业的人攻打敌国，战胜了，就要把敌国的国君杀掉，因此没有怕遭报复的忧虑，从而也就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免除了祸患。现在越王既已被关进石室，应该早下决心除掉他。否则，以后必将成为吴国的大祸患。”但这时伯嚭却在一旁说：“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回来后燕君送他，不觉送入了齐国境内，齐桓公便将燕君所到之地都割给了燕国，齐桓公因此而被世人所称颂。当年宋襄公同楚国作战，一定要等楚军渡过了泓水，摆好了阵势，才下令开战，因此人们称赞他讲道义。取得成功的能够留下美名，遭受失败的也有德义可称颂。现在大王能赦免越王，功名就超越前代的圣王了。”夫差听了他们俩人的话，一时犹豫不决。当时他身体不好，正在生病，便说：“这事先放一放吧，等我病好了再说。”
勾践这时感到形势对他很不利，是否能免除一死，并进而逃脱虎口，还命运难卜，因此他内心非常不安。他的谋臣范蠡却安慰他沉住气，并向他献计，让他趁夫差生病之机，进一步向夫差表现自己的忠顺和赤诚之心，以感动夫差，这样来求得夫差的信任和赦免。于是勾践依计而行，通过伯嚭，以求探视夫差的病，并亲尝夫差的粪便。这一下确实让夫差感动了，以为勾践真的是赤心待己，所以当他病好之后，便决定赦免勾践。
夫差为庆贺自己身体康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特请勾践参加，让他面朝北与己对面而坐，并要求群臣对勾践以客礼相待。勾践在酒宴上为夫差举酒祝寿，称颂夫差的功德，极尽谀美之词。夫差听了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更加忧虑。因为他见夫差正在兴头上，不便扫他的兴，所以等到第二天，他才对夫差说：“在昨天的酒宴上，大王已经看到了吧。我听说，内怀虎狼之心的人，口称谀美之词。现在大王好听一时间的动听的言词，而不考虑万世之忧患；不听忠直之言，而好听谗夫之语。不诛生死仇敌，不灭刻毒之仇怨，这就好像加羽毛于炭火之上，投禽卵于千钧之下，而想求得保全，可能吗？臣听说，夏桀曾登高而知危，却不知怎样才能求得自安。前当白刃的人自知必死，却不知怎样才能生存。受迷惑的人知道反悔，迷路的人知道回头，为时还不晚，请大王认真考虑考虑吧。”
夫差听了伍员的话，很不高兴地说：“我病卧在床三个月之久，竟然没有听到相国您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这说明是相国您心地不慈；又没有见您进献过一次我想吃的东西，心里就没有想起过我，这说明相国您心地不仁。作为人臣，不慈、不仁，还哪里谈得上忠信呢？越王原来被人迷惑，放弃边防守备，导致了国家破亡。现在他能亲率其臣民，来归附于我，这说明了他的义。他亲自做奴仆，妻子作妾，而对我毫无怨色；我生病期间，他来探视我，亲尝我的粪便，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心慈。他拿出越国府库的所有珍宝钱币，奉献给吴国，并且对自己的亲朋故旧一切都不顾，来追随我，这说明了他的忠信。他用这三条品德来侍奉我，而我竟然听相国的话杀了他，那就是我的不明智，而只求快意于相国之心了。这样做，不辜负上天吗？”
伍子胥说：“大王的话正好把理说反了。老虎伏下身子的时候，是为了有所捕获；狐狸伏下身子的时候；是为了有所猎取。雉（野鸡）的眼睛被彩绸所迷惑因而被拘获；鱼因贪求诱饵以至被捕而死。大王您以为越王归附吴为义，以能尝粪便为慈，以尽献其府库为仁，这实际上不过是越王故意做出的姿态，目的是为了求得生存，大王决不可只凭听言观貌就信以为真。现在越王称臣于吴，恰恰说明了他的深谋；尽献其库府，不表现出一点怨恨之色，这正是为了欺骗大王；亲尝大王的粪便，却正是为了上食大王之心。吴国在越王的言辞中，真是被颂美得够伟大了，而最终吴必将被越所擒！希望大王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决不敢为逃避死亡而辜负前王所托，一旦到了社稷变成废墟，宗庙丛生荆棘的时候，难道还可以再追悔吗？”夫差说：“相国算了吧，不要再说了。我不愿再听到这样的话！”夫差终于把越王勾践和他的随臣都赦免回国了。与此同时，他却开始讨厌并疏远伍子胥了。越王勾践回去后积极经营，准备攻吴复仇，而吴王夫差却积极谋划争霸中原。
伍子胥之死
吴王夫差要北上争霸中原，首要的打击目标便是齐国。为此吴国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为了解决交通和粮草运输的困难，吴国还特意开了一条人工大运河——邗沟，把江、淮两大干流沟通起来。但伍子胥的想法却与夫差不一样。因为越国未灭，他始终忧心忡忡。他竭力劝说夫差，应把战略重点放在防越上，而不应致力于北上伐齐。但急于争霸中原的夫差根本听不进去。
周敬王三十一年，齐景公死，新君宴孺子即位。宴孺子幼弱，贵族争权，政局混乱。夫差探知齐国的这种情况，非常高兴，认为这正是伐齐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兴师北上。伍子胥劝谏说：“前此上天把越赐给吴，而吴不接受，使越国得以继续保存下来。天命是会有反复的！现在越王改弦更张，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减轻赋税，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躬行节俭，而务富其民，因此人口繁衍，兵甲渐盛。对于吴国说来，越国的存在就像人的心腹之患。越王一天也没有忘记要打败吴国以复仇。现在大王不注意对付越国，却把矛头指向北方的齐国！那齐国对吴国来说，就好像人的皮肤上所生的疥疮，并非心腹之患。齐难道能越过江淮而来争我吴国之地吗？只有越国才一心想占有吴国的土地。近来大王又很不注意以德抚民，为自己寻欢作乐而大兴土木，修筑姑苏台，劳民伤财。今年上天又夺我民食，灾荒不断，百姓饥困。在这种情况下，大王还要远道伐齐，民众一定会背离您了！譬如野兽群处，其中一兽中箭，那就会引起百兽惊恐逃窜。到时民众一溃散，大王就将无法收聚他们了。到那时越人一定会来袭击他们，大王就将悔之莫及了！”然而夫差不但不听信伍子胥的意见，反而更加疏远他了。
夫差这次伐齐似乎很顺利，不仅没有出现伍子胥所预言的危机，还在艾陵（齐地，今山东莱芜县东）大败齐军。夫差胜利而归，更加趾高气扬。他把伍子胥召来说：“从前我先王在世的时候，大夫您辅佐他开辟基业，西破强楚，是有功劳的。但是现在大夫已经老了，而又不能安分享乐，颐养天年，却成天在那里想怎么给吴国找麻烦。我要兴师出兵，大夫却诬我民众要背离，扰乱我国家的法度，又故意危言耸听，蛊惑民众，说什么伐齐就会导致亡国之祸。现在天降福善于吴，齐军被我降服了。我不敢自己夸功，这都是托福于先王的神灵。现在我冒昧地把战况通告给大夫。”这实际上是在责备伍子胥，夫差显得很得意。
伍子胥听了夫差这番意得志满和责备自己的话，心里想，这样下去，吴国的大业就一定会葬送在他手中，因此还要尽自己的努力，来劝说吴王，试图使其醒悟。伍子胥说：“从前吴国的先王世世都有辅弼之臣，因此善于决疑防患，而使国家不致陷于大难。现在大王竟想抛弃老臣，而与那些不经事的头脑发热的年青人合谋，说什么‘我的命令他们不会违背’。不违背您的命令，实际却是违背治国之道了。只知一味顺从而不违背您的意志，这正是亡国的阶梯啊！天要想抛弃谁，一定先会满足他的一些小的欲望，让他得意忘形，而大的灾祸却紧跟在后头。大王这次如果伐齐而未能获胜，恐怕还会觉悟，而吴国的大统还能继续。这一打了胜仗，就更加迷惑了。我们的先王要想取得的，就一定有正道可以得到；想要抛弃的，也一定有正道可以把它抛弃掉。因此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都能保持国家的强盛。纵然偶有危机出现，也能及时消除。大王现在却不能以正道去获取，必将导致吴国的短命，大王不可不深思啊！”但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夫差。
然而越国的日益强大毕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夫差也不能不有所忧虑了。所以到周敬王三十六年，当他再次北上伐齐之前，为了消除可能发生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试探一下越国的实力和态度，他决定先伐越。越王勾践采用文种的计谋，仍然卑躬屈膝地向吴国求和，做出一副对吴国永远忠诚、毫无二心的姿态，同时又拿出许多珍宝财物来贿赂夫差周围的人，使这些人也都一个劲地帮越国求情。于是，夫差又动心了，便决定接受越国的求和。伍子胥看到夫差将再一次错过灭越的机会，便劝谏道：“越国是我国的心腹大患。我们两国同处于一块土地上，他们对我国是有欲望的。他们的驯服，不过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欲望，并非出于真心。不如趁此时灭了他们。我们攻打齐国，所获得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满是石块的田，毫无用处。越国要是不成沼泽，吴国就将被灭掉。让医生看病，却说‘一定要留下病根’，是从来没有的。《盘庚之诰》说：‘如果有猖狂捣乱而不听话的，就统统诛灭而不留后代，切不可让他们留下逆种！’这就是商朝所以兴起的原因。现在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还想使吴国强大，怎么可能呢！”伍子胥的话是如此激切，但夫差不仅听不进去，还颇为反感。
夫差为了不再听伍子胥说东道西，便派他出使齐国。临行前，伍子胥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多次劝谏王，而王不听。我现在就已经看到吴国的灭亡了。即使你们一起跟着灭亡，也没有用处，不如到齐国去避祸吧。”于是他趁出使齐国的机会，把儿子暗中托付给了齐国的贵族鲍氏，这就是后来齐国的王孙氏。
伯嚭因与伍子胥的政见不一，两人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当他得知伍员把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便乘机在夫差面前攻击伍子胥说：“子胥为人刚暴，待人少恩而又猜忌。他对大王您充满怨恨，恐怕将会酿成不测之祸患。前次大王伐齐，子胥认为不可，大王终于取得大功而回。子胥耻于他的计策不被采用，反而怨恨大王。现在大王又要伐齐，子胥刚愎自用，一味强谏，动援军心，只希望吴军战败，以证明他的谋略正确。现在大王亲率大军伐齐，国内空虚，子胥出使齐国回来，却装病不起，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备。他要乘大王出征之机在国内兴起祸乱，是不难的。况且我已经使人暗中探知，他前次出使齐国时，已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作为人臣，在国内不得意，竟向外求助于诸侯！他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而现在不被信用，因此常心中怨愤。希望大王早作打算。”
听了伯嚭这番话，夫差说：“不光是您这样说，我也很怀疑他呢。”于是夫差便决定，北伐之前先除掉伍子胥。他派人去赐给伍子胥，把名叫属镂的剑，对伍子胥说：“请你用这把剑自裁吧！”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啊！谗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而杀我。是我使你的父亲成就了霸业。你未立为太子时，诸公子争位，是我不顾杀身之祸，在你的父王面前为你争得了太子地位。你立为太子之后，为感激我，想要分吴国给我，我不敢期望，坚辞不受。然而今天你却听信谀臣的谗言，竟然要杀死长者！”于是他吩咐自己的门人说：“我死后，请你们一定在我坟上种上梓树，使它长大后可以做棺材，把我的眼珠抠出来，悬在吴国的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军怎样进城消灭吴国。”说罢，便用剑自刎而死。伍子胥这里所说的棺材，是在暗示吴国必亡，这棺材给夫差使用。
夫差听人报告了伍子胥临终前说的话，大怒说：“你想看见的事，我决不让你得见！”于是命人用一只皮革做的袋子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起来，抛入江中。
夫差杀伍子胥之后，便挥师北伐，打败了齐国。一时间，吴兵气势嚣张，横行于江淮间。周敬王三十八年，夫差在两次大败齐国之后，自以为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便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并与晋国争做盟主。然而正当盟主地位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越国乘吴国国内空虚，发兵袭破了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不得不将与晋争霸的事草草收场，仓皇回师，但已来不及了。
后来越又多次伐吴。周元王三年（前473），越国终于把吴国消灭了，夫差也自杀而死。临死前，他终于醒悟过来，痛斥伯嚭说：“是你为臣不忠不信，亡国灭君！”随即杀死了伯嚭。接着他愧恨万分地说：“我悔不用子胥之言，而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我有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遂自杀而死。吴国的这种结局被伍子胥一一言中。
桑弘羊之冤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曾协助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安民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料，在年逾古稀之时，桑弘羊却被杀了头，灭了族，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精于理财功劳高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里。战国时期，洛阳已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到齐鲁，南到梁楚（今河南、湖北），都有洛阳商人的足迹。西汉时，洛阳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与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河南的宛（今南阳）齐名的“富冠海内”的名城。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三岁的时候，他便在计算方面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那时候一般的商人计算数字时都要用筹码，而桑弘羊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算就行了。
根据西汉的官制，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自备车马衣服，便可以到京师为郎，称为“赀选”。郎的职务是负责守卫宫廷门户，皇帝出行时担任仪仗扈从。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汉武帝刚刚即位，桑弘羊便被召进了宫廷，做了武帝的侍中，这一年他十三岁。侍中为加官，从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皇帝膳食）直到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侍中原为皇帝的侍从，汉武帝时为强化皇帝个人的权力，以限制丞相的权力，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他身边作侍中。这些人可以出入宫廷，和皇帝关系很密切。其中有的人可以参与议论国家的政策，遇有重要政事，皇帝还常常让他们和朝廷上的大臣进行辩论。这样，在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中朝与外朝并列的局面。由皇帝及其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朝，事实上成了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不过是执行的机关。侍中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但在政治上却是实权派。尽管当时武帝即位不久，还没有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时候的桑弘羊只能充任一个普通侍从的角色，但由于他久任此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武帝身边，深受武帝思想的影响，使他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从景帝后元三年初武帝即位至元鼎二年，即前141年至前115年）。这二十六年的历史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对桑弘羊一生的事业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柔弘羊初为汉武帝侍中时，距汉朝建立已有六十多年，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内基本统一，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好转。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尤其是汉与匈奴的矛盾，汉武帝即位不久，便利用了汉初七十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针对上述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其中耗费民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用兵，特别是连年对匈奴的战争。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曾向大臣征求派兵攻打匈奴的意见，但是当时西汉政府中多数人都对匈奴怀有畏惧心理，坚持和亲政策，反对和匈奴作战。以大行令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汉武帝毅然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派遣马邑人聂翁引诱匈奴单于深入，汉朝以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不料匈奴单于在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迅速撤兵，逃回边境。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彻底决裂，开始了长期而频繁的战争。
二十多年连续的对外战争，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它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野蛮掠夺，保卫了汉朝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加强了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开辟了西域的交通，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汉初七十多年的积蓄，也由于战争而出现了“县官（即天子或官府）大空”的局面，财政出现崩溃的危机。同时汉武帝为了弥补大量的军费开支，对农民进行“民赋数百”的残酷剥削。农民贫困破产，而富人却乘机大肆掠夺。尤其是一些商人地主，他们用贱买贵卖的办法来掠夺农民。另外一些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利用控制这种营业变成豪富。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汉武帝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桑弘羊。元帝元狩三年（前120），桑弘羊被任命为“以计算用事侍中”。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这是桑弘羊正式从事财政工作的开始，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桑弘羊任大农丞，前后不过五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他做了三件大事，开始表现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和魄力。
一是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告缗令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政府规定：凡值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文；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算缗”。
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告缗”。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这些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很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但在桑弘羊的坚持下，终于推行下去了。尤其是告缗令的推行，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此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
二是统一铸钱。汉初，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当时政府铸造的钱币与实行重量悬殊很大，如刘邦时的荚钱（即五分钱），吕后的八铢钱，文帝、景帝时的四铢钱，币面都是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实际重量却往往不足。钱币铸造不统一，铜钱大小、轻重又不一致，所以币制非常混乱，这给私人铸造劣钱造成了可乘之机。币制不统一，劣钱大量出现，势必会造成市场混乱，社会不安，特别是铸币权掌握在贵族富豪手里，他们可以依仗经济势力与中央对抗。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了整顿币制的措施。一方面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另一方面又统一货币，下令郡国销毁旧钱，把铜输送中央，另造新的五铢钱，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供应，新币是由上林三官管理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当时三官钱通行全国，是惟一合法的钱币。
三是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这是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连年用兵、粮食不足的困难，以及安置流民，巩固汉朝边防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假民公田”即政府将内地官田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征收假税（即田租）。“移民屯垦”即征发戍田兵士，进行军事屯田。这一措施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大批的流民得到安置，缓和了因土地兼并引起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使内地许多土地得到垦殖，西北边郡也得到初步开发。
桑弘羊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出色才能，使汉武帝极为欣赏。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挑起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担。这一年，桑弘羊四十四岁。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他从代理大农令到大司农，共十三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桑弘羊在财政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政策。
一是盐铁官营。关于盐的官营，实际上采用的是“民煮归官”的办法。盐户由政府招募，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政府只供给他们生活费用和煮盐的铁锅，煮成的盐由盐官负责统购统销。关于铁的官营，是在产铁的郡设置铁官进行生产，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负责销售。盐铁官营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桑弘羊自己更认为官营盐铁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有杜绝豪强兼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他之所以遭到大工商业主和贵族官僚地主的激烈反对，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均输平准。均输是西汉政府通过赋税的形式，对于从民间征用的各类物资实行调剂的一种手段，即各郡国应上交中央的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价格低廉的土产品，交与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往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师的困难，又能随时调剂中央所需要的物品。同时封建官府不费一文即可得到土特产品，在辗转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平准是为了统制商品的交换和买卖，平衡商品价格，在京师长安设立的一个机构，即大农诸官以各地输进的物资和工官所制造的各种产品为资本，当京师某种商品涨价时，即贱价抛售；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跌价时，即大量收买。它的任务是稳定京师市场物价，打击工商业主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活动。桑弘羊创立的均输平准，对于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以缓解财政困难，成效是很显著的。因此，武帝赐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以示鼓励。
三是酒类专卖。天汉三年（前98），实行酒榷法。即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以谷物，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的格式，具体生产由私营作坊分散独立经营，酿成的酒归官府所有，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官府虽不垄断生产，但却控制全部产品，实行专卖。酒类专卖后的赢利是相当可观的，它与当时的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这三业的实行，为扭转武帝时的财政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