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米尔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底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23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和拿破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20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年7月26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1882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地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是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9·11”事件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们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但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1952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少纳塞尔赢得尊严，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恶，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错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广告灯箱难以被错过，“Dr.Alla EL Asswany”，名字和他的职业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阿斯旺尼从珍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写作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
《亚克比安大厦》出版之后，尽管前所未有的畅销，但两年内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语版本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缓解。几个月前，它在全于卖出了100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境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
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可能会竞选2011的总统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现任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在任29年之久，所以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贾马尔。
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府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
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克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是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浮虏，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
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文学评论家。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这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几至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停滞与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