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产生兴趣。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衅。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拥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但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这口号，四大发明、长城、敦煌，都在单调的重复中，推动了魅力。倘若你把这些口号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潮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痕迹，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见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几代本土作家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到处都是人，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的质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穿显然破碎已久。1970年代的菲亚特堵塞在马路上，油漆斑驳、车门破损，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想象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卖着相同的商品。像极了中国的二、三级城市，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地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地自我克隆。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或许是匮乏已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
我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1995年，当职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社（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个部门掌管了公共出版业。出版总社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编辑，而是从不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司法人员，也可能是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却没有获得出版，因为他没能说服他们，小说主人公潮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最后的努力，他已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
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般的成功。2002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2006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上映。
1937年，亚美尼亚南人亚可比安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当时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0.5%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有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1970年代，昔日的市中心哀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地转租，不断破改。
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1952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克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亚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衅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躲避过战乱，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