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国的成年人在进入性生活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各种道德信仰不得不一再受到挑战。
无论是古希腊的女神还是中国的智者都说过，正确理解自己是通向幸福的道路。然而我们理解自身的过程里，总是有些事情被误解得太过长久。因为有那么多复杂的其他情况，所以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但是在羞答答或者假道学的公开讨论中，我们好像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地区文化当然是决定性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1934年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提到的各地区文化差异依然多少存在，虽然已经因为人口流动而在大中城市里大大减弱。与文化相关的“性感”定义也是如此，比如在1980-1990年代的广州，纯正的广东口音是判断一个男人是否“正点”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在这个指标已经不再管用，普通话可能比广东话更性感的，因为普通话在教育系统中的强制推行、主流影视节目强行统一对白所用语言、公务员考核普通话、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地位的确立，从“硬”到“软”的各项指标，都已将广东话的强势“击败”。
然而，当年广东话之所以流行，也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中国话更动听，而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台湾相对富裕的生活方式，连带他们较为强大的影视产业（背后还是钱和产业化），席卷了尚贫瘠的大陆人的心和梦想而已。现如今时过境迁，港台口音变得滑稽可笑了，性选择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倒是应该承认，判断女性的指标略有不同，因为女性的恬指标较少取决于她的财力和社会背景，财力和社会背景只能加强女性已有的性感指标，而不能独立作为性感指标来考量。换句话说：省长的女儿如果很丑，那么她的省长爸爸不会让她在别人眼里显得更性感，但是如果她比较漂亮，她的省长爸爸就会让她显得比实际要更漂亮。
“性感”只是性吸引的第一步，在这一步里，各项因素都有所交缠，尤其是经济条件，总是会影响其他因素。当然，文化差异在性吸引中起的作用经常是不可测的。除非是因为有足够的幽默感，一个北京女性很难被山东口音的心意倾诉打动－－她很可能会发笑，这样的开场倒是不坏。不过有时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却没那么有意思，如果一个来自崇尚沉默、思想保守地区的小伙子，在跟发达地区的姑娘交往时，却很容易被后者吓跑；反过来，一个来自发达地区、条件较好的小伙子，一般情况下，也更容易被活泼、注重外表和言辞表达的本地区姑娘吸引，而不是沉默老实、婚姻至上的保守地区姑娘（当然，前提是二者的其他各项条件必须相当）。
在性吸引之后，如果幸运，可以进入性生活这一步。在性吸引和性生活之间的因素极其复杂，很多时候必须仰仗于偶然性，尤其在人口高速流动、原本稳定的大家庭和核心家庭都受到威胁的今天。
一个我国成年人在进入性生活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各种道德信仰不得不一再受到挑战。
首先，性资源总是一再向金钱和权力聚拢，但是公开的道德论战却极其激烈地反对这一点。《蜗居》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低俗”的内容，而是因为它诚实地讲述了性资源的走向。这种“性倾斜”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正常的，虽然在某些国家（比如，各项资源紧张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公开抨击会比在其他国家更严厉一些。比如在我国，对女性“爱慕虚荣”的抨击是非常狠的，因为她们显然无力回击，而对其他资源分配不公的抨击却温和得多。
其次，无所不在的控制导致双重标准和撒谎。一个16岁的公民可以有“合法”的性生活，但是如果他们仍在读书，他们的性生活权力就会被严重限制，这种限制会持续到22岁，正好是人一生中性能力最活跃的时期。受到荷尔蒙自然驱使的年轻人，会有办法规避这些限制，但撒谎就成为了必须，撒谎和掩盖不及时的人，比如怀孕的大学女生，会被开除（奇怪的是，参与的男生一般不会受到同样待遇）。因为年长者不承认年轻成年人有主宰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权力，年轻人必须发展出双重人格予以应付－－但这种压抑年轻人的情况在大城市已经大大减少了。
其三，在成人世界里，因为长期压抑之后忽然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加上人口流动频率、广度飞速增加，性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忽然暴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私下里中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极其开明，可以自由讨论和参与任何性活动，饭桌上的黄段子也越来越令人惊呆，但这些讨论一旦进入公众领域，就立即向中世纪欧洲宗教的性标准靠拢。
不仅仅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令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头晕－－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差异太大，可能性太多，最好是人人一样，如果不行，至少假装人人一样，也许假装着，世界就太平了。
“被管理者”却并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被造出来的，肉体有更强大的逻辑。某些场景，在回顾的时候总是能把我们压垮，举一些可笑的例子：糟糕的牙医治疗，被弟弟关门夹住手指，上课期间画黄色图片被老师当堂逮住，失败的第一次性爱……这只能证明，所有的情感都有重量，虽然还没有什么科学精确的度量衡可以测定它们的程度。性有自己的重要，随不同的年龄和经历变化成端。可能轻如片羽，但在适合情景瞬间，能把意志最坚强的人击垮。但是，一个人得到的性生活越多，性生活的重要性就越发减轻。只有在极度性压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性冲动才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些危险，将首先出现在我国3000万多于女性的男性身上，以及更多因为贫富悬殊而被剥夺了性资源的男性身上。
2009年李银行博士出了一本新书《后村的女人们》，社会学著作，看起来更像是人类学研究，因为取了一个河北村子作为研究点，而不是做蜻蜓点水式的大面儿上的数据分析－－众所周知。还是实例更有说服力。
这本书的介绍，在搜狐和新浪网上引来大量争论，或者说是谩骂。攻击者说李银河以偏概全，不科学（不过还没有敢说她在后村这个调研中造谣的）。跟我国大多数所谓的公众讨论一样，这些跟贴充满了不讲道理的情绪化攻击，大多数是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比如有人在家受老婆欺负了，证明中国不存在妇女歧视，所以李银河是个贱人，等等。其实我也可以举例子，比如我舅妈在吉林市，做完一家人吃的饭，自己端个碗，并不上桌，随口扒拉些饭菜就完事，迄今依然如此，可幸的是，下一代城里女孩可以上桌了。其实要数据也可以有的，只需要看看政府雇员中男女比例，就知道男女到底平不平等。但是讲这些，都不如记录一个村子里生活的女人来得实在。
这些肤浅乃至恶意的争论，往往是用偏激、片面的论证，指责研究者“偏激片面”。为什么看了这些争论，总觉得我国不少男性，对女性获得自然平等权利极其畏惧？或者说，对女性简直无比仇恨？是因为现代城市生活赋予了女性的性选择权，而大多数男性在当下的竞争机制里，反复受到性挫折，所以如此？（不过没有敢公开说女人比男人低一等的了，这比60年前是个进步。）
我国的这些主流网站，是每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聚集和获取信息之所。一代代人花费父母心血和国家投入教育出来，长大了却没有真正进行理性、深入的公众讨论的能力，没有容纳边缘群体的心胸，不愿意尊重与已相异者的平等权利，甚至充满鄙视和仇恨……不管社会多么复杂，这样的现状，都只能证明公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