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媒体的护卫下，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得到快速蔓延。在舆论阵势的掩护下，像《MSN》这样的主导性媒体开始在国内组织民众示威游行。根据《MSN》的做法，报纸一般在“非常时刻”为民众提供地方上“人民起义”的状况，并透露时间和地点。西方的动乱被报纸传播到全国。而全国民众看到“榜样”后，也“争先恐后”地运动起来。2005年3月24日，吉尔吉斯局势发生突变。大批示威者聚集到首都，在闯入并控制了政府大楼后，迅速占领国家电视台。黄昏时分，反对派控制的媒体就报道说总统已经逃离该国，总理也已经辞职。反对派在数小时内控制了局势。有国际观察家说，媒体对于总统阿卡耶夫逃离的报道“迅速使得原政府失去了权威以及法律统治权”，“鼓舞了反对派士气”。
以上媒体主导的“颜色战斗”还只是常规化的。为了获得“颜色革命”的胜利，媒体甚至抛弃所谓的职业道德，不择手段对当地现政府进行攻击。2004年中下旬，乌克兰“颜色革命”基本上已经出现，在当时，民众大规模抵抗先政府的运动此起彼伏。此时，乌克兰社会上下非常担忧，如果俄罗斯重兵压境，那国内将生灵涂炭、一片狼藉。11月25日，乌克兰主流媒体之一《第五频道》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情况下，在电视上向公众发布了一条让乌克兰举国震惊的消息。它宣称，俄罗斯特种部队已进入乌克兰境内，并即将达到首府基辅。这让乌克兰适合整整震荡了一天。但后来，政府官员出面表示，这则新闻是假的。同时，政府方面认为，这种伪造新闻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反俄情绪。电视台应该在道义上自我反省。
还是说乌克兰，依然是说乌克兰重要媒体。在2004年10月，《第五频道》不断地揭示执政党在选取中施展“黑暗手段”。更让传统政治势力感到头疼的是，《第五频道》以独立民意调查的形式提前公布“大选结果”，大胆提出反对党已经胜出的结论。政府为此感到非常恼火。在积极策划之后，政府毅然调销了《第五频道》的从业资格，正是从此时，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才开始在全国铺展看来。在现在人看来，乌克兰政府调销《第五频道》的从业资格是高国“颜色革命”的导火锁。
面对苏东接替之后的又一轮东欧巨变，俄罗斯方面感到非常紧张。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多波连科夫也认为，针对俄罗斯的冷战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只不过它现在变换了一种表现形式。美国人希冀重新瓜分世界，重新瓜分我们掌握的资源；为达到目的，他们组建了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从表面上看，基金会是在提供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但真实目的仍然是要弱化和分化俄罗斯……美国人甚至公开扬言，为了维护石油管道的畅通，只要有5000万俄罗斯人就足够了。
新版“和平演变”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所以俄罗斯紧张那是自然的。但这里存在比政治敌人更可怕的对手，那就是西方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NGO）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媒体”在“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当非政府组织（NGO）着手策划在东欧国家建立所谓“公民社会机制”之前，媒体往往是一个急先锋。
在西方媒体看来，如果要在“美国难啃的骨头”上留下自己的牙印，就必须张开嘴巴。也就是说，扩张媒体攻击战将会让美英等暗中操控的“颜色革命”的成功率成倍攀声。因此美国政府在颜色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对该国的NGO进行了盛赞和奖励。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际共和研究院组织的“2005年度自由奖”的发奖仪式时，曾经一语道破了天机，对这一家最早成立于1984年、以在美国境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极尽了赞赏和褒奖之词，认为“国际共和研究院在自己存在的20年的时间里，曾经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这家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在最近的18个月之内，我们亲眼目睹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
而西方媒体攻击战就是由这些NGO组织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媒体企业都有NGO的资助背景。所以媒体是“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金融寡头的大棒武器——
我们如果能看到世界的未来，那是因为人类有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其实一直表现在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上。但是，一味的控制其实并不是好事。拿经济来说，如果过度控制它，它的生命力会变得非常脆弱，而且不能产生强大的竞争力。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在经济领域已经进入一个金融寡头控制市场的时代。一个金融巨擎可以控制一个行业，甚至是多个经济领域。这在国际上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美国，金融巨头在纵横两方面控制国家力量，并实施对外经济扩张。
由于传媒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它天生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文化基因。而且它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进入门槛很高。就以上条件来说，一般的欠发达国家传媒行业在发展程度上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当今世界，有50家传媒巨头控制着95%的传媒市场，90%世上的新闻由西方传媒集团垄断，其中70%是由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等巨型传媒公司所控制。美国一国就占据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在每100本跨国流通的图书中，有85本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在跨国流通中的每100下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从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传媒行业全球市场占有权完全掌握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尤其是美国手中。
所以美国官方非常重视传媒的发展，并给该行业在体现国家实力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美国著名学者、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则旗帜鲜明地认为，媒体实力是“软权力”。当前，世界正步入“传媒时代”。它可以让世界敏感事件在一个和平的范围内斗争，不会演变成无法收场的危机。他还认为，媒体权力已经在世界得到空前提升，它将成为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政治权力。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美国传媒业疯狂发展扩张。仅仅以时代华纳集团为例。2007年，该集团的营业收入总额为447亿美元，按照年末汇率计算，大约是3300已元人民币。这与中国2003年文化产业创值的总值3440亿元人民币相当。就规模来看，时代华纳集团旗下有130种期刊。最为著名的《时代周刊》年均收入在10亿美元，而《人物周刊》年收入也在7亿美元左右。这样的规模足足医科与某个国家的整个产生容量相媲美。而其实更强大的美国传媒巨头我们更不必再细述它的规模了。像默多克创建的新闻集团，现在是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净资产就超过400亿美元，几乎涉足当今传媒行业的每个部分。默多克本人在美国顶层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而且将越来越大。
在当今世界，金融寡头、媒体巨头、高新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三者之间正在走向“三强联合”的道路。集中表现就是站在“表演舞台”上的传媒企业的靓丽表演。三者也在互相渗透，最终的影响就是“独立的金融寡头”控制媒体，并让媒体为它的公司——高新企业和跨行业企业做包装宣传方面的服务。2008年，英国一家家政杂志公布了“英国100名有权势的女人”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仅排名89位。而默多克的长女伊丽莎白-默多克（英国星空广播公司节目总监）却排名第一。这署名，传媒人发挥的舆论引导力量已经超过一切政治行为，并临驾于经济之上，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位社会基础性领域。
像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拉莫内所说的，现在一切都倾向于“媒体的声音”。世界上有真真假假。但媒体说是真的，即使它不是真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亦然。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政府还是对传媒业予以严格的控制和监管的。但在经济欲望的膨胀和传媒巨人们别有用心的“疏导”之下，美国国会于1996年通过了《1996年联邦电信法》，该法案撤消了大财团对拥有传媒企业数量上的限制。以此为开端，美国传媒行业开始由自由竟争向金融寡头垄断时代的过度。到今天，垄断局面基本定型。但政府也没有放弃对媒体行业的管制。它通过各种“软手段”不失时机地对媒体进行相对宽松的控制。其方式一般都是政府广告投放、决策传媒业发展规划、技术支持和基础设备兴建等方面对传媒进行变向的“管理”。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传媒企业一般都是由富豪和大型金融财团所控制。为了获得强大的资金支持，传媒企业一般都会迎合他的幕后推手，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关，甚至是生业推销。美国批评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就在他的著作《思想管理者》中指出，美国媒介受到“双向管制”。最重要的是，传媒企业在经济上依赖大财团，这让传媒行业本身变得不再独立，其后果就是让媒体在运作中带有强烈的利益倾向性。其实不难发现，这种说辞多么的贴切啊！在美国，现在的传媒企业基本上是靠拢在财团旗下。这些财团只要挥舞一下大棒，那传媒的运作行为就会受到影响。于是现在就出现媒体以诱导舆论来实现各个利益集团复杂的利益目标的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传媒全球化还在发展中。一些西方媒体人士认为，由于传媒发展天生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因为其走向全球化的道路显得非常艰难。当今，中国虽然实施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在传媒领域，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手”。加上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让西方媒体控制中国舆论的野心变得更加强烈。2007年，中国传媒业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其中，图书和移动媒体分别占据一、二名的位置。西方媒体分析这样的形势之后，觉得进军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媒体企业都是集团化程度高、竞争优势明显的企业。它们牢牢地控制着行业内的话语权。中国在面对其冲击时一般都是被动应对和“单向被影响”。更可怕的是，西方金融寡头们旗下的传媒集团不但互相之间存在斗争，而且在核心利益上有着共同语言，于是它们也有合作的机会。世界有线电视和传媒领域领军企业TCL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马隆就确切地描述了它们与默多克的竞争关系——“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共同策划者”。在经济利益上，西方传媒巨擎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在对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渗透上，西方媒体有高度一致的“共同感”。它们只会用它们共同的政治文化来“改造”中国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从这个角度说，西方世界之间既存在竞争也存在联合的关系。
在综合利益的支配和政治文化主导权的争夺背景下，西方媒体开始步调一致，并选择了一个低经济成本、高政治、文化收益的攻击战略——“妖魔化中国”。它们大量地报道中国社会阴暗面，并无限度地夸大。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做过一项统计，1996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这样的美国主要媒体对中国幅面报道和正面报道的比例在30：1。由于中国舆论的相对不成熟，其媒体总是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面对西方媒体口无遮拦的毁谤，中国媒体和政府往往选择缄默。西方媒体认为“沉默就是默认”。于是在双向层面上，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道路近乎“一片平坦”。
虽然西方媒体在言论上抵制中国，但这些金融寡头控制下的传媒企业却非常渴望获得中国市场。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首次访问中国，贝塔斯曼乘机将其“书友会”引入中国；2001年3月，维亚康姆总裁雷石东拜会中国领带人之后，随即在中国与中央电视台等上百家电视台展开的合作。而在中国市场业务最深入的，当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默多克就频繁造访中国，拜见政府要员。到现在，他已经成为对中国传媒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
现在我们看出，作为一个西方传媒企业，它既是一个政治攻防战的排头兵，同样也是一个金融财团的利益实践者。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企业利益扩张到最大限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综合利益的争夺者，成为一个大到无与伦比的金融寡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