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人们对自然探索并思考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地质学的进步和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中国早就有沧海桑田的说法，表明我们相信地质变化的理论。但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变化时间表，也没有产生“剧变论”和“渐变论”的对抗，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变”的存在，然后就没有心思再去细究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了。写诗作词搞绘画，才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西方则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古希腊的哲人们已经知道，高山必定出于大海，在严谨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地质学这门学问。这是两种文化习惯的一个典型差别。他们喜欢以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方式刨根问底，而我们则是风流潇洒、浅尝辄止。
但是，在达尔文之前，西方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被拿来解释上帝的工作，他们从地质上寻找证据，来支持《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地质学是神学的附庸。他们否认古老生物的存在，因为如果承认这些古老生物，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生物现在已经灭绝了，教徒们对此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上帝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生物，难道是用来灭绝的吗？所以，面对一些明显的化石图像，也只是被当成大自然随机形成的精美的图案而已，不具有生物学意义。
后来，出现了几位没有人云亦云的学者，坚定地指出化石必定是古代生物的遗迹。而且，发现的化石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化石解释成大洪水中灭亡的生物的残留物。科学与《圣经》，仍然保持着暂时的一致性。
1795年，地质学家赫顿(James Hutton)出版了巨著《地球理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使地质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他为地质学研究制定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再把超自然力量引入到地质研究中来。自此以后，大洪水之类的“灾变论”和上帝之手的干涉给地质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他原本是个数学家，对地质学所知不多，在申请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职位时，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攻击，塞奇威克毫不含糊地加以还击，称他的对手“懂得很多，但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地质学知识大部分是在为神学服务。塞奇威克上任后，加强了大学的地质学教学水平，使地质学得以与其他学科能在大学里平起平坐。
塞奇威克虽然半路出家，但仍然在地质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把最古老的含化石的地质岩层时期命名为“寒武纪”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但塞奇威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年轻的达尔文所起到的可能的启蒙作用。达尔文当时很不聪明，有一年夏天，塞奇威克指导达尔文进行野外实习考察，据说这次考察对培养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至关重要。仅此一条，塞奇威克也足以在地质学史上被提上一笔了。
随着地质学的进步，所得到的化石资料也越来越多，在《圣经》框架内对这些资料也越来越难以解释，相信上帝的地质学家们感觉很搔头。
这时，另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出场了，给神创论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赖尔的年纪比达尔文大，是达尔文的好朋友兼指导者。这人无疑是个天才，17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两年后改学法律。毕业后却放弃了律师工作，一心从事地质旅行和研究，曾经对动物学也有较大的兴趣，后担任伦敦皇家专门学校地质学教授并当选为伦敦地质学会主席。186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其学术巨著《地质学原理》继赫顿之后，开拓了地质学研究的新时代。
《地质学原理》于1830年5月29日出版，正式提出了地球演化的“均变论”。针对流行的“剧变论”，赖尔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地球地壳的变化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或者巨大的灾变来解释，而只需要用最平常的自然力就足够了，比如风雨雷电，水流冰川，或者再来一些火山地震之类猛烈的运动，再经过长期积累，这些微小的变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一点点长起来的，曾经的渊洋大泽，现在变成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皑皑雪山。沧海桑田，就这样不停变换着。
中国人也早就看到“水滴石穿”的现象了。
这一理论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读完这部著作后由衷地赞叹道：“读完这本巨著，我心中对赖尔充满了钦佩之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对赖尔的工作赞不绝口，称赖尔在科学史上对自然科学进步的贡献仅次于康德和达尔文等人，打开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口。
但赖尔只是把“均变论”限制在地质学研究领域，而没有、大概也不敢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才给达尔文留下了一个机会。
这种理论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地球的年龄被大大拉长了，从《圣经》所提到的几千年被延长到了几千万年，否则没时间长出这么高的山来。虽然与现在公认的46亿年的结果相差仍然较大，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思想。这种深不可测的时间深渊想起来都让人头晕，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皆有可能。
达尔文之所以承认受到赖尔的影响，是因为地质上的“均变论”为进化论中物种的“均变论”打下了基础。如果地质的变化不是连续的和逐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地质相依相存的物种变化当然也就文雅不起来了，肯定也会出现激烈的变化。而达尔文是坚持物种渐变的，反对物种变化有“间断”或者“跳跃”的可能。所以，如果否定地质“均变论”，极有可能会对达尔文的理论造成严重影响。
事实上，确有一批学者曾经并继续坚持地质“剧变论”，他们不认为高山起伏与大海渊沉这类剧烈而巨大的地质事件是慢慢发生的，这是真正的大事件，与此类严重事件相比，地震只是小菜一碟。这一学说受到神创论的欢迎，因为“剧变论”会造成物种分布的不连续性，而根据神创论的解释，所有物种都是上帝一个个设计然后凭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一点点进化出来的。所以，物种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紧密的联系才对。地质“剧变论”与此观点遥相呼应，继续充当着神学附庸的角色。当然，现代地质学者也有坚持“剧变论”的，但那已与神创论无关，而是另一种科学理论。著名的进化论学者古尔德就相信地质“剧变论”，因而也相信生物“剧变论”。
结合古生物化石，将可以更好地理解赖尔的理论对进化论的支持效果。达尔文曾亲眼看到过一种南美大犰狳化石，骨骼结构和当地现存的犰狳非常相似，只不过尺寸巨大；而现代犰狳在它的祖先面前几乎就像是一只兔子站在了狼的面前，不免自惭形秽。
当时的动物学权威居维叶根据地质“剧变论”给出的解释是，这种大犰狳已经因为地质剧变而灭绝了，现在的小个子犰狳其实是上帝后来重新设计制造的品种。而达尔文以地质“均变论”为前提，论证了大犰狳应该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压力，一点点变小，最后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小犰狳。
所以，赖尔本应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者，但事实并不如其然。
虽然赖尔曾不辞辛苦地把拉马克关于物种变化的观点介绍给了普通读者，不过他却坚决拒绝接受物种变化的观点，当然也就不同意生物会对环境的变化作出某种反应或者适应。和经典的神创论者一样，赖尔相信所有的物种自从被创造出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他们各自适应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因为那是上帝为他们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如果环境变了，那就干脆灭绝，生物不会出现适应现象。
后来随着达尔文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好友的赖尔也不好意思一根死脑筋挺到底了，他部分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仍然把“人”排除在自然进化力量支配之外，成了一个半截达尔文主义者。
地质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发现的化石越来越多，特别是1822年，英国的曼特尔(Gideon Mantell)发现了恐龙化石，这个庞大的家伙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兴趣。他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恐龙为什么消失了？为什么恐龙时代的动物相貌如此奇形怪状，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现在的动物可爱？上帝不是一次性永久性地创造了世间万物吗？为什么会变来变去的？是如何变的？而且各大洲的生物差异都很大，比如澳洲的有袋类动物。难道各大洲的造物主不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事情如何解释？
对此疑问，教会不得不出面给出解释。千百年以来，他们习惯于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回答，并自己判断正误，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好含混过关了。但无论好坏，他们仍然给出了解释。
东正教宣称，《圣经》中提到的大洪水事实上淹死了很多种动物，这就是他们灭绝的原因。甚至有人相信，如恐龙和猛犸象这样体形巨大的动物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太大了，无法通过诺亚方舟的入口处，只好坐以待毙。为了使他们的解释听起来更加像模像样，教会宣称恐龙之类的早期灭绝动物生活时期属于“大洪水之前时代”。至于《圣经》所说的大灾难时间太近，不合乎地质研究结果，那是因为《圣经》只记录了最近的一次大洪水，以前的故事都被忽略不记了。
相信科学的人，对此种解释当然是不屑一顾的，但只要我们了解到现在仍有一大批人在热衷于寻找诺亚方舟遗址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进化论到底面临着怎样的一种挑战了。
好在我们还有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勇于面对挑战，对自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于是，我们才有可能越来越接近并认识大自然的本来面目。
达尔文和他所提出的理论，正是这一认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现在达尔文可以出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