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还可以延续，这个命题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
有必要看看夏天敏的《时光里的银子》。
夏天敏笔下的坚守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在那个遥远的深山古道旁边，有一个名叫周元济的人，守在大清国的一个小小厘卡里，厘卡就是那个年代的税收点，周元济就是当年一名税收员。原先这个名叫周元济的税收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小山村里的穷秀才，靠着教私塾勉强度日，“元济所在的寨子，山高水冷路途艰难，在他门下的七大八小的娃娃也就十来个。到后来，基本上没人来读了，元济这时也渐渐老了，在山区土里抠食，他连半大娃娃都不如，日子的拮据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后来朝廷选税收员的时候选中了他，“喜事从天而降，元济是兴奋莫名的了。一个熟读四书五经、满脑子江山社稷功名仕途的人，穷困潦倒、衣食不足、尊严丧尽的人，这个喜讯无疑是天降福音，皇恩浩荡感恩不尽之心是难以言表的了。”
从那一天起，周元济就成了“朝廷的人”。那个小小的厘卡十分的偏僻，只是偶尔才有牵着马匹的生意人，也就是纳税人从这里路过，所以周元济不但要坚守他的工作岗位，还要坚守那漫长的寂寞。一旦有纳税人来了，元济就会“神情极其肃穆，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知道自己是代表朝廷在收税，虽无官服，他必得换了干净衣褂，正襟危坐，研了墨，濡了笔，一丝不苟地将交税人的姓名、货物、厘税记录在册，然后连同碎银和账本放在一个木匣里。他说一进这里，就是进入朝廷的衙门了，一坐在这儿，我就神灵附体，变成朝廷的人了，想不肃穆都不成。”其实对于元济来说，欣喜和肃穆只是一瞬间的享受，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寂寞。
后来，出乎我们忠诚的税收员意料的是，大清国亡了，这一座在秀才周元济心中无比神圣辉煌的大厦，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倾覆了，“元济拿信的手抖了起来，眼珠瞪得老大，脸色白得像雪，样子很是怕人。他说你、你胡说，朝廷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皇帝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你说，你是不是发昏了……”
让我们这些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坚守结束了，另一个坚守才刚刚开始——大清国被颠覆了，那个小小厘卡保存的税银无法缴纳，于是，坚守着寂寞的元济又开始守护那一锭大清国的银子，这是更加漫长的坚守，在这漫长的守护中，元济要面对贫穷，面对难以言说的失落，“日子慢慢地过去，元济慢慢地老了。山里的日子，原是地老天荒的日子，日子漠然、寡淡而无味。元济渐渐地病了。”
老了病了又拉家带口的周元济多么需要银子。然而“最叫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没有交上去的银两了，虽然仅仅是三两，但那是朝廷的呀。尽管时局混乱，尽管没有人来收银子，尽管大清王朝已改为中华民国，但他清楚这银子仍然不是自己的。一个饱读诗书、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读书人，如果连信也没有了，何以叫人，何以立足于天地？”这是一种坚如磐石深入骨髓的信念，大清国被颠覆了，元济大脑中的信念却没有被颠覆，不仅没有被颠覆，甚至还繁衍下去，渗透到周氏家族的血液当中了，“他回到家里已经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里，他也曾几次催促儿子下山去送银子，那银子放在他这里，总像一块石头硌在心里。儿子也确实去过几次，但每次去都无望而归。”因为多少年了，总是打仗，兵荒马乱的，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朝廷”。后来，儿子为了去送银子险些丢了性命。再后来儿子也死了，他在弥留之际将银子交到他自己的儿子手里。于是，儿子的儿子继续这样的坚守，这第三代的坚守更加曲折，历尽了磨难……
似乎很迂腐，似乎很可悲，似乎真的是没有必要。在巍巍皇权覆盖之下，我们的秀才周元济显得如此的卑微。在信念或观念作用之下，这卑微的坚守竟然是如此坚硬。在我们开始为这卑微而又坚硬的坚守叹息的时候，夏天敏仍然将坚守向前推进，随着漫漫时光的流淌，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了三代人的坚守。动乱、贫穷、诱惑，都没有动摇这样的坚守，在这样可怜而又坚硬的坚守中，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的力量，这样的坚守又使作品显现出多元的意味。
现在请朋友们把目光从历史中拉回，看看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北京和尚》表现现在的生活，刻画一位生活在现在的年轻和尚。
这位名叫可乘的年轻和尚也在进行一种坚守。他的坚守恰恰与元济的坚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元济要面对贫穷与寂寞，可乘却要面对金钱与喧闹。可乘当和尚，本来仅仅是为了守住自己的那一份清净。可乘生活在现在，可乘衣食无忧，所以可乘的坚守似乎并不那么艰辛。然而在现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可乘的坚守却节节败退。
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帮助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但是慢慢的，这位潜心修行的年轻和尚却遭遇了那种温馨的气息。后来的诱惑步步紧逼，令可乘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深夜，熟睡中的可乘发现红芳在自己被窝里，她是什么时候钻进来的，他不得而知，是她使坏的笑声吵醒了他，他睁开眼睛，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没一点点惊讶，也没有丝毫迟疑，很像是虚席以待了很久。”
这似乎很正常，也很人性。移干柴进烈火，焉有不燃之理？如果站在那种比较广义的人道主义立场，站在反禁欲主义的立场，我们甚至会为他们庆幸为他们欣喜。这似乎可以算是一个故事的圆满结局了，一位美女感化了坠入佛门的青年，一位纯洁的青年挽救了风尘女子，也称可以得上一段良缘佳话了。
但这并不是陈继明思考的路径。
陈继明笔下的这位可乘是一个矛盾体，他既是坚守者，又是逃逸者。他恐惧世俗中的喧闹，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逃入佛门。可乘，还有老大姐周围的那些居士们，他们都是这个喧闹世界的逃逸者，他们试图逃离这个世界的喧闹与龌龊，试图守住自己心灵中的一片净土。他们成功了吗，结果似乎不尽人意。
至少可乘的坚守是失败了，可乘又从佛门回到了世俗尘埃当中。从逃逸到坚守再到坚守的失败，这是一个过程，这过程似乎并不重要，只是起到了串联起一个故事的作用。重要的是发现，单纯的可乘不仅发现做一个好和尚的标准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还发现了自己内心之中隐匿着的情状：“原来，它一直在，它还是那么年轻气盛。念了那么多经，打了那么多坐，它竟然丝毫没有减少，和嗔恨心，和虚荣心，和种种的妄想痴心，共同构成了他涅槃路上的绊脚石。”那个“它”是欲望，是人性的本能，更是他的理性的敌人。那个“它”让他在坚守与逃逸之间徘徊着纠结着。不仅仅如此，“他也痛苦地发现，人几乎是做不到不虚荣的，急着回观音寺其实是虚荣。再往前想，八年前，自己二十出头的时候突然出家当和尚，也有一些虚荣在其中的。”
常常是这样的，人的认知并不能左右人的行为。可乘走出了佛门，渐渐走向一片令人无奈的纷繁。当昔日的和尚变成了张大师，当象征着坚守者精神家园的道场不复存在，当“般若素食”变成了“般若美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所有的坚守都已经土崩瓦解了。陈继明刻画了一个坚守者，更是刻画了一个逃逸者，那位热爱清净的可乘从尘埃滚滚的俗世逃入佛门，再从佛门逃回到俗世，他云游四方是一种逃逸，甚至于，他砍断自己手指的冲动，也是一种精神的逃逸。在故事的结尾，陈继明为他的坚守者设计了最后的失败，让他从精神的疼痛逃逸到肉体的疼痛。可乘以无奈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欲望的世界，这个矛盾体让我们所有矛盾着的人们不得不认真思索。
在这些小说里，似乎所有的坚守都是失败的坚守。然而，又似乎所有的坚守者都让我们肃然起敬或感慨万千。作为小说，这已经足够。
请原谅我们的小说家，小说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小说家抒写一个生动的故事，小说家建设一个美丽的家园，小说家制作一个哀伤的悲剧，小说家塑造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小说家给了我们阅读的愉悦。小说家呼唤。我们应该乐观地判断，许多人听到了呼唤。听到了呼唤的人们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者是，听到了呼唤的人们自己解放自己。
[ 作者系本刊原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