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看这是一篇成长小说，写一名叫罗太顺的未满十八岁的农村少年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无惊心动魄的“黑道”故事与心路历程；细读之后我觉得却不尽然。从理论上探究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先有故事后有人物，还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就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一个颇具荒谬色彩的伪命题；但从作家的创作经验或某个作品具体的创作过程上去探究或梳理一番则完全可行，而且不无文学之意义。我就觉得郑局廷在写作《靠山》时是先有了这几个“黑道”上的故事，这几个故事让他颇有些得意，尔后才去寻找一个名叫罗太顺的未满十八岁的农村少年，让他来承载这些故事。何以如此武断？其一是这几个“黑道”故事并不十分“新鲜”，我们既看过类似的新闻，也听过，甚至见过类似的事情；其二是罗太顺来承载这些故事肯定勉为其难，而且也缺乏心理与性格逻辑。中考只有180分，而且还有很大成分是抄邻座的，砍了人家的小腿就以为是杀了人，吓得家都不敢回，这样一个“主”进了欢哥的“黑道”后居然就摇身一变、智勇双全，一下子超越了欢哥的“四大金刚”而后来居上，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可信度。我不能不想到王安忆，她的中短篇写作显然不是因某个故事而展开，她应该是先有人物，而且她也不依赖故事，她是详细地描写刻画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及情感，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及情感是推动她的小说发展的动力与依据，你就觉得可信，且不能不叹服她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
在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作家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的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与尺度的高度，写一个好的故事几乎成为作家为小说之终极理想；巧合的是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焦虑也许并非虚妄。但故事于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真的这么重要么？我觉得颇为可疑。故事只是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就像人物，还有语言等也是小说中重要的元素一样，如果只强调某一个元素，而忽略了其他元素，它就很难成为优秀的小说。更何况小说还有比这些都重要的元素——它所蕴含的思想呢。如果让我说中国当下作家最薄弱之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思想。一种没有了思想的文学又是一种什么文学呢？我的回答就是苍白。虽为80后，但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仍心向往之，虽然“思想大于形象”是它们被后来的文学史家所诟之病，但那批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敏锐思考与倾情介入，以及独特的发现，至今仍然让我激动不已。
《靠山》有什么思想蕴含其里么？我没有发现，不但没有发现，而且我还觉得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写作伦理也颇值商榷。首先是《靠山》所呈现的中国当下乡村社会是什么景象呢？我感觉已经不仅仅是先前因为劳力输出等原因造成的凋敝了，而是“黑道”不但横行社会各个层面，且公安警察也与其共舞，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也许只是社会的表层，那么更深层的是什么呢？就是伦理道德与价值严重失范。未满十八岁的农村少年罗太顺虽然是因砍了人后投奔欢哥的手下良叔的，但此前他已经被父母往欢哥的手下良叔处送过，当了多半辈子农民的父母不但已经向黑恶势力妥协，而且还认同了黑恶现实，将儿子送上“黑道”竟然是他们改变被欺负境遇的一条有效途径。当罗太顺在投靠欢哥后回归故里的时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不但给他们家修建了豪华的门楼，还被他逼迫得纷纷跪下给他赔罪作揖。我不想否认在某些地方会存在这样的真实情景，我想说的是在描写这些情景的时候，作家似乎隐约地流露出一种欣赏与快感。虽然小说的结局是罗太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这种改变却是“黑道”内部自身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人物思想与情感的裂变。无论作者是否有意，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毫无稳定安全之感的乡村社会景况，尤其是伦理道德与价值也已丧失殆尽。这样的乡村现实情景不能不让我为之心痛与不安，而作者的文学批判能力与思想能力的薄弱则让我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中国文学依旧感到焦虑与担忧。
[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