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玉的一句“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骡了”，于是这“牛饮”就成了讥讽不解茶意之人的引据。在“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一段更是将饮茶用水推上了一个高度，“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虽然体会那梅花瓣上雪水是何等“轻浮”玄妙，但姬玉用凤凰岭龙泉寺的水泡的这杯禅茶确是格外清净，清净在拂手送盏的眉宇指间，悦目赏心。
姬玉：生活中我喝茶远比不得妙玉的讲究。
拍《红楼梦》的时候自己还小，很多事情不懂也不了解，但是那种氛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成窑的五彩盖盅，官窑的盖碗，还有“绿玉斗”。妙玉这一角色对饮茶的苛求实际上正反出她对生活的期望。一部小说，说尽了人生的起落沉浮。《红楼梦》读懂了就是一部佛书，当年参加演出的一大半演员都已信佛。我和晓旭便是一对佛缘姐妹。一起听法、念佛、读经、品茶。彼时，《红楼梦》中妙玉和黛玉的说禅品茶便在现实生活得以实现了。晓旭生前，我们常在她家喝茶，特别是普洱茶，温和，最合适修心说佛。
我们做演员的，身心最需要调整。演艺界找不到真实的心，学佛可以更真实地认识自己，了解生活。
现在的姬玉渐渐走离了演艺圈，她说以后可能除了弘扬佛法的作品，都不会参演了。淡泊荧屏前的万人瞩目，自甘寂寞地寻找内心的清净，是姬玉的享受。
《红楼梦》“姐妹”中一直坚守本行做演员的，恐怕只有袭人袁玫了，虽然王熙凤邓婕也常常露面，但人家主业已经是制片人了。当然“红楼”姐妹大部分或出国留学或下海经商，袁玫却在这二十年中历尽艰难，出演了大大小小五十多个角色。然而也许是一个决定促成的机缘，也许是她出演的袭人给观众印象太深，袁玫说她人生中有两件事最为遗憾，一是她当初没有坚持留在北京，另一个就是作为女演员始终没有如愿出演过真正意义上的女一号。进入不惑之年的袁玫，终于从台前走到了幕后做制作人了。
《红楼梦》拍摄结束后，央视想与她签聘用合同，希望留下的几个女演员，有邓婕、陈晓阳和袁玫。但那会儿户口是个大难题，央视的领导为此费尽周折，她们仨眼巴巴地等着消息，但还是因为名额紧张没能签约。
袁玫：《红楼梦》拍摄时，姐妹们住在集体宿舍里，有个家的感觉，但剧组解散后，我得自己租房、自己找事。那时没有户口就没有单位，很多人看你的眼光觉得你是个“黑人”，生活中方面都没有保障。
离开北京的袁玫，最后选择了广州。因为当年觉得广州发展很快，应该有不少机会。但在打拼几年后，袁玫发现事情并非如她所想。广州虽然经济发达，但文化发展比较滞后。
袁玫：《红楼梦》在北方很热，在南方就没有那么受关注，而且我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在广州我要重新建立各种关系。虽然有不少剧组找到我，也都是袭人那类贤妻良母型的角色。我发现广州很多大戏和好的角色，都要到北方去找名角。我那时候挺郁闷，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角色开拓戏路，却发现很难找到好剧本。尤其到了1992年以后，文化活动与交流重心在北方，南方机会越来越少，很多南方演员都选择去了北京。
从1997年拍了一部戏后她再也没有演过戏。她一直想演那类大青衣型的女主角，却未能如愿。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玫参加了第二届留学生交流会，留学生的艰苦奋斗给她很多的震撼，使她有了自己筹拍一部留学生创业题材电视剧的想法，她也想在表演生涯最后的时刻，能出演一部作品，圆一次自己的女主角梦想。
袁玫：当时我把这个创作策划书拿给电视台的领导，但没通过，我当时挺受伤的，但我坚信这个题材能做好。我这人挺要强的，不服输。于是我找了广东的留学生负责人。他听了以后觉得值得做，就帮我找了一家留学生企业，并给了我启动资金，虽然只有10万元，但我觉得这笔钱的意义重大。但对于做制作人，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没有信任我这个项目，我四次去谈立项，都没有通过，我就一门心思想把剧本弄好。我自己换了五拔编剧，所有的钱已经花光了，面临抵押房子的危机，好在奔波了十几次的立项这时通过了，我也拿到了第一笔资金，终于舒一口气。
我在决心告别舞台时，总会想起我年轻时站在舞台中央唱黄梅戏的片段，每次在落幕时，我不知道掌声能否四起，台下是否有人喝彩。人的一生会有一些不圆满的事，就如同我的表演，有遗憾之处，在《红楼梦》之后，我没有再诠释过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角色，表演的成功与否还要由别人评断，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故乡的云》为我打开了另一个领域，我决定转行做制作人，我想我以后不会再去演戏了，但我每当看到大幕拉开，听到锣鼓声响起的时候，总会油然升起一种特别的心情。我想，虽然我对舞台依然有那么多的不舍，但每个演员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人生总是这样的吧。
浪荡公子哥贾琏在《红楼梦》中以“色”而闻名，时隔二十年，高亮饰演的这个角色依然为观众津津乐道。有一次他到北京，刚上出租车，司机向他瞄了一眼，马上热情地套瓷：“二爷，回来了？”
我和高亮、胡焰是合作比较多的。拍《回到拉萨》的时候我请胡焰担任化装设计，胡焰的父母是援藏的，她也已经离开西藏二十多年了，一直想回西藏看看。胡焰爽快答应了我的邀请。到达西藏外景地后，她利用父母的人际关系给我们的剧组帮了很多忙。
我对朋友还是有些私心的，只要有高亮合适的角色一定找他来演，在不影响剧本的前提之下还会给他加戏。
我们不仅在工作上合作得很愉快，在生活中我们两家人也像亲戚一样时常走动。每次到上海，高亮、胡焰总是把我们全家安排得很好，耍得巴适（舒服）得很；而他们到成都，我们就当起了主人。
我在拍《密巴风云》的时候，景点很分散，开始上海的镜头就是准备拍一些空镜头的，后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草率，决定还是到上海车敦拍。制片部门计划在车敦拍戏的时间很紧，就只有两天，一打听车敦那边的情况，才知道有八个剧组在那里拍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计划时间来拍。我就给高亮打电话，说明剧组的周期和情况后，他提前在上海打探车敦管季会的关系，终于在我们的计划时间内安排好了车敦的拍摄工作。
到了上海，高亮开着他新买的车来接我，没留神在过一个坑的时候被狠狠剐了底盘，把他心疼得直捶胸。我安慰他说：“没事儿的，车不会有问题。”
在车敦外景地，高亮还给剧组安排到这个免费的宾馆给我们休息。
一场《红楼梦》，让我们这群人成为一生的朋友，就像胡说泽红说的那样“87版‘红楼’的所有人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