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说，院子里的桃花开了，一朵朵地，芳香扑鼻，连邻家的狗狗，都吸引来了呢。我笑，说，一定记得摘最明艳的一朵，戴在耳际哦。她略略迟疑，试探说道，别人，会笑话的吧，都这么老了呢。我看着电脑桌面上她年轻时灿烂明亮的笑容，飞起的发辫上闪烁的光泽，视线望向不可及的远方，那样外人无力阻挡的自信与骄傲，让我一度以为，我与她，除了遥遥地看一眼，而后各自行路，永远不会真正地抵达对方的心灵。况且，我与她，又都是那样执拗的女子，只是，她的执拗，是因为美丽，而我的执拗，则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摆脱掉她留给我的阴影。就像而今，她想要摆脱掉疾病带给她的恐惧，和时光的长衫，无情罩下来的衰老一样。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的呢？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吧，她只是开始一次次问我，自己眼角的皱纹，是否又多了一道？耳鬓的头发，怎么又白了一片？新买的衣服，怎么穿为何都觉得别扭？而那些院子里开得热烈的花花草草，为何她看着看着，就会莫名地感伤？这样的问题，每一次打电话，她都会拿来问我，但从来不指望我会回答。这更像是她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听众，就像，许多年前，我在她的面前，曾经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一样。
很小的时候，她就为了自己的事业，将我丢给了奶奶。她是一个舞蹈演员，极其爱美，生我都是勉强，我只喝了几个月的奶，她便毅然地给我掐掉，而且迫不及待地从家里逃出来，去舞蹈房拼命地健身。我很少依偎在她的怀里，或者像别的女孩子那样，吊在她的脖颈上撒娇。她总是将我渴盼的眼神，用华美的服饰，闪耀的耳环，冷冷地熄灭在萌芽状态。她每隔两个月，便会做一次外地的演出，行前，她总是哼着歌，一件件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将化妆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地放到背包里去，看见我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看她，便会走过来，蹲下身，用力地抱我一下，说：乖，在家听奶奶的话。我拘谨地靠在她陌生的怀里，闻着她头发上茉莉的芳香，常常就微微地闭起眼睛，安享这样难得的温柔。
这是她留给我的童年，唯一柔软的记忆。此后我便被寄养到郊区的奶奶家，与她愈加地生疏隔膜。
读初中那年，因为她在电视上频繁地出镜，附带地，我也成了学校里的名人。常常就有男生截住我，挑衅似的问道：嘿，章小爱，你妈妈真的是电视上那个跳芭蕾舞的女演员么？我极骄傲地白他们一眼，反问道：难道还有假的么？男生们嘻嘻坏笑：说不定哦，她长得那么漂亮，可是你，一点都不像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假的呢。而女生们也会在课下围成讨厌的一小撮，说起她在电视上的一场演出，又回头居心叵测地瞥我一眼，低声说，嘿，真是奇怪，身材那么好的妈妈，怎么生出一个矮矮胖胖的女儿呢，不会，她是收养的吧。
我快被那些八卦的男女生给弄疯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出主意说，让你妈妈每周来接你一次，或者，等到我们元旦晚会的时候，你请她来跳一段舞，我保证那些搬弄是非的人，会嫉妒死你的幸福呢。
我那天晚上做梦，梦见她真的去了我们教室，是上课的时候，她先是在外面微笑着等我，提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而后又轻轻叩我们的门窗，老师走过去，打开来，看见她，竟是兴奋地尖叫起来，说，一定要请她跳一段芭蕾给大家看。她先是羞涩，看见我期盼的眼神，终于走上讲台，说，请让我将这段天鹅湖，献给我亲爱的女儿章小爱，没有她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台下的掌声，雷鸣般地响起，而我的眼睛，也涌出热乎乎的眼泪。
但还没有来得及听到同学羡慕的议论，梦就醒了，侧耳听见客厅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睡眼惺忪地打开门，看见她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新的外地演出了。回头瞥见我失落地倚在门口，她只是习惯性地问一句：小爱，睡得好么？记得在家听爸爸的话，我要许多天后才能回来。我第一次主动地问她：那你能不能来参加我们班里的元旦晚会？她略略一愣，回头探寻着看我一眼，说，我会尽快回来争取参加的。而我，却在她这句温柔的回话里，迅速地将头扭向一边去。
她是到元旦晚会的前一天，才回来的，我等着她来敲我的门，将可以去参加我们晚会的好消息告诉我。但最终她没有来，迷糊中，听见她跟父亲说：明天晚上市里又有一场演出，你和小爱，自己做点饭吃，不必等我了。
我知道那场我已经向同学承诺过N次的晚会，也不必等她了。她已经完全地，将我鼓足了勇气才说出的邀请忘记，就像忘记我是她亲生的女儿一样。
在我高中毕业以前，她就像电影《红菱艳》里那个女主角，一旦穿上舞鞋，就再也停不下来。如果舞蹈是她心里的大片草坪，那么，我顶多算是其上，最衰颓的叶子；她只记得如何侍弄那些夺目的花草，如何将自己小小的花园，经营得有声有色，却不记得，我这片叶子，也同样需要她的手，温柔的爱抚。
而这样的爱抚，我还没有等到，她就被一场大病，击倒在地。
起先是她的眼睛，时常地模糊，她并没有在意，照例各地奔跑着去演出。直至她的头也开始疼痛，不得不去医院医治。在那之后的一年里，她辗转去过很多的医院，药吃了一副又一副，连她卧室的梳妆台前，日日萦绕的薄荷香水的味道，都被草药浓烈呛人的苦涩，给遮掩住了。她听信了一些平庸医生的话，以为只是眼睛的疾病，只要坚持吃药，或许很快就会痊愈。她依然每日上班，在舞蹈房里练到很晚，又细心地为自己熬药，洗脸的时候会用毛巾在眼睛上热敷很久。我站在一侧偷偷地看她，她并不会察觉，我一直以为，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从来都将我视作一团可有可无的空气，是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她的眼睛，已经病到很严重的地步。
医生做出必须做手术切除她脑中病瘤的时候，她的恐惧，迅速传染了我。我那时即将大学毕业，在考研，她任性地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她要动脑部手术，无论如何，她都要在手术前，见我一面，如果失败，也算是最后的告别。那时距离考研，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听到她要做脑部手术的消息，我愣了许久，才说服自己，这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着要见我的女子，是昔日那个鸟一样四处飞翔，且几乎不会在我的枝头栖息的她。
见到她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全被剃光，取而代之的是奇形怪状的塑料管子，白色的绷带从头上一圈圈绕下去，几乎盖住了她的眼睛。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不再是那个我认识的能歌善舞的女子，而是某个怪异的任人随意处置的标本，尽管气息尚存，可是却已了无尊严。
我很想朝护士大喊：这不是她，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要将一个活得如此精致优雅小资的女子，变成这样难堪尴尬的病人？！
但我这样的喊叫，在冰冷的医院里，谁又能听得到呢？
出院的那天，照料她的护士说，没见过这么爱美的病人，睡觉的时候都要戴着帽子。一行人皆笑，而她抚抚新长出的一缕头发，却蹙了眉，低声道：比以前粗糙了呢，怎么能上得了舞台？她到底还是不能放下昔日那个熠熠闪光的自己。
但再怎么不舍，也得放下了。她的眼睛，在脑部康复之后，依然只能看清正前方的视域，她所属的文工团，出于她的健康的考虑，很快给她办理了内退手续，而这样一份善意，却让她几乎发了疯，许多次去敲领导的门，求他们让她上班，领导们起初还安慰她，说，为了身体，还是放弃工作吧，这在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呢。后来他们终于厌倦了她的喋喋不休，看到她来，就即刻躲开，任她怎么敲，都装聋作哑。那一阵她成了人人厌烦的祥林嫂，心里充溢着一股子热情，却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有多少的改变，至少，我依然是那个她不怎么能够想起的孩子，而她，在我的心底，除了提前抵达的衰老，也还是那个爱美爱到成癖的女子。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交集，彼此，是都不清晰的。
夏至来临的时候，我要出国，打电话轻描淡写地告诉她，她突然就挂了我的电话。再打，已是无人接听。我不知道她究竟为何生了气，但因为琐事繁忙，想了片刻便将她忘记。这样直至出国前的一周，我收到她一个快递来的包裹，打开，是一个光盘，什么也没写。我放入电脑，看了几分钟便关闭了。那不过是她年轻时一次获奖的舞蹈演出，而这样的荣耀，她或许并不知道，一直都是我在极力抵触的东西。
是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我闲极无聊，再一次打开那张光盘，漫不经心地看，看到快要睡着的时候，音乐突然小下去，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身着病服的她，正对着医院白色的墙壁，随录音机里的乐曲，翩翩起舞。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她的影子，在温暖的墙壁上晃动。正是春天，窗外可以隐约看见明黄枚红纯白的花儿，拥挤吵嚷着次第绽放。而她，穿着肥大的病服，戴着草编的帽子，在闭锁的病房里起舞，是一件多么不合时宜的事。
最后一个镜头，她朝向我，笑，说，小爱，这两段舞，一段，是跳给我自己，一段，则是跳给你，是为你一个人的独舞，许多年前，当我因为这段舞获奖的时候，却无法满足你小小的虚荣，与你共度学校元旦的晚会，现在，这样带有缺陷的弥补，不知，你还能不能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