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情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和乱国”也是事实，这种反省是持续的，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的学者在反思那段历史时，也仍然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合国情。理由恐怕并不能超越袁世凯的论调。比如，学者萧功秦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就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它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形成有机的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制约。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意识；而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要有中产阶级社会；要市民社会的发展，又需要知识的教育，要需要发达信息传播。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如果强行把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搬到中国，就会出现严复所说的比喻——牛装马蹄，即中国人是一头牛，要学马那样跑得快，于是有人就把马蹄搬到牛腿上来，这个马蹄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结果牛还是跑不快，因为不合国情。
这个说法看似有理，但荒谬显而易见，这个比喻首先就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区分为不同的物种（牛和马不就是不同的物种吗），但事实上，中国人也罢，西方人也罢，白人也罢，黑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人性就是一样的，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等美好制度、美好事物的天性是共通的，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可以超然于人性之外、超然于人类对美好制度的共同向往之上。我们固然承认国家、民族、地域、人群的特殊性，但是绝对反对那种用特殊性来把人性共通的东西一起否定掉的荒谬国情论。
如果说议会民主政治的确需要很多的条件，那么迈出任何一步，都是在创造条件，而且总要走出一步，才能带动种种条件的成熟。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但是借条件不足而裹足不前，则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会发现，持国情论的人，大多是当权者，而非下层民众，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国情究竟由谁来判定？是政府还是民间，是官方还是民众？交由不同的主体评判，一定会得出不同的国情论。现在来回看袁世凯的国情论，袁自己才是国情论的评判者，那些支持他当皇帝的国情论者都是伪国情论者，所谓的民意是伪民意，国情论说到底是袁世凯的权力论和利益论。如果民间真有那么强大的共和不合国情的论调，并被坚定地信仰，相信袁世凯称帝之后可以稳坐皇位，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吗？也不会蔡锷登高一呼讨袁，全国人民应者如云。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下台了，落个身败名裂，人民已经不能接受再有皇帝，张勋复辟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袁世凯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官僚，他对民主政治不能说一点都不懂、一点不向往，否则就很难理解他在晚清新政和清末立宪中的积极表现。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地方新政、自治做得很拉风。但这样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是有专制情结的，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肯定是肤浅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在当时已经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而且，袁世凯本人有极强的权力欲，这种强烈的权力欲遮障了他的双眼，以致走路摔跤，虽然，袁世凯以及他的符合国情论曾对中国社会进程有过伟大的贡献。
袁世凯为做皇帝贿买三大名家。
在“篡夺”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后，袁世凯仍然不知足，还想当皇帝。总统虽大，处处受人掣肘，国会的、内阁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一言九鼎，权力最大，无上尊荣。但是又不敢想得做得太露骨，于是故作谦虚地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好像当皇帝于他是一件并非发自内心的事。
全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强迫他一定做皇帝呢，还一直在防着他做皇帝呢！当他“篡夺”了总统之后，很多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袁世凯在一步步地谋划当皇帝了。可是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伪造民意，强奸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六君子”——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严复是被连蒙带骗弄进去的），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所谓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拔乱，次曰求治”，“我国拔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赤裸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绝不骑墙的梁启超。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拢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主张君主立宪，他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然而，戊戌变法失败，续之，在预备立宪过程中，满清贵族并无多大诚意，接着革命爆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此时，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宪政体，已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他在回国后曾有过这样一番发言：“辛亥革命就是依靠两党合作才能达到成功的，换言之，社会进步必须由激烈、温和两种不同的派别互相推动，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我们从来是只争论政体而不争论国体的。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这并不存在有政治节操的问题。”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有没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同时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袁世凯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