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是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
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用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庄的。
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
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行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私有化已经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为清王朝想做最后的挣扎，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辛亥革命后，群雄割据，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孙中山名义上是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他想要别的省给点钱给他的临时政府用都没门。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袁世凯先是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设文职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队。立即遭到了各地军阀的反对，无法推行。袁世凯另生一计，他下令载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没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则充闲散武人，以防其得闲闹事，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接着，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所谓军务者，不过将其军队尽数划归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谓“兵将分离”之策。总之就是全方位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靠军队私有化起家的人。各个地方军阀就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的武装，军权被削夺，利益无从谈起，袁世凯要想削藩，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结果，谈何容易！
不过，袁在削国民党的这个大藩上干得还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讲“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发动的战争，而从袁世凯这一面来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战，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军事派系——国民党，南方几省的国民党派都督在这次战争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继被免，残余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也几乎被连根拔除。
其实，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对他们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
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体系，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
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地方势力反过来以反对集权专制为借口反袁，一碗“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竟要了他的性命。
这只能说袁世凯太急功近利了，地方军阀势力割据非一日之功，袁此时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稳当，正当拉拢旧部，以共图大业之时，就急火火地想鸟尽弓藏，不仅太暴露，而且也是自不量力而行。
复辟帝制，彻底葬送合法性。
前面讲，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的国家，就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实现。
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随着权力起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着棋——复辟帝制。
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急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
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
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在那个时代，至少在社会精英看来，民主共和已是无可逆改的潮流，是进化论在政治上的实证。在这场政治进化论的演绎之中，很多落后国家都在赶这趟潮流，中国也不例外。
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包含着执政者促进政治文明与进步，而不是相反：如果执政者的作用是阻挡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说开倒车，那将不具合理性，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
客观地说，君主立宪制在当时并不是不适合中国，不适合中国国民性，或许，更适合，会让国家社会少了些震荡。但是，辛亥革命取消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权威的道统，哪怕是君主立宪，与共和民主，放在进化论上进行评判，也显得难以立足了。历史进化论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后走，往前看是进步，往后走是开历史倒车。袁世凯由共和而帝制，就是开历史倒车，违背了历史向前的惯性，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他的悲剧是必然的。后来的军阀复辟也一再地证明了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力。但袁个人的悲剧却带来了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又是当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
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无可辩驳。
表面上看，袁世凯称帝失败，护国战争胜利，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蔡锷将军头上，是他再造了共和。事实不是这样的，蔡锷首举讨袁大旗固然有功，可如果蔡锷不起兵，相信也会有别的军阀起兵，而且一旦有人起兵，必然会有人附议，袁世凯必然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就在于当时的时局已成了一堆干柴，就差一个点火的人，不论是谁去点火，一堆干柴都会被烧个精光。前面讲，袁世凯复辟帝制，损害了其他军阀，尤其是他的嫡系军阀的利益，因为越是他的嫡系，越觉得自己美梦被破灭了。
袁称帝不得军阀们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经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强自己的时候，就轻率称帝，注定了他必将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一点，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军队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凯旧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系坚定地拥戴袁，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灭不了。
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这是一件值得扼腕长叹的事。倘若袁世凯无论是筑牢自己新的合法性还是旧的合法性，要么认真践行共和宪政，好好地当他的总统，做这个新国家的宪政守护神，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要么以退为进，集权不要搞得过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从长计议，也可以实现稳固他的执政合法性，最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后人的一相情愿了。
袁氏教训：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袁世凯的合法性丧失了，执政也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凯，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和复辟先锋几顶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来是有巨大功绩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陈了，这是不能不令后来的执政者深有感触的，一定会从袁那里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
袁氏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操弄权术尤为突出，这并非每个执政者都可以学得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后来的执政者学到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为自己的执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装旧酒，你也要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丧失，一切就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力才是“器”。凡事要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名就有器，无名就无器。
袁世凯这个老政客，应该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只怪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当了一个跟皇帝差不多的总统都不知足，还想要皇帝那个名。其实，老袁不搞那个形式，当个总统皇帝跟当一个真的皇帝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袁也许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评价袁这一臭招时说：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总统”什么的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语中的，这其实也总结了袁氏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社会，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也许民主的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否则不会上演一再复辟事件），但专制确实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政客无论多么想当皇帝、做独裁者，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民主、法治、人权，而是必然会搞一件现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质上仍然是专制独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惭，连脸都不红一下，宣称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执政者必须代表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认同，没有民主，执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凯那样，知道自己做得不对，赶紧消除帝制。当然，人民并没有发现这一套“假名实行”的把戏，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
浴血革命，共和元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