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好处是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但也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为了仕途上的前程，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读书人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于经史子集，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耗费青年有为的生命就是为了“揣摩腔调”。学习内容上的隔绝状态和学习本身的隔绝状态，其实就是思想上的隔绝状态。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种隔绝状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剑桥中国晚清史》里讲，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很有限。据有人估计，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万部译著。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了25万册。
从这一数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确实扼杀了读书人的活力和生气，士子们参加科考，只需要熟诵经典，倒背如流，按格式去答写就可以了，所谓的知识和创新被限定在十分有限的范围里。在这种长期的封闭式训练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循规蹈矩，僵化教条，陈腐保守，缺乏创新，一言以蔽之，读书科考把人给读傻考傻了，读成了一个个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古董。只要科举不废止，他们的利益被帝制政权高度捆绑，士子们就始终不会有兴趣了解儒家经典以外的书籍和世界，因为，阅读这些无补于他的考试，还可能影响其前程功名，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思想滞后顽固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显示出科举制度的两面性来，一面，它是极具开放性的，对所有社会阶层敞开；一面，它又是极其封闭的，将读书人局限在方寸之间。两个矛盾的面都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但不利于民族思想解放和与国际接轨。由此看，人们讲科举是愚民的手段，不无道理，它用封闭单一的信息而让人愚昧。要言废止，谈何容易，梁启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兴学校。
废科举，立新学，读书人由封闭走向开放，思想由单一走向多元，开始关心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更换旧脑筋，学习新思想，重新审视国家民族与世界，难怪梁启超先生说，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灭亡。可是现代观念一旦形成，科举制度所维系的旧制度还能被接受吗？
确实，废止科举，将读书人赶进新式学堂，他们在那里固然还要学习一些儒家经典，但更多地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迥异于儒家思想的启蒙思想，民主自由，无疑让他们受到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式的训练，并萌生出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强烈愿望，当这种愿望变得极为强烈时，很容易就走向极端的暴力之路。
正如前面讲到的，科举奠定了帝制政府的文化秩序，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读书人都训练成君王的奴才，在思想和行为上绝对地效忠皇权，并变成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科举废止后，读书人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德先生”、“赛先生”。从忠诚信仰传统儒家观念与价值而至怀疑和反对，这就使儒家观念与价值边缘化，使儒家意识形态灌输失去制度化依托，进而使帝制政权失去政治意识形态支撑，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
可以讲，废止科举，开启现代教育，也就开启了现代政治。因为，中国读书人进入新式学堂，尤其是游学海外，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技艺精湛、工商发达，关键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能够“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从而产生了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形态的想法和要求，这种想法要求因民族危机加重而显得格外急迫，以至于等不得清政府慢条斯理地搞立宪，就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强力推行新的共和政治。
细读历史我们还会发现，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两件大事看似孤立，但我仍然看到了它们内在的某些联系。
考虑到真正废止科举之前已有废止的动议和过渡性的措施，因此，科举还没有废止之时，一些地方大员比如张之洞就鼓励“游学”，已经看到科举进身无路的读书人纷纷出国留学。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光是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就达七千余人。这些青年才俊一旦走出国门之后，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礼，对腐朽的中国政治极其失望，就想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以救亡图存。但并不是你想搬来，清政府就同意搬来的，就是清政府想搬来，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来搬，而不是按你的意志来搬，革命青年就只好用革命的方式搬来。为了革命，这些留学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了同盟会，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可见，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如果没有废止科举，这场革命的成功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
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催生了人才。
科举制度并不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是选官制度，它使政治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向各个阶层开放和流动，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让天下人才为我所有所用。
虽然清政府为正式全面废止科举考试，做了一些相应的过渡性安置措施，但对于众多的旧士子们来说，这显然只是一种安慰，已不太具实质性意义。过去的开放和流动的格局因科举废止而被打破，政府用人缺失标准，只好重新采取“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必然会导致“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很多士子进身无门，徒增社会不公感。对于那些进入新式学堂的学子而言，新式学堂吸纳能力远远没能满足实际所需。正如时人指出的，“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何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办学经费如此拮据，可以想见能有多大的成效，又有多少人因此失学而无书可读。
这就让大量既不能入新式学堂，又不能考科举的旧文人一下子成为左右不靠的浮萍，变成所谓的“游民阶级”，而且这样的人员绝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指出：“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
“游民阶级”因科举废止而失去了原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又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一下子穷途末路，呈游荡状态，很容易走向冒险之途，变成一股反政府、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当年，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也属于“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一类，开始在国内搞反清活动，随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就是这些“游民阶级”中的典型一员。
另外一些并非“游民阶级”的新式文人被从旧官僚体系剥离出来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变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再寄望科举为出路，时代为他们设置的出路大抵可以分为三条，一条是留洋海外，一条是从军做职业军人，一条是从商，以此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依托，否则并没有太多的出路，除非自己有关系可以跻身政府，毕竟，那个时候自由职业者还是很少的。
大致的三条出路，无一不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为辛亥革命准备人才。游学海外的学生，要么成为立宪先锋，如蔡锷；要么成为革命党的领袖，如黄兴，后来不少人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可见，废止科举中断了文人的仕进之路，中国少了一些旧官僚的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民主政治准备了一批现代政治家、军事家。
废止科举后，从军是做官最简捷的道路，尤其是新军吸引了众多的读书人，但他们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既不能一身兼二任，黏合社会，也因为思想解放而无法与清王朝完全同心同德，他们既为现政府服务，却又不满于现政府，他们稍为被革命党策动，就会支持或同情革命，更何况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是革命党，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地席卷全国，迅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反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他们从内部瓦解了清政府，他们为革命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些从商的，依托商业资本支持革命，据此在新政权中谋取一官半职。此时，随着清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商人已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底层慢慢地爬升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些地方的商人组成商会，拥有自己的武装，连清政府都要惧怕他们三分。这些都是他们“从商做官”的资本，我们回看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人外，商人也占一定比重，原因即在此。
当然，能够游学海外，能够从军、从商的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新式学堂毕业之后就没有了着落，何故？晚清毕竟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工商业并不发达，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200万，国家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学生。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很多从传统乡村走出来，已经很难再走回去，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即便在乡村生活也可以做入朝为官的大梦，凭借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回到家乡，无非是教教书，但家乡已缺乏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他们只好涌入都市，变成无法就业、前途凄茫的“新游民阶级”，成为又一股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并在辛亥革命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