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是一条谣言，而非事实呢？因为，从种种迹象来分析，我们都看不出清政府或是湖北当局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屠杀运动。首先，湖北新军中参加或是同情革命党的人非常多，有数千人之众，要是这些军人都被兴师问罪，必将在整个新军中引起巨大震动，对这种拆台子的事，影响面、打击面太大的事，当局是不能不十分谨慎的，即便真的要清算，也要秋后再算，慢慢地算，不可能一下子就贸然出手，瑞瀓没有迅即出手，不是没有道理。
其次，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瑞瀓极有可能想低调处理此事，不想搞大规模清洗：他没有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捣毁革命社团的窝点；也没有留下刘复基等三人作顺藤摸瓜和对质之用，而是匆忙地杀掉，杀掉三人与留下三人，对革命党来说威胁是不太一样的，从口供对质的需要讲，留着的威胁要大过不留的威胁；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要是在自己的治下掀起政治风暴，影响政局，这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必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处理得好，固然名利双收，处理得不好，乌纱帽掉了是小事，脑袋掉了才是大事。
再者，就在10月10日这天，瑞瀓电奏朝廷，报喜不报忧地表功，说是湖北已经波澜不惊地捉拿了32个“革匪”，此案虽然还没有完全破获，但他已心有成竹。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瑞瀓很快就会不动声色地平息一场祸乱，请大清皇上放心，他瑞瀓治理的地方太平无事，皇上不要认为我瑞瀓庸碌无能。看到这样的表功报告，北京方面自然很高兴，不过，也就高兴了几小时罢了，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打响了，这一枪枪法真准，直击大清政权的心脏，哪怕妙手神医在世，也已经没有活命的可能。而这致命的一击，谣言简直就像是那个扣动扳机的手指。
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武器。
谣言的传播有放大和变形的效应，这个过程，其实美国心理学家早就用实验印证过：“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因为，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对谣言的“加工处理”之中，起着添油加醋的作用，使传言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放大和走形，偏离最初的原样。
因此，谣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个贬义之词，散布谣言者是无知的，可疑的，没有根据的，反常的。但是通过考察以上列举的谣言及其传播可以看出，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含有张之洞所说的盲目轻信的原因，为什么是盲目轻信所致呢？就是因为无知、盲目排外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人们之所以无知，又往往与清廷钳制思想言论，实行愚民政策有关，既是如此，当局必然对民众实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开，导致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无知加渠道堵塞，谣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处流动，无孔不入。当如水的谣言越来越高涨，就形成谣言之灾，成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反过来冲击钳制民众的这个制度大坝，力量强大之时，甚至可以将制度大坝冲垮。
通过考察上面列举的谣言，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影响大、传播广的谣言，不只是无知愚昧那么简单，它往往是有很坚实的社会基础，或是契合了某种社会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这样的谣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因为确实有一些洋人、传教士凭借领事裁判权，骄横已久，包庇华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优等人，民间滋长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适合于用来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谣言还是事实，都会被民众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当真。
谣言被信以为真，而当局的辟谣鲜有人相信，这说明当局的公信力已濒临破产。这是因为，民间对洋人、洋教的反抗经常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其权威已严重下降，信任度急骤下滑。事实正是这样，此时的清政府对洋人基本上言听计从，对传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权力越来越大，晚清虽然还维系着皇权统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当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时，同时意味着由这个政权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在一点点被打破，社会开始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晚清时期，这种无序表现为社会转型，重大变迁，列强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会动荡，纲纪败坏，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心理状态，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恐惧，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正是谣言滋生的绝好温床，这下十分吻合美国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对战争中流行的谣言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一个结果。
谣言既是社会失序的结果，同时谣言也会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推手。这样，谣言从一个结果变成一个原因，即谣言是社会无序的结果，可谣言会导致更大的无序，并以更大的无序来重构有序。当局对于谣言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处理得当，会为当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则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来重构新的秩序，这样，谣言又将减少。
在这个过程中，谣言变成了一种反权力“话语”，它是反权力者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来反对官方的话语，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对；官方反对的，它就支持；官方没有说没有做的，它说官方既说又做，这就是制造谣言。这样的谣言因为获得很多人的信任而变成一种反权力力量，而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们知道，革命党在反清的过程中往往不惜制造、传播谣言来反政府，革命党办的报纸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甚至公然变成造谣机器。
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可称“造谣先锋”，时不时造满清的谣。曾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更离谱的是，《民立报》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中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北洋军阀虽然面目可憎，但还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张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离谱地步，如此大胆地造谣传谣实属惊人，已经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对这种造谣传谣的事，革命党人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认为是“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他们把造谣和传谣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手段，当成革命的“美谈”。
客观来说，这些谣言有利于煽动民众起来反清，但这毕竟是用一种不文明的手段来反对不文明，是以弄虚作假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反映出革命党缺乏深入民众做思想启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来成就政治理想，这就已经决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变”的，但社会最坚实的专制土壤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手段或可收一时之功，终究会贻害无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胜利的果实终究守不住，后来被袁世凯拿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这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谣言确实是一种反权力——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谣言直接对掌握、裁决信息的当局发出挑战，用一种非真实的话语要求当局开口说话，用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来挑战当局的话语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这样就构成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发话就发话，信息也需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你在信息的竞争中失败，也会成为输者。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当当局对某一事件（如地震、传染病）讳莫如深，谣言反而纷起，它逼使政府回应事件，公布真相，某种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否则，民众就只有沉默无声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来说，如果当局像《汉口中西报》所说的那样，站出来表明态度，说是只抓捕惩罚起义领导者，其他人既往不咎，应该可以息谣言以镇人心，而不是闷声不响，跟革命党玩谣言攻心战，谣言或许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会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正是当局隐瞒了信息，小小的谣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权的地步。
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怎么可能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呢？那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将“皇帝的新装”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巩固政权，愚弄民众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会处处阻扼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又因为民众的无知和信息渠道不畅而无法做到。这样，在专制之下，谣言永远无可消除，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的武器永远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其巨大威力来。
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光靠“谣言止于智者”是不够的，因为智者总是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靠自己的智慧来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息谣言，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专制制造愚昧的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实行民主，权力得到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透明公开，才可能让科学和知识普及民众，而被科学和知识普及的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追求和保护民主。这样，谣言无处藏身，也就走出了谣言如毒瘤一般长在社会身上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