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关于铁屋子的寓言，脍炙人口，凡喝过点墨水的人都知道，这个铁屋子暗喻当时的中国环境，铁屋子里昏睡的人喻指当时愚昧的中国人。对于这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面的人很快就会被憋死，这样死了可以少一些痛苦，但是鲁迅觉得，与其这样死去，还不如叫醒他们，一起来打破这个铁屋子，这样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
鲁迅这个寓言不只适用于鲁迅所处的“当时”，用来概括整个近代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它极其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史上中国的一种现实、一个主题和一条主线：一种现实，就是中国日益被关在黑暗的铁屋子里，这是专制主义与殖民主义两层“铁皮”加固的铁屋子，中国人遭受着专制独裁和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这是令人窒息的中国现实，如果不唤醒民众，做殊死的抗争，破冲铁屋，获得生的希望，就只有被侵犯奴役的份；一个主题，就是突围，打破铁屋的围困，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条主线，就是探索突围的方式方法，一个个失败之后，最终落脚在以民主主义来打破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
一个被关在铁屋子里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羸弱的国家，羸弱的国民，我为什么还要说它是大国，并把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喻为大国突围呢？这是有依据的，那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内受独裁，外受欺凌的状态，整个像铁屋般黑暗，但仍然是一个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十分了得。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1820年GDP占全世界的287%。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仍领先世界，在1870年GDP占全世界的173%。到清朝灭亡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1900年GDP占全世界的11%。我们现在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排世界第二，与当时的晚清垮台之前基本上相当，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世界话语权也不可同日而语。
晚清这么一个大国被困在铁屋子里，任由列强欺负，想突围却不出来，不光我们现在觉得纳闷，更是自1840年以来，类似鲁迅这样的中国精英分子所冥思苦想、探索追求的。在这一路的冥思苦想、探索追求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突围的方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救国行不通，中体西用的及表不及里的救国之路行不通，最后终于发现，必须以民主利器来打破铁屋，突围之后仍然奔向民主宝殿，才能救亡和复兴，才能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有学者将这种受西方暴力威胁转而效法民主的方式称为“外生型民主化”，对此我颇为认同，我曾经有一句玩笑话，说中国近代史，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养在深闺的女性被强暴而成为女人。按常理，一位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成为一个女人，即民主应该是人民内在的、自觉要求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被动反应，但近代中国民主最初确实是一种被动反应，是作为舶来品而被接受的，被迫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外加给中国人的铁屋子里，所有绝望、抗争、痛苦、救亡和复兴，直至打破铁屋子，最后都落脚到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之上，亦即对民主的追求和实践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打败专制主义，摆脱殖民主义，走出传统，融入现代，争取人民富裕、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
近代中国时局图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本质上说，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对抗，是一次次君主专制与西方民主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文化与保守文化的对抗。从世界历史看，两种制度的较量彼此都有胜有负，但从总体而言，先进制度多数战胜了落后制度，民主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攻城略地，其势难当。可是在晚清时代，中国的专制制度一次也没能战胜民主制度，其被摧枯拉朽地打败，尤其显示了中国专制的腐朽性、顽固性。专制压制了社会的活力，闭塞了人们的视听，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培养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奴隶，致使整个社会因循守旧，日趋衰弱；专制造就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必然导致绝对的灭亡。专制下的泱泱中国尤甚，此时已是步履蹒跚，就像一个病老头，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碰到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一个拳头过来，就差点倒掉了。那所谓的经济强大，更像是浮肿而非强大，甚至只是辉煌的夕阳景象，毕竟快要日落西山。
我们反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崛起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国家崛起得益于政治制度创新。英国只是一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之所以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号称日不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较早地建立了民主政治。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废除了君权专制，开启了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逐步建设成一个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而这正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至为坚实的基础，因为民主宪政的确立，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社会活力迸发，一切由此改变。工业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实际上是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英国因实行民主政治而率先崛起，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变革之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是“制度比人强”极为鲜活的实例。而这样的道理，早就被卢梭道出：“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这不光是英国的崛起在例证着卢梭的话，之后，法国、美国和日本相继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因为他们创试了民主政治制度，激活了国家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