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七号”都是名列前茅。
所谓怪才，通常都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但脑子都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明石这样，石原也是如此。两个精神病似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都先后考上了正常人挤破脑袋也挤不进去的日本陆军大学。
在当年的校园里，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气的。
进了陆大，就等于进了高级军官的保险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将军，再差也能弄个大佐当当，所以人人都架势十足，走到哪儿都爱在腰间挎把刀显摆显摆。
其中最拉风的竟然是连穿件衣服都不成体统的石原。
因为他那把刀实在太牛了。就长度而言，比别人的刀都长出那么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属于倭刀之加长版，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看。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