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川原孝去世两周后，我才听说他不幸遇难的消息，但令我惊讶的并不是死讯本身，而是他居然已经这么大年纪了。2011年3月底的一天，我正开车返回东京，途中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那头读了一份日本报纸的内页新闻标题：著名运动员在海啸中遇难。过去的两周，我一直在日本东北部沿海受灾城镇之间来回奔波，偶然间也曾想起下川先生，以及两年半前与他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
我之前从没听说过下川先生生活的釜石市，我们搭火车前往那里，火车行驶得非常缓慢，中途停靠的站点也几乎只有一个站台和一条荒凉的公路。我们前去拜访的时候是12月，正是日本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那天下午也非常冷，但下川先生的家十分温暖舒适。他的儿媳奉上绿茶和饼干，他本人则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世界纪录证书，随后我们开车去他训练的公共运动场，他在场地里做了一些拉伸运动，慢跑了一会儿，还练习了投掷标枪和铅球，我们则在一旁拍照。
返回先生家又喝了一会儿茶后，我们起身告辞，再次搭乘慢车回家。这次拜访十分有趣，但一个简单的事实使这升华为一段难忘的经历：下川先生当时已经102岁了。
对于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能举起一支标枪就可以算是一项成就了，可是下川先生还能比任何同龄人都掷得远。他参加的比赛级别是M-100级，参赛选手的年纪都已超过100岁。他创纪录的一掷——2008年在日本老将田径锦标赛上掷出的12.75米——打破了世界百岁年龄段标枪纪录，此前这一纪录一直由一位美国老人保持。那次短暂的会面后，我常常会想起下川先生，想知道他近况如何。
他的生活信念远不止是活下去这么简单，他还要活得精彩。海啸前一年，他已经104岁。报道其死讯的那篇文章写道，在2010年的日本老将田径锦标赛上，他差一点就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这场海啸中一共有18500人遇难，每个人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可是，像下川先生这样，在如此高龄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身体也依旧健硕灵活，还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却被海啸这样无常的意外夺去生命，细思起来更令人体味出一种难言的苦涩，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月后，我重返釜石市，试图寻找这场灾难中最年长受害者之一的一些讯息。[1]我在两年半前拜访过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东西，那是一幢结实的两层楼房，仍然矗立在离海400码的地方。下川先生的孙子穰已届中年，他跟一群帮手和朋友正在整理遗物。那些东西里有他祖父的白色运动服，证明其最新成就的明信片——铅球3.79米，铁饼7.31米。还有几本相册，外观虽完好无损，却早已被浸透，照片变得皱皱巴巴，颜色也已褪去。
相册中有不少下川先生的照片，有他手握奖牌的照片、跟妻子的合影，还有同学聚会的留影。照片上，老人看上去十分开心，但并没有比我见到的时候更强健或更健康——要知道这其中很多照片都拍摄于40多年前。
这就是百岁老人最令人惊叹又最寻常不过的事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老了。下川原孝出生8年后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比同时代的所有人活得都久，连他6个孩子中的2个都比他先去世。他有8个曾孙，最小的那个比他晚出生一个多世纪，而且没人想得到下川先生能活到这把年纪。
下川先生的父母都是50多岁就去世了。他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一直积极面对生活，当然也有生病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和胆结石。他还曾坦白对我说，年轻时抽烟喝酒也挺厉害，后来仍然喜欢吃饭时喝一杯清酒。
“您什么时候戒的烟？”我问他。
“80岁的时候。”他答道。
我把这些讲给他的孙子听，他笑着说道：“他说谎。我跟他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可不只喝一杯，他还向我讨烟抽。”
无论是作为老师、地方议员还是后来的本地名人，下川先生在社区一直很活跃。可是，尽管身边时刻都有人，我还是察觉到他不为人知的苦楚；他非常寂寞，无法排解。过去35年来他一直独身。他教过的许多学生很久以前就因为年纪太大而去世。“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了，”他对我说，“我是最后一个。我年纪最大的朋友都比我小20岁。我的处境其实有点可怕，身边太多人去世——我已经参加了那么多葬礼。我不会为此流泪，可这正是我最大的悲哀，就是这种寂寞啊。”
我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虽然已经102岁高龄，下川先生还是非常恐惧死亡。
有人说老人内心都是“平静的”，我之前也被这种老套的说辞迷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的欲望也随之消退。可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极端的反例：一个用标枪和铁饼抵挡死亡的老人。正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活下去的强烈求生欲，促使他取得如此辉煌的运动成就。他曾告诉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柔韧和灵活。人最僵硬的时候就是死后——你绝不会比那时候更僵硬。所以，你要睡好、吃好、保持运动。”所有这一切，让他最终的死亡更令人唏嘘不已。
因为下川先生的儿子和儿媳也同时在海啸中丧生，他的朋友和其他家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解开一个谜团：他们在海啸几天后找到他们家的汽车，它好好地停在一座山上，丝毫没受海啸影响。这一发现立即点燃了大家的希望，因为在下川先生家附近反复搜索多次后，仍未发现这一家人的踪迹。8天后，大家终于在距离下川先生家几百码的一个公共大厅找到了这三个人的尸体——直到那时，令人悲伤的真相才被揭开。
和其他地方一样，地震本身并没有给釜石造成严重破坏，海啸警报通过广播迅速传遍整个城市。下川先生73岁的儿子有足够时间带着父亲和妻子开车前往只有一层楼的公共大厅。可是那里离海只有几百码远，所处地势也比家里的房子高不了多少。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
巨浪涌入了下川先生的家，但楼上得以幸免。可它吞噬了整个公共大厅，淹没了那些来此避难的人。只要沿路再向上走3分钟，就可以看到洪水被一段缓坡挡住去路。“如果他们待在车里，或沿路再向上走一点，甚至只要待在家里，爬上楼去，都会活下来。”这家人的老朋友多田庆山感叹道。然而，作为一个服从应急训练的好公民，下川先生的儿子把车子开到安全的地方停好，在对危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平静地走下山，走向死亡。
下川原孝经历过1933年的海啸、1960年的智利海啸以及其他无数更小的巨浪侵袭和错误警报。他跟老友多田最后一次见面聊天时，还提到即将举行的田径锦标赛，他将要参加105岁以上年龄组的比赛。毫无疑问，他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他简直就是自成一组。
人们一般都不会在如此高寿的老人葬礼上表现得太过悲痛或惋惜，可是这次不一样。“坦白说，我仍然不觉得他们死了，”穰说，他在同一天埋葬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和祖父，“虽然我辨认了尸体，签署了文件，安排了火化。可是，我好像是活在一场噩梦里，真实的痛苦仍向我袭来。”
海啸对老年人来说更是一场灾难。54%的遇难者年纪都在65岁或65岁以上，[2]年纪越大，活下来的机会越小。但是，反过来的情况更加触目。年纪越小，越有可能逃过一劫——死于海啸的儿童人数少得令人难以置信。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由于不会游泳，无法逃去安全地带，在海啸中遇难的儿童多得惊人。[3]在日本，情况则正好相反。在18500名死亡和失踪的人口中，只有351人是学生，不到遇难人数的1/50。[4]而且，其中的4/5是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丧生：因为当天下午生病没去上学，或很快就被焦急的父母接走。换句话说，与家人待在一起比跟老师待在一起更危险。
如果你将要面对大地震，能让你避难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学校。[5]几十年的技术实验为这个国家造就了世界上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即使是面对巨大的海啸，日本的防波堤、警报系统和疏散演习也挽救了无数生命：2011年海啸虽然令日本损失惨重，但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可能是现在的数倍。而且，没有任何地方的防灾措施比公立学校更到位。
学校建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铁框架基础上，它们通常坐落在山坡和高地上，而且都被要求制订详细的灾难应急计划，做定期演习。发生海啸的那天下午，日本的建筑和各种防灾措施在保护儿童生命方面几乎发挥了最大作用。
没有一所学校因地震倒塌或遭受严重的实质性破坏。有9所学校完全被海啸淹没，其中只在一所位于南三陆的学校中，有一名13岁的学生在跟随班级撤往高地时不幸淹死。除此之外，其他8所学校的学生都平安撤离到安全地区。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仍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后来，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陷入深深的自责，埋怨自己没有赶去学校接孩子。可是，这场灾难绝不是他们的疏忽或懒惰造成的，他们已经按照防灾要求采取行动，在其他类似情况下，这是最有可能保证孩子安全、让他们活下去的办法。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佐藤桂回忆道，“心里堆积了很多复杂的情绪。我能做的就是一片一片地收拾生活的碎片。我们已经失去了瑞穂，我最亲爱的女儿。但我们还没有失去所有，另外两个孩子还很好，房子也完好无损。靠近海岸的人失去了家人、房子和整个社区。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糟糕得多。水电恢复后，我们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
桂是石卷市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和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福地，他们家离紫桃佐代美家只有几百码距离。桂的女儿瑞穂和佐代美的女儿千圣都在大川小学上学，两人是好朋友，她们也在同一天火化。“直到那一刻，”桂继续说，“我才能集中精力。火化仪式后，向来健康的我却病倒了，病得起不了床。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我开始不停思考，我觉得我们女儿的死因十分可疑。我知道这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一开始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他学校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从没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消息？”
海啸过去几周后，河边几个村子的人陆续恢复正常生活，这时有其他家长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他们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的行为上。一个是远藤纯二，他是海啸中唯一生还的老师。海啸之后的那天清晨，今野仁美在入釜谷见过他，当时他完全不知所措，几乎说不出话来。另一个则是学校的校长，一个名叫柏叶照幸的男人。[6]那个周五的下午，柏叶碰巧没有去上班，而是去几英里远的内陆的另一所学校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当天大川小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两个人的证词显然至关重要。一个是见证了学校当天情况的唯一幸存的成年人，另一个则是负责学校所有安全措施的校长。可在灾难发生的次日，在那个充满恐惧和混乱的早晨之后，再也没人见过远藤，或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更不同寻常的是，连校长的行踪都无人知晓。
忙着在淤泥里挖掘的搜寻人员竟也没有在早已是一片废墟的学校见过柏叶。海啸过去6天后，他终于露面，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两周后，佐藤桂惊讶地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柏叶，更让她吃惊的是新闻内容——在大川小学举行的一场仪式。幸存的30个孩子正在庆祝新学年的开始——日本的小学是4月开学。大川小学在该地区另一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重获新生。桂还清楚地记得这位校长当时的致辞：“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死去的朋友，重建一所充满笑容的学校。”
“一开始孩子还有点紧张，”柏叶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但是当我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们都坚定地点了点头。”
在日本，即使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学校的开学仪式也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家人都会感到高兴和骄傲的重要时刻。54个家庭在学校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但没有一个家庭收到这个开学仪式的通知，他们死去的儿子和女儿本应该也是参与者。这样做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努力尝试恢复正常生活，同时创造一个地方，让幸存的孩子恢复简单的小学生活。可是对于仍处于悲痛中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一记重拳打在心上。
“邀请函发给了那些幸免于难的孩子的家长，”桂对我说，“我不禁想：‘我们的孩子是不在了，可我们就不是大川小学的家长了吗？’我们没有得到一句解释——学校对此一句说明都没有。这个柏叶校长只在学校出现了一两次，连手都没有弄脏。然后，我们就在电视里看见了他，说着什么‘笑容’。”
桂继续说：“孩子甚至还没有下葬，他们好像就要抛弃我们。那天晚上我气得睡不着觉。我对丈夫说：‘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我想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吗？”
注释：
[1]令人惊讶的是，下川并不是这场海啸中最年长的遇难者。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海啸中有25名百岁或百岁以上老人确认死亡，其中3人为男性，22人为女性。
[2]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Jinko dotai tokei kara mita Higashi Nihon daishinsai ni yoru shibo no jokyo ni tsuite’[‘On mortality caused by the Great East Japan Disaster based 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Tokyo, 2011) at accessed March 2017. 75岁以上的遇难者占全体遇难者的1/3，40岁到50岁之间的男性死亡概率是20岁到30岁之间男性的2倍以上。
[3]Richard Lloyd Parry, ‘The town left without women’, The Times, 12 January 2005.
[4]‘Over 110 schoolchildren die or go missing in tsunami after being picked up by parents’, Mainichi Daily News, 12 August 2011.
[5]任何靠近核反应堆的地方自然是最糟糕的避难场所，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由自然发生的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人为灾害，与我提出的日本建筑总体抗震性较强的说法并不矛盾。
[6]我再三请求与柏叶先生谈话，但从未得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