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野仁美第二天一早终于来到学校。那是2011年3月13日，星期日。
以往，从入釜谷步行过来只需要20分钟，可是这次仁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克服洪水和各种残骸的阻碍，沿着山脚下的路小心翼翼走到学校。沿路可见各种房屋的残骸——那些房子被海啸掀起后又重重跌落在地——倒扣在地上的支离破碎的轿车和货车，以及微不足道的家庭用品：鞋、湿淋淋的衣服、炒菜锅、茶壶和勺子。大片断裂的松树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场面之混乱难以用语言形容。松脂的气味与黑色淤泥的腐败臭味混合在一起，给所有没有浸泡在水里的东西染了一层味。曾经矗立在这里的房子，全部被彻底冲走，一点残渣都不剩。
仁美终于艰难跋涉到新北上大桥旁内陆道路与河畔高速公路的连接处。这座大桥最北面1/3长度的桥面——跨度约200码——已经垮塌，消失在滔滔河水中，只剩下混凝土桩立在水中。公路从这里开始向釜谷蜿蜒而去，那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村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和屋顶上铺着瓦片的传统木屋混杂在一起。就在两天前，除了大川小学的屋顶，所有一切都还在这些建筑和周围种植的樱花树的掩映之下。
即使是今天，仁美第一个看见的也是学校，或者说是学校的轮廓。它被一堆棱角分明、相互联结的东西包裹着，那堆东西大小不一——树干、房子的托梁、船、床、自行车、棚屋和冰箱。一辆扭曲的轿车从楼上一间教室的窗户伸出一截来。远处100码的地方，一座单体混凝土建筑——村里的诊所——仍然立在那儿，这段路半中间的位置还竖着一座细钢条搭建的信号塔。可是，主街上的房子、通往主街的巷道及其两旁的住宅和商店，都已不复存在。
釜谷周围是一个个小村子，更远处是一片片稻田，低矮的山丘，蜿蜒的河流，最后则是太平洋。远处河口处有一片海滩，深受冲浪爱好者和游泳爱好者欢迎，那里还有一片茂密的松林，既是防风林，也是休闲好去处。但现在，2万棵松树被连根拔起，卷到3英里外的内陆，在那里散发着它们独有的味道。村庄、小村子、稻田以及陆地和大海之间，其他所有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没有照片能记录这种景象，连电视台也无法记录这场灾难的全景。毁灭的味道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时候远超目之所及的范围。“那就是地狱，”仁美描述道，“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颗原子弹。”很多人都用了这个比喻，一点都没有夸张。只有两种力量可以造成比海啸更严重的破坏：小行星撞击或核爆炸。那天早上，长达400英里的海岸所呈现的景象，让人想起1945年8月的广岛和长崎，只不过水代替了火，淤泥代替了灰烬，鱼和淤泥的腥臭代替了烧焦的木头和滚滚浓烟。
即使是最惨烈的空袭也还会留下被烧毁建筑的残垣断壁，以及部分公园和树林，公路和铁轨，田地和墓地。而海啸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爆炸可以与它带来的超现实破坏力相提并论。它把整片森林连根拔起，再把它们抛到数英里外的内陆。它掀起路面的碎石，像舞动缎带一样甩来甩去。它把房子从地基处扯断，把轿车、卡车、轮船和一具具尸体抛到高楼楼顶。
一个叫阿部良助的男人跟仁美差不多同一时间到达釜谷。海啸的时候，他的房子、妻子、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女就在村里。阿部当时在城里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回家的路也被洪水泛滥的公路和断桥阻断。他到达村子的时候，两名警察正站在村口。让他惊讶和气愤的是，这两名警察虽然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但还是试图阻止他进村。他一开始还跟他们理论，后来直接放弃，只是径直从其身旁走过。
阿部、仁美和其他人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海啸过后最初几天的景象：地狱（jigoku）。说到这个词时，他们脑中浮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可怕的恶魔和骇人听闻的惨烈酷刑。日本绘画中有不一样的地狱——冰与水、泥与粪搅成一团的地狱，画中人物全都一丝不挂，被剥夺了所有尊严，散乱地躺在破败不堪的平原上。
“我还记得，”阿部说，“那些松树，还有淤泥和垃圾里露出来的孩子的腿和胳膊。”
阿部60岁出头，是村长，也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他是个讲求实际、有行动力的男人。他开始把尸体一个个拽出来，摆在路边。一开始，他就用手硬拽，后来他又趟水回到车里，再返回时手里多了一些工具。有些地方不能用铲子，因为孩子的尸体被撤退的海浪冲到了一起，一个叠一个地紧挨着。
到了下午，已经有好几个人加入。这是一项充满未知的危险工作，因为没几处地面是牢固的。即使是在洪水退去的地方，脚下也是一层层湿滑、易崩塌的瓦砾。路面都是碎石，大部分都很锋利，表面还覆盖着污秽不堪的淤泥。男人小心翼翼地踏进这堆棱角锋利的瓦砾，拖出树干和断掉的木桩、弯曲的波纹铝板，撬开被冲毁的汽车车门。每当发现尸体，他们就会抬去桥对面的一个交通岛，今野仁美和其他守在那儿的女人则会摆放好，再用从河里提来的浑水冲洗尸体。“当然没有什么可以盖在尸体上，”仁美说，“我们从碎石堆里拖出一些床垫，然后把他们摆在上面，再用我们能找到的床单、衣服等盖住。”她们还会小心地从尸体身上取下标有姓名和班级的方形书包——日本所有小学生都会背这样的书包——就像处理这些孩子的尸体那样小心。
没有恐慌，甚至也没有什么紧迫感。不可能找到任何活着的人了，大家对此心照不宣。“没有人只顾着找自己的朋友或孙子，”阿部先生回忆道，“不管埋着的是谁，我们只是尽力拽出每一个人。所有男人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干活。”
朋友、对手、邻居、同学、点头之交、亲人、老情人——全都从这摊淤泥里被拽出来。
第一天结束时，阿部挖出10个孩子的尸体。他们大多数失去了衣服和名牌，但他认出了其中的很多人。
当天下午，有人对阿部说看见了他的妻子文子。他急匆匆地赶到入釜谷，她就在那儿，和他的女儿一起，两个人都没有受伤。“何止松了口气，”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们还活着。”可是，他的女婿和两个外孙女仍下落不明。
他在村里待了3个月，一直在淤泥里搜寻尸体。突然有一天，有人把他叫到一个地方，只见那儿摆放着一具具等待清洗的尸体。其中就有他10岁的外孙女菜樱。阿部一个人把她抬出来。她身上裹着厚厚的淤泥，阿部一开始没有认出她。
一周后，他们找到了菜樱9岁的妹妹舞，又过了一周，找到了她们的爸爸。“姐姐就跟平时一样，”阿部告诉我，“很安详，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可是一周后——唉，那种情况下，过个7天就能发生很大变化。”说完他流下泪来。
海啸未能波及距离此处9英里的内陆地区，那儿有一座室内体育中心，此时已经成为紧急救援中心。各家各户一家老小都睡在篮球场里，身上盖着借来的毛毯和方形折叠纸板。紫桃佐代美的大姐主动到这儿来寻找外甥女，想把她带回家。她是个精力充沛且令人敬畏的女人，她自己的家人都安全地生活在内陆。灾难造成了极端的混乱，但人不会凭空消失。找一个人能有多难呢？
大川小学。
五年级。
紫桃千圣。
但是在挤进体育中心的人群后，佐代美的大姐没有了自信。她发现有好几百人跟她一样，焦急地在一张张桌子、一个个避难所隔间和一块又一块布告牌之间搜寻。
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一无所获，有人建议她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孩子或许在那儿。想到这种可能性，大姐不由感到一阵恐惧，她没有勇气一个人去。她叫上另一个姐妹，一起开车去了那儿，那里的查询名单短得多，但只允许直系亲属进入。
于是，她又回去找到千圣的父亲隆洋，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隆洋很快找到佐代美。她正待在厨房制作最后一批饭团。隆洋对她说：“孩子他妈，你准备一下吧。我们找到千圣了。”
佐代美告诉我：“听到他的话，我当时就想动身出发。但我突然意识到可能需要为她准备点吃的，还要带些衣服给她穿，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准备的东西，于是我又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收拾齐整。”
可隆洋说：“你不需要准备这些。只要跟着来就好。”
佐代美对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年了。她还记得自己上了车，却完全不知道要被带去哪儿，只是坚信即将与女儿团圆。
让她略感讶异的是，车子没有在收容避难者的体育中心停下来，而是沿着山路开到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地方——佐代美和姐妹上过的高中，如无意外，千圣也将在这儿读中学。“他们在那里设置了接待处，”她回忆道，“隆洋和我的姐夫站在那儿，好像在看什么文件。他们让我待在车里。”
佐代美偷偷溜下车，跑进了学校，走进体育馆。
“30年来我第一次到那儿去，”她继续说，“里面放着桌子和椅子。他们用塑料板把体育馆的一部分隔开来。于是，我探头往里看，只见地上铺着蓝色的防水帆布，上面摆放着一具具尸体，都用毛毯盖着。”
这时一个男人向佐代美走来，手里还拿着一双鞋。“那人问：‘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他手里拎着的是千圣的鞋。我看到鞋里写着她的名字，是我亲手写上去的。”
这时隆洋走进体育馆。他抱着一具尸体，并揭开了盖着的毛毯。
“别过来。”他对佐代美说。
“但我能看见。”她对我说。
她继续说：“他揭开了一条毛毯，接着点了点头，并对那儿的负责人说了些什么。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想：‘你点什么头？别点头。别点头。’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还是冲了过去。千圣就在那儿。她裹在淤泥里，全身赤裸。看上去非常平静，就像睡着了一样。我抱着她，把她扶起来，一遍遍叫着她的名字，可是她不答应。我试着给她按摩，想要她恢复呼吸。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我擦掉她脸颊上的淤泥，又清理出她嘴里的脏东西。她的鼻子里也有淤泥，耳朵也是。可是我们只有两条小毛巾。我不停地擦啊擦，毛巾很快成了黑乎乎的两团。没有其他东西，于是我只能用我的衣服继续擦。她的眼睛半睁着——她睡觉时通常也这样，睡得非常沉时就会这样。但现在她的眼睛里有淤泥，而我既没有毛巾也没有水，我就用舌头舔她的眼睛，想要清除掉那些淤泥，可是我怎么也舔不干净，淤泥一直往外冒。”[1]
今野仁美和丈夫浩行在接下来的一周才找到对方。她也是在那时放弃了希望。她已经在学校待了好几天，每天早上她都在清洗和辨认尸体，下午则在入釜谷的村公所里为其他避难者做饭打扫。她不知道要做些别的什么，因为她仍然在寻找她的孩子麻里、理加、大辅，以及公公和婆婆。仁美对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心存幻想，她知道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样，看看周围就一目了然。但她仍然像其他身处同一境地的人那样坚持着，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不论其他人发生什么事，她自己的家人不可能全部死去。但这事实上十分荒谬。这种感觉让人无法忍受，令人痛彻心扉，又如深渊般难以理解——同时也很傻。“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地震刚结束时麻里这样写道。“我当时就想：‘他们一定还活着。他们一定还活着。’”仁美对我说，“我不能放弃。当通讯恢复时，我就开始发短信，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
仁美乘船前往大体育中心，并在那里找到了浩行。
这样的重逢通常会被想象成释放情绪的喜悦时刻。可是这种情绪实在太浓烈，又掺杂了太多绝望。过去几天里，浩行已经相信自己失去了父母、儿女和妻子。当他看到仁美时，只是把已有的认知调整为：原来是失去了母亲、父亲和三个孩子。“我们当然很高兴见到对方，”仁美回忆道，“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想着孩子。不找到他们，我就没法放松。”
仁美的丈夫没有像她一样逃避死亡。浩行参加了釜谷的搜寻行动，在富士沼附近寻找尸体，他的家乡间垣的很多东西都被冲到了这里。有一天，他们在湖畔发现了今野一家的顶部——二楼和屋顶，整个顶部齐整整地被巨浪卷到湖畔。一组人严阵以待，准备破开瓦片覆盖的屋顶。今野夫妇以为自己的所有恐惧都会变成现实，以为会在屋里找到家人的尸体。破开屋顶，大家看到榻榻米地垫还在屋里，除此之外几乎没发现其他任何东西。不过，他们还找到了理加的粉色凯蒂猫钱包和另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一本放满了孩子小时候照片的旧相册。
海啸发生一周后，大辅的尸体最先被找到，接着是浩行的父亲。理加的尸体则是月底才找到，她死时距离自己的17岁生日只有4天。今野老太太和18岁的麻里则是在4月初被人发现。
大辅是在学校后面的山脚下被找到的，那儿距离交通岛不远，人们同时还发现了其他孩子的尸体。今野家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祖父母在不同的地方被找到，从尸体上能看出他们生前发生的事情。今野老先生口袋里揣着车钥匙，他的妻子拿着一袋衣服，两个女孩则带着零食和手机充电器。他们当时正准备撤离，海啸袭来时他们或许正要坐进车里。他们当时也许还担心着大辅或仁美的安全，在逃跑前可能还等着这两人中的一个或两个回家。
仁美去高中体育馆看了大辅，发现他没有受伤。“他看起来就像正在睡觉，”她说，“如果我叫他的名字，他好像就会醒来一样。我还记得他的脸当时的模样。”但当她第二天再去时，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辅的眼睛像流泪一样流着血。她把血擦干净，可过了一晚上又会如此，此后大辅的眼睛每晚都会血泪模糊。仁美明白这是因为儿子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但她同时也忍不住把这当成他的灵魂无处安放的象征，同时也是他极度渴望活下去的体现。
当时甚至很难找到一副棺材，海岸附近的火葬场几天来已经忙成一团。人们从几百英里外开车过来举行葬礼。仁美和浩行此刻急需干冰，一开始只是为了大辅一个人，接着是为两个人，最后则是为了五个人准备。一名殡仪员解释说一具尸体需要四片干冰——两片放在手臂下，两片放在腿下。但春天暖意渐浓，每片干冰只能维持几天。浩行开着车在附近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在邻镇找到干冰——可当他下次再去时，就没有货了。在陆续发现五具尸体并将其火葬的这个月里，仁美和浩行每天就忙着想办法保护孩子和父母的尸体，防止其腐烂。
除了失去家人，今野夫妇还失去了家和家中的所有东西。忙着准备干冰和葬礼的仁美和浩行一开始跟上了年纪的浩行奶奶住在一起，然后搬进属于姑父和姑母的一幢空房子。对于他们以及学校的其他家长而言，最初几周感觉到的，更多是一种麻木的混乱，而不是无力的悲伤，徒劳地挣扎着在一团乱麻中保持清醒。
海啸过去大约一个月后，仁美接到了佐藤和隆打来的电话，她只知道这个男人是雄树的爸爸。
佐藤雄树是大辅最好的朋友和恶作剧玩伴。两个男孩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练习柔道，一起在北上川钓鱼。雄树也死于3月11日。
此时，大川小学的惨痛损失已清楚无误。学校一共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以及11个老师中的10个都不幸遇难。地震过后很多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通过这种方法获救的孩子有浮津天音，她与大辅和雄树都是六年级班的学生。佐藤先生最近与天音聊了聊，他现在情绪激动，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仁美分享从儿子幸存的同学那儿听到的故事。
佐藤询问了天音在被妈妈从学校接走前的情况，也就是地震发生后到海啸到来前的那段时间。他的宝贝儿子12岁就死了，此刻他只想知道雄树生前最后一刻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当时看起来怎么样？他说了些什么？他害怕吗？
天音回忆说，当天教学楼晃动得特别厉害，但没有严重损毁，她还描述了孩子和老师撤离教学楼的情形，就跟两天前那次程度较轻的地震时一样。学生都按班级排好队。天音跟雄树、大辅和其他六年级的学生站在一起。
大家的名字很快核对完毕，孩子被告知就待在排队的地方。学校里马上响起警报和通知，督促大家撤离到更高的地方去。当时操场上很冷，但没有人走回教室或其他地方。大风吹来阵阵寒意，孩子开始有些焦躁不安。此时附近出现了一辆装有扬声器的面包车，扬声器里传出警报，告诉大家一场“超级海啸”正从海上袭来。
天音回忆起班长大辅和好伙伴雄树是如何向班主任佐佐木孝提出疏散建议的。
老师，我们到山上去吧。
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老师只是让他们安静下来，并告诉他们待在原地。
天音的妈妈很快就来到学校，开车带着她匆忙离开了。这家人虽然失去了房子，但天音成了六年级班仅存的五个孩子之一。
佐藤先生的这通电话让仁美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起来。在这之前，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但此时听到的这个故事，就像一盏探照灯，照亮了一直在她因悲伤而模糊不清的脑海里若隐若现浮动的一些问题。从发生地震到海啸来袭的这段时间，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尽管她的儿子提了建议，大家却没有撤离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如果连他这种小孩子都能有这种预见，为什么他的老师没有？为什么他们和大辅以及其他人都会死掉？
注释：
[1]我基于自己对紫桃佐代美的采访和克里斯·希斯于2011年7月1日发表在GQ（美国版）上的杰作《毕业日》，创作了这段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