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单身负笈走出三峡，去寻找他的梦
告别家园
“喔——喔——喔——”
我们家那只带着一群妻妾雄赳赳气昂昂地称霸我们大院的大红公鸡，开始它第三遍的第一声啼叫，满大院的公鸡都奉旨似的跟着使劲地啼叫起来。小窗边已经染上微曦，天快要亮了。我一夜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明天早上，我就要告别这个住了十六个春秋的家园，走出三峡，到外边的大世界闯荡去了。
木板那边的隔壁房里，母亲不停地啜泣着，唠唠叨叨地向父亲又是埋怨又是乞求地说个不完：“你才把老三撵出去，又把老五也撵出去。半大不小，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娃娃，风里雨里，满世界地跑，有个三长两短，咋个得了。有了病痛，哪个来照看？儿行千里母担忧呀。”接着便是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话，一晚上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父亲还是一面坚持他的决定，用“妇人之见”、“你知道什么”这样的话来教训母亲，一面耐心地用他昨天对我不知教训了多少遍的话来对母亲解释：“十六岁了，还算小呀？你还不让他出去见世面呀，窝在这乡坝头，有什么出息呢？莫非学那些公爷们窝在家里，坐吃山空，当败家子？”
母亲除了叹气，还能说什么呢？
昨天上午，父亲叫我到他的房里去。我去了，他坐在他那张陈旧的藤躺椅上，左手拿着我们为他擦得锃光发亮的铜水烟袋，却没有装上烟丝点燃纸掐抽烟，只是用右手指在抹嘴角的两撇他视为珍贵的八字胡须。那是在辛亥革命年代很流行的八字胡，孙中山、黄兴这些革命家都蓄着这样的八字胡。只要他一默默地抹胡须，我就知道他又在考虑什么严重的问题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去打扰他的。他透过他那有一千二百度深的近视眼镜，看到我进去了，异乎寻常慈和地招呼我，指一指他椅旁的小凳，说：“来，坐下吧。”平常我们听他训话，只能是恭敬地站着的，现在父亲叫我坐在他旁边的小凳上，我还真有点拘谨。我连忙要为他装丝烟燃掐子。他表示不用了。
他用手摸一下我的头，微笑着说：“你今年十六岁，也不算小了。初中毕了业，在我们那时代，算是秀才了。你的翅膀虽然还没有长硬，也该出去闯世界了。你到北平去考高中深造去吧。我们家也算是书香人家，可惜家道中落。当初，我本想随那些人到日本去留学，却没有去得成。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我只能在本地谋发展，总算自己努力在本县站稳了脚，挣出一个小康之家，可以供你们出去求学了。我家的子弟，除了你大哥为你们‘拙笨’，看守家业外，都撵出去，闯荡江湖，自谋出路。你看我们乡里大户人家子弟，许多窝在自己暖窝里当公爷的，吃喝嫖赌，败尽家产，到头来只得去当‘踱神’（指当时穿着烂衫，趿着破鞋，在乡镇街上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流氓）；或者在乡下豪强霸道，祸害一方，总不得好下场。你们决不要学他们。你一定要出去，投考高中，勤奋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毕业后争取去日本留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父亲又开始了他的人生哲学的训导。平常他的这些训导，反反复复，不知说了多少遍，听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子。现在我要出去闯江湖了，临别之前，他自然更要教训一番。他说：“你出去要处处小心，自强自立，自爱自重，书要读好，更要学会做人。做人的道理，我还是说那八个字：‘胆大心细，志圆行方’……”
他看我听得不够认真，只得赶快收场：“我也不用多说，你自己出去闯吧。是龙是虫，都看你自己了。”接着，他把大哥叫进来，问道：“老五的旅费和学费，都准备好了吗？”
大哥说：“都准备好了。”
大哥是我们家的总管，敦厚诚实，正如父亲说的，他是为我们弟妹“拙笨”的人。父亲这样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以为光靠家里不到十亩地的收益，只够吃饭，他在县上被选为民意机关县议会的议长，这个“官”，收入也微薄。没有经济基础，要叫子女都出去读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断然做出决定，从他的子女中，拿出一个人来搞经营，做赚钱的买卖。他决定把祖传的烧酒坊恢复起来。
我家祖传的这个马家烧酒坊，在我们乡里过去是小有名气的，取名叫“扶风记”。据说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援是陕西扶风人，所以取这个名字。烧酒坊开张，大哥便每天跟着管账先生陈孔柱一起，坐木船赶“转转场”，在几个乡场上开的小酒店里卖酒。遵照父亲的训示，绝不像别家那样在白酒里掺水，要货真价实，生意才做得好。父亲又出了新主意，他以为单靠卖酒赚不了大钱，要紧的是靠用酒糟做饲料养肥猪才能赚大钱，于是又配套地开了一个粉房，既卖粉丝，又出粉渣。酒糟加粉渣，催肥猪最有效。随着一槽一槽的肥猪出了槽，我们家的生意越做越红了。父亲又决定在我们居住的平山坝上的长江边置买了一些上好的沙地。不是用来招佃收租，却是用来自己栽种良种果蔗（甘蔗，很脆很甜）。因为养猪，粪肥很充足，甘蔗便长得特好。每年冬天砍了甘蔗，约上其他农户，把甘蔗装上租用的大木船，顺长江而下，父亲亲自押运到湖北宜昌、沙市一带去卖个好价钱。甘蔗卖完，把银元托钱庄兑到万县，自己乘轮船到万县取了钱后回家，既快又安全。回来往往还给娃娃们带些从未见过的洋糖果和饼干，还有洋画片，让我们也分享赚了钱的快乐。当然，有时下水木船在三峡险滩触礁沉没，或者遇上军阀强征，土匪抢劫，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亏了本了。不过我们家却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每趟多少总要赚点钱回来。父亲和大哥就是在这样以酒出糟，以粉出渣，以糟渣养猪，以猪粪肥甘蔗的经济连环套上，酒、猪、甘蔗三样都赚钱。不到十年，我们家就小富起来。坝上传开，“马家终于‘发’了，所以一个个子弟，都送出去读书去了”。
大哥在回答了父亲的问话后，转身对我说：“老五，你放心出去闯，每一槽猪卖了，我就给你兑钱来。”他随手带来一个长条布袋子，装得圆滚滚的。他说：“妈妈已经替你缝好一条钱袋，我给你装了一百多块银元，连路费开销，够你用几个月。你把这银元袋子缠在腰上，盖上长衫，路上不要取钱，千万不要叫人看出来了。另外我给你十几块散放银元，做随身用。”大哥说着就把银元袋子拿起来替我缠在腰上，沉甸甸的。我说：“这么重呀？”大哥说：“银元，怎么不重？你不要显得很重的样子，叫人知道你腰缠银元。”
这时，母亲进来了，手里拿着她为我亲自缝制的长衫和千层底布鞋，张着她那熬夜熬得发红的病眼望着我，很满意地说：“到底赶出来了。来，来，试试看。”她不管我们正在说什么，把我拉到她面前，替我穿上。这新长衫是用时新的号称永不褪色的阴丹士林布做的，样式也是那时很流行的高领、细腰、窄袖、长及脚背的“公爷服”。这样的样式，平常父亲是不准穿的，现在要出门了，也就容忍母亲的摆布了，不过还是说了母亲几句：“我说你是多事，拿到街上裁缝铺用机器缝，一两天就成。硬要自己熬更守夜地干，可不是，眼睛都熬红了。”这时，我为母亲的这片慈心所感动，想起了读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古诗句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得三春晖”哩。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母亲这份情意的，这诗就是他教给我们的。他这么说，不过是要表示他的尊严罢了。大哥最留心的却是那长衫是不是腰身太紧，把腰上的银元带子掩护得不好。他看了一下。还好，显不出形迹来。
试了长衫，母亲又叫我试穿她做的布鞋。千层底布鞋，做得实在结实。但是那时已经时兴穿皮鞋或者胶底运动鞋。我穿这双布鞋出去，岂不显得太“土”？我勉强地试穿，感觉有点紧，皱一下眉头。母亲说：“你的脚码我记得，咋个就紧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可是这回却支持母亲：“你妈赶夜工给你做的，你要领情。穿你妈做的鞋，脚踏实地。布鞋越穿越大，不会紧的。”我还能说什么，欣然领情。母亲高兴地笑了。
昨天一天，一家人就在这样有声的和无声的感情交流中度过的。
今天天才蒙蒙亮，我听到母亲已经起来，到厨房去了。我睡不着，索性也起来。我一到厨房，看见母亲正在给我煮荷包蛋，三妹在烧火，她们两个都在流眼泪。我吃着母亲亲手煮的荷包蛋也不觉流下眼泪。这时我父亲和大哥都起来了。父亲劝说：“娃娃是出去赶考，有什么……”其实他也有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大哥务实，到门外去望了一下，回来说：“到石宝寨的小船就要开了，快上船吧。”
每年夏天长江涨大水，沿小支流三岔溪一直淹到我家门口外不远的路边，到石宝寨赶场的人们就在那里上船。大哥提起我的竹书箱和行李卷走在前面，父亲和我跟在后边，母亲一定要送我到石宝寨，也跟了来。我们一起上了赶场船，这时船上已经坐了不少的去赶场的人，大家自然又有一番给我送行的话。其中不少人称赞我小小年纪就出去闯，有出息。这样的话父亲听来，自然是高兴的。
小船开出小溪，进入浩荡的长江，顺流而下，不一会便到了石宝寨。我们下船到大哥的小酒馆去歇脚，谁也没有说什么，大家只是看着我。母亲为我把长衫扯伸展，大哥则到江边码头去找下万县的便船。不一会他回来说：“走吧，到万县的下水船要开了。”
我们到了码头，大哥把我的行李提上船，我照我们乡下的古老规矩，在岸边跪下，向双亲叩头告别。母亲于是又眼泪长流，父亲只说一句话：“不要忘记写信回来报平安。”我上船后，大哥替我找了一个座位，对我说：“到万县的船钱我已经交了。”接着他又细声给我交代：“一路小心。”他下船后又急忙回头大声地对我说：“过湖滩的时候，一定要下船，切莫偷懒。”
船开了，我坐在船上看着他们在岸边挥手，我竟然没有想起向他们挥手。船到中流，我望着我很熟悉的高耸入云的石宝寨，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从我的眼中消失了。“故乡，告别了。”我轻声地念着。木船正在滚滚的激流中向下游急驶而去。
木船快到湖滩时，但见前面波涛汹涌，那是一个有名的险滩。船主照常规把船停靠在岸边，叫不愿意过险滩的旅客下船，从旱路走过湖滩再上船。我遵照大哥的招呼，自然不敢偷懒，随一批旅客下船，走旱路过湖滩。在岸上，眼见那木船在汹涌的大浪里沉浮，一会挣扎在浪峰上，一会没入浪中，似乎沉没了。
看到那惊心动魄的景象，我不由地发出感慨：“从此以后，我大概就要在这样的风浪里讨生活了。”
万县会考
天近擦黑，木船转过山角，忽然看到前面山上一片灯火，灿若繁星。我知道万县到了，那不是繁星，而是山城的一片电灯在发光。我来自穷乡僻壤，从来没有见过电灯，没有见到如此辉煌的景象，感到兴奋不已。
船停靠在万县的码头上，我下了船，找力夫挑起我的行李到学校先期告知的三马路一个旅馆去登记住下。那里已经有许多我们学校的同班同学先我而到。一街的旅馆都被从各县来赶考的中学生住满了，十分热闹。不知道何时的规定，初中应届毕业生，都要参加分区会考。会考及格，才能取得正式的毕业文凭，才有资格投考高中。下川东十四个县的七八百名中学毕业生都集中到万县赶考来了。我要外出读高中，自然也是拿了文凭才行。
农村的孩子，没有见过世面，电灯更是没有见过。在我们农村的学校里；晚上自习时，最初点的是烧桐油的古式陶灯，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找得到；后来美孚洋油倾销到我们农村，才改点有玻璃罩子的美孚煤油灯，当然比灯光如豆又摇晃的桐油灯亮多了。没有想到眼前的明晃晃的电灯又比煤油灯强多了。据说有的同学不明白电灯的道理，睡觉前，习惯地用嘴去吹电灯，却不懂得按电钮开关去熄灯。这也许是城里的学生糟蹋我们农村学生而编排出来的。其实那时连忠县县城也是没有电灯的，县城学生和我们一样没有见过电灯。当然，我们农村学校的学生，在穿着打扮、说话举止上，都显得比较土气。像我这样穿着时新样式的洋布长衫的，算是凤毛麟角了。因为土，我们学校的同学便为城里的同学看不起。在街上走路，便被城里的学生指指说说，骂我们“包谷粑胀大的！”我们同学听了，哪里受得了，便要打架。城里“文明”人却是害怕我们乡下的“野蛮”人，落荒而逃。在旅馆里他们不愿意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说在我们身上还闻得到一股牛屎味。陪我们赶考的老师叫我们忍着点，说：“不理会，我们到考场上再见高低吧。”
我们个个都摩拳擦掌，决心要争这口气。大家也很有信心。别看我们学校虽然只是一个农村中学，校长陈孟仁先生却是由我的当董事长的父亲，特别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请回来的高材生。他是陶行知的学生和信仰者，身体力行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他还约请来一批好的教员来授课。因为我们学校办得很有名，有些外县以至城里的学生也都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至于功课，大家都发奋争先，学得扎实。这一次到万县来赶考，就要见分晓。
其实从各个县城来的学生，也是第一次到大码头，许多新东西也没有见识过。所以和我们一样，利用刚报了名没有开考的空闲时间，都到街头去看稀奇。我们去看了万安大桥，一座长几十米宽十几米横跨小河的高桥，十分壮观。更叫我们惊奇的是，一个青年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桥的那头飞奔而来，从我们身边飞驰而去。大家都不禁叫了起来：“洋马儿，洋马儿。”过去我们在乡下只听说过这种车，却没有见过，只知道这车有两个轮子，却不知道是一前一后两个轮子。我们都不明白这人怎么能坐在这车上飞跑而不摔下来呢？
听从老师的劝告，我们还是抓紧了考前这几天时间，再复习功课。而城市里来的一些公子哥儿，都因为是第一次逛大码头，也抓紧时间“开洋荤”。他们最热衷的是“叫条子”，就是让旅馆的茶房去叫扬州姑娘来唱曲子。“素”的不听，专要听“荤”的，什么《小姑孀上坟》之类。在旅馆里打打闹闹，真是烦死人。有的就索性带女人去“吃花酒”，或者干脆到妓院去宿娼，得快活时且快活。至于在旅馆里打个小麻将，已经是小意思了。
会考的日子终于来了。听说称霸下川东的军阀头子外号“王灵官”的王陵基很重视，亲自来担任主考官。他约集本城的军政头脑以及绅耆大老，到了考棚，要像过去考举人一样严格考试，还要举行盛大的开考仪式，他要亲自点名。我们这些学子，端起砚台拿起毛笔，诚惶诚恐地列队站在考棚前的几十级石梯下的街上，听候点名入场。在石梯两边，从上到下排着提着二十响手枪的卫队，虎视眈眈。那位主考官“王灵官”在那遥不可及的石梯上的考棚前举行的什么仪式，说些什么话，我们一点也没有听清楚。忽然听说点名开始了。远远望上去，“王灵官”站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案前，像提审犯人似的照点名簿叫名字，叫出一个名字，站在他旁边的师爷便跟着唱这个名字，然后两排石梯上的卫兵，就像在大堂上的“吼班”传唤犯人一样，一路传了下来。下面站着听点名的学生便要大声回答：“到！”接着一步一步低头循石梯而上，到了主考官面前鞠躬行礼。师爷查对姓名照片，验明正身后，发给一张准考证，学生按证寻号入场。入场后端坐在座位上，听候统一发考卷。
学生就这么一个一个地传呼上去，闹了一个钟头也没有点完名，我们在下面站得腰酸背疼。有的细声埋怨：“我背得的公式，都给吓忘记了。”想不到在这么严正的场合，在催命的“王灵官”面前，竟然还有“枪手”来替考的。这还得了。师爷查出，“王灵官”一声令下：“给我拉下去！”卫兵上去把他揪了出去。不知道如何发落的，不过大家都知道“王灵官”是催命鬼的头子，说不定弄出去毙了也未可知。
我们坐在考场里，拿着发下的试卷，答写起来。全场“清风雅静”，考生连大气都不敢出。因为监考的不止有老师，还有提着手枪的卫兵。只要发现有谁交头接耳，便被卫兵拉了出去，没收准考证，取消资格，不准再进场了。这次考试可以说是最过得硬的了。出的题目，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我们学校来赶考的同学中，大多数是可以过关的。我看到同一考场里其他县的同学，有的考完出场后，就说“糟了”；有的半途提前交卷出去，下一场再也不见他来，可见是自动放弃了。那些很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的公子哥儿模样的学生，本来是带着“枪手”来赶考的，存心来逛大码头，开洋荤的，一见“枪手”进不了场，早已不知到哪里鬼混去了。
从考场上出来，我和过去成绩一直比较好的同学对了一下答案，自信是考得不错的，只等待放榜了。于是约了几个相好的同学，到西山公园，还有太白岩去玩。据说太白岩是因大诗人李白游历过而得名的。还看了西山钟楼，那是在来万县的木船上老远就望见的，巍然矗立，叹为观止。
我们更有兴趣的是身上揣着银元，到大马路上的百货店里去看洋货。在我们乡下孩子的眼里，百货店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见所未见，美不胜收了。可是问起那价格来，我们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说话，生怕沾着就脱不了手，赶快退出商店。那店员用轻视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乡巴佬，口里虽没说什么，那眼神分明在说：“你们买得起吗？”我们走出商店，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难过。
我在百货店里最看中的是那支灵巧的自来水笔。这对我来说是最需要的了，然而一问价钱，我赶快放下，不敢再妄想，我身上还有一支便宜的水笔，可以凑合用的。还有一件我真想买而且几乎买了的，是一双很光亮的皮鞋。我出来时穿的是妈妈做的千层底布鞋，本来很舒服的，可是这是“土”的标志。看到别的同学穿着皮鞋，在地上踏得叭叭响，好不神气。有的还好似向我示威，故意在我面前提起裤脚来，低下头对着皮鞋左看右看。有一点灰尘，竟用手帕去拭干净。我心里暗地生气，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口袋里有银元，一样可以买。于是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到了皮鞋店，要了双黑皮鞋，那是我从店外路过时看了好几次的。穿上一试，很合脚，我几乎要叫“包起来”了。可是一问价钱，要五块多钱，我就迟疑了。我非常想买，也想在那位穿皮鞋的同学面前反示威。可是五块多钱，对于一个乡下孩子说来，不是小数。我们在学校交伙食费，一个月才交两块六呀。买一双皮鞋的钱，够我吃两个月的饭呢。而且大哥穿着草鞋四乡赶场卖酒的景象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他告诫我要节省用钱的话在我耳朵边响起。我为了绷一回面子，花五块多钱，值得吗？那商店伙计问我：“要不要包起来？”我断然站起来，说：“不买了。”我不看那店员奚落的神色，毅然走出商店。
我到底还是在百货商店买了一个电筒。我们乡下的路难走，走夜路是打火把，哪有打电筒那么方便？我便买了。其实我失算了。后来到了大城市里，晚上走路都有路灯，何需电筒？那个电筒也就一直放着没用，白费了钱，让我深为失悔。
我们班上有两个成绩最好的同学，我叫他们大江和二江，或者戏呼为“老姜”和“嫩姜”。虽然他们的家境不如我好，但也决定和我一起出外到北平求学。我们打算趁还没有放榜的时候，先去把到武汉的船票订好。那个时候，上下水都是外国轮船，有英国的，也有日本的。日本的比较多，都叫什么“丸”。由于前两年万县发生“九五惨案”，是英国军舰开枪开炮，杀了万县不少的老百姓，我们痛恨，就不想坐英国船。而日本，老师曾给我们讲过，欺侮中国更厉害，在中国横行霸道，逼迫我国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我们更是痛恨。可不坐他们的轮船，就出不了川。二者权衡，我们决定还是坐英国船。况且临行前，大哥给我介绍的一个万县商家老板，也只认识英国轮船上的二副。我们去找了这个老板，他答应帮忙。他说现在买船票很不好买，四等舱坐的人更多，更不好买，而且我们初次坐船，也要有个照应。他建议我们请那个二副吃一回饭，联络点感情。我们一切都不懂，只有听他的，托他安排。我忍痛花了几块钱，请那个二副和老板在馆子里吃一回饭，果然感情就联络好了，当然主要还是靠老板的交情。二副满口答应替我们买三张四等舱的票，还愿意跟船上的茶房打招呼，少敲我们的小费。我们感激不尽地和他约好取票办法后告别。心里却有了一点印象：行路难呢。
又过了几天，听说会考放榜了。同学们有的满心高兴，有的提心吊胆，到考棚外去看榜。那榜还真有点气派，用大红纸写的，高高挂上。按成绩分一等几名，二等多少名，三等若干名。可是因为取得很严，只取了一百多名，大半的考生落了榜。不少来看榜的学生，在榜前用眼睛溜了一下便迅速离开了。听说有的县一个也没有被取上，“打了光脚板”回去。我们学校这回取上的最多，一共有三十几名，占全数约五分之一，大大地出了风头。一等的前五名，我们学校占了四名。大江独占鳌头，得第一，二江得第三，我的名字也赫然在榜的前面，是第九。我们的陈孟仁校长离开我校后调去忠县县中当校长，这次的成绩也不错，考上了二十多名，一等的占有一名。总之，我们忠县的学生上榜的几乎占了一半。这真可以说是辉煌的成绩了。大家对我们这个农村中学的“黄泥巴脚杆”，刮目相看。许多学校的带队老师或校长，到我们住的旅馆来祝贺。有些同学也来取经，有的表示想到我们学校来复读。这使我们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那时候虽然没有像过去考秀才举人那样打马游街，可还保留了送大红喜报的规矩，到我们旅馆里来送喜报的川流不息。来的主报人手捧一张红纸，上面印的却是过去考举人送喜报的老底板，竟是“恭喜某老爷高中红榜，荣登几甲第几名，特登府报喜”之类的格式。报喜的人不只一个，除主报人外，还捎带一两个跟着来“吃大户”的街上的痞子、踱神。买了一串不长的爆竹，到旅馆来喊“给某老爷道喜”，放了爆竹，把大红喜报挂在旅馆接待厅里，然后就是伸手向“新老爷”讨赏钱了。赏钱的多少，看你这位老爷“中”的高不高，一般起码要给主报人一块银元，其余跟来的每人少不了一两串（一串是一千文铜钱，一块银元兑四串多钱）。对我们这些高中榜首的“老爷”，那更是道不完的喜，赏钱要的也高得多。像中了魁首的大江，他家本来不富裕，出不起钱，好说歹说，给了四块银元，才算了结。但报喜的几个人一出旅馆就破口大骂：“碰到个吝啬子，倒霉，将来他不得昌盛！”当然也有比较大方的，倾囊发赏，图个吉利。那些街上游手好闲、专门给人说事，把丁点小事戳成斗大的框框从中得利的“清客”，和正在找“烟钱”（鸦片烟）的“瘾客”、流民，更是一听说有这等好事，便三个两个地赶到旅馆来“打秋风”。道一声喜便伸手硬要赏钱，最少也少不了给两盒鸦片烟钱。如果不给，便在旅馆里当面撒泼，开口乱骂。一直到旅馆的茶房出来干涉，才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那些茶房也不是好惹的。大家走后才轮到他们来报喜。当然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爷”，又得破财。想不到赶考得中，还带来这么多灾难。害得我们破了财，挨了骂。不过到底还是高兴。
这样的喜事，我们同学之间，自然也是要祝贺的。祝贺之后，高中的“老爷”自然也是要约上三朋四友，到酒馆里开怀畅饮，自我陶醉一番的。人生能有几回这样的喜事？我、大江和二江，自然也难免俗，邀约上较要好的十来个同学，由我掏钱到馆子里大嚼了一顿。这些同学为了表示回敬，并为我们饯行，又回请我们。他们出的主意真好，游江饮酒。他们租一条小船，包了一桌席桌，带上几瓶好酒，送到船上去吃。我们上船后，小船沿着河岸向上游划去，到了太白岩下，把船放了出去，到了长江中流，让船自由顺流而下。这时江波不兴，清风徐来，大家披襟开怀，畅饮起来。我们可算是玩了一回风雅，充了一回雅人，领略一回古代文人学士江上饮酒歌吟的乐趣了。正因为要追求文雅，我们绝不学那些粗鄙的俗人，在酒桌上挥拳行令，狂呼滥饮，而要学古人那样，临风酹酒，吟诗作词。于是大家举第一杯酒在船头上洒向江水，祭了长江后，才开始细酌慢饮，吟诗作词。能够即景赋诗的当然好，至少也要能背诵古诗词，能吟唱古诗词的就更好。
第一个被推出来的就是这次会考独占鳌头的大江。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他是出名的才子，才华横溢。他曾经在校办的油印校刊上发过整版文章。那文章当时很轰动，读来荡气回肠，至今还记得起开篇的四句诗：“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悠悠天地，我将安归？”一时传唱不息，受到老师夸奖。（不过当时也有老师私下里说，红颜多薄命，才子多早夭，诗中想回归天地，此子必然早夭。他的身体的确文弱，而且多情善感，常常无故悲戚，后来果然不过二十，便因色痨而死。）今天这样的才子诗会，自然是他拔头筹。他也当仁不让，即席吟出一首诗来。其他的同学，或吟诗，或赋词，或诵诗词。我因在读私塾时，曾受过作诗赋词的训练，便也当场吟了一首古诗，现在还记得其中的句子，如：“乐莫乐兮旧相知，悲莫悲兮新别离，长江浩荡兮出三峡，燕赵驰骋兮何时归？”
我们在长江上游了大半天，饮酒不少，眼见这大好河山，不觉慷慨悲歌起来，有的不禁边吟边唱，竟至涕泪横流。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因为家父有戒条：干哪行的不能吃那行，开酒坊的不能喝酒。今天大家兴致很高，我也破例大喝特喝，以致醉倒。我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弄回旅馆里睡了。
这是一九三一年的七月。
走出三峡
我们拿到了三张英国轮船的四等舱船票，来到码头。英国轮船已经从重庆下来到了万县，停在河当心，等待上旅客。我们三人雇了一条小船，向轮船划去，靠在舷梯边。这时上船的旅客很多，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挤，乱纷纷的。我们先上了船，力夫把我们的行李送给船上的茶房，茶房接过去，送到我们预订的四等舱里。所谓四等舱其实就是统舱。
在统舱安顿好舱位后，我忽然发现我的竹书箱不见了。急忙赶到舷梯边去看，那些送旅客的小船都已离开轮船往回划了。轮船已经叫了汽笛，快要开船。如果我的竹箱没有送上船，那就坏了。这竹箱里放的全是我的课本和练习本，不值钱的。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命根子，因为我出去考学校，没有温习的书本怎么办？我想不到一出行就遇到这样的尴尬事，狼狈不堪，急得我哭了起来。
大江叫我去找那个二副。在船上要去找那个二副，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好以二副的名义去找茶房。那茶房听说是二副介绍来的，便另眼相看，帮我去查问。他终于查到了那个竹箱，跑来告诉我。我跟他来到后舱的栏杆边，果然看见了我的竹箱。箱扣已经被摔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撬坏。盖子掀开着，现出凌乱的书本来。那茶房很不以为然地瘪一下嘴：“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却原来是一箱破书，谁看得起你这个破竹箱？”幸喜没有人看得上这一箱破书，所以被人偷去后，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摔了出来。我失而复得。而且帮我找箱子的茶房，见找回的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赏钱也不讨便走了。
我们三个人私下里议论，看来路上的小偷不少，以后大家得互相照料着一点。我们的身上都缠着银元，床下放着盛衣物的网篮。我们年轻人的瞌睡多，睡着了，小偷来摸我们的腰带，或拉走我们的竹网篮，怎么办呢？我们真犯愁了。还是二江想出办法，用绳子把网篮连上，一头压在我们睡的被褥下，如有人拉网篮，我们马上就被拉醒了。就这么办。
我们这时才定下心来观察周围的环境。这种统舱是船底层的一间大舱房，密密地挤放着许多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汗臭味。在木架床的木框上，明显看到有被掐死臭虫的血迹，大概晚上我们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买得起统舱票嘛。和我们联铺的一个自称老坐四等舱的旅客插话了，他自我解嘲地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五等舱好得多了。他们只能睡在船舱外栏杆边的走道里，晚上铺上被子睡一下，早上还得早一点起来收拾好。晚上风吹雨打，是必不可少的享受了。”他的嘴像水坝放开了闸门，滔滔不绝。他说外国人只管赚钱，哪里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巴不得把这统舱当成猪圈，把中国人当猪一样关在这里面。只要有一块地方睡，有猪食喂得饱你，到时候把你送到码头，赶你下去就是了。外国人是连到这里来看一下也是嫌脏的。那些如狼似虎的茶房是他们豢养来管你的。而且外国老板不给茶房开工资，倒要给他们交钱才有上轮船当茶房的资格。那些人当了茶房，便为所欲为地向旅客敲诈勒索。外国老板还纵容茶房运私货，贩鸦片赚钱。他们的心比鸦片烟还黑。
这位旅客的话，我们真是闻所未闻。外国轮船老板竟然是把茶房的工资转嫁到旅客的身上，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欺压中国人。我问：“是真的呀？”
他说：“你等着看吧。”
果然，不到一天，我们就看出一点名堂来了。那些茶房对我们这种看来有点身份的旅客好像还客气点，对那些坐五等舱的，跑码头做小生意的和那些下力人模样的，就不一样了。把他们支东唤西，推来搡去，总派他们的不是，找他们的麻烦，一直要他们做出了“贡献”，态度才平和一点。所以在我们住的统舱里，和下层的走道、饭厅里，总是听到茶房们的呐喊声，叫骂声。那些茶房都是下江人，哇里哇啦地不知道骂些什么。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到上一层的三等舱去散步时，看到更上一层头二等舱住着高等华人的地方，就清风雅静的，茶房们说话也是低声下气的了。更别说那可望而不及的外国佬住的最高层的前舱了。那些在外国老板那里讨饭吃的中国人，总是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欺善怕恶，就是这份德性！
轮船在川江的激流中往下飞驶。不久就听说快到云阳了。远远地已经看到南岸山上一座庙子的外墙上有“江上风清”几个大字，大家说那就是张飞庙。我很小就半通不通地读过《三国演义》，那是父亲把它作为我们兄弟的“政治教材”强迫读的。说是经国理政的方略，为人处世的道理，尽在于此矣。我很不理解，但对于书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印象深刻，张飞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家的时候听跑过长江到过云阳的人回来说，张飞被部下杀死后，部下割下他的脑袋，想提头到东吴去邀功，在云阳被截住。于是有张飞“身在阆中，头在云阳”的说法。他的头就供在这个张飞庙里。据说是浸在一个大油缸里，平常的人是看不到的，只有两种人能看到，一种人是忠义之士，一种是奸诈之徒。忠义之士到那里向他顶礼叩拜时，张飞的头便浮出来接受叩拜。如果是奸诈之徒去看，张飞的头也会浮起来，可是张须怒目，吓得死人的。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敢要求看，怕看到张飞的头浮起来，张须怒目，被当众证明自己是奸诈之徒。
眼看轮船已到张飞庙的庙门口，可惜不在云阳停靠，我无法上岸去向自己崇敬的英雄顶礼，感到十分惋惜。那个说自己是“跑滩匠”（我们那里把在长江上下跑码头的人叫做“跑滩匠”）和我们联床睡的小商人，正和我们一起站在轮船栏杆边看风景，听我讲了这个传说后，说：“我去看过，没有的事。油缸倒有，可没有张飞的头。那是和尚编来哄大家送清油去上供的，这样他们就有吃不完的油了。后来我又去看过，连油缸也没有了。听说是住在那里的军阀烂兵，把油倒来吃光，连缸也打破了。”我马上问：“那张飞的头呢？”那人说：“谁知道？”他笑一下说：“说不定烂兵把张飞的头也炸来吃了。”我们的二江素来是相信科学的，他说：“不可能的事，张飞的头能不腐烂吗？”那人说：“听说肉泡在清油里就是不烂的。”“那也不能千年不烂呀。”二江坚持他的科学。这时，轮船已经开过张飞庙很远了。
过了不久，轮船到了奉节，停在江边，等候旅客上下。一眼望去，虽然因为长江涨大水，水位提高了不少，但眼前还是一坡几乎望不到头的石梯，直抵高处的城门。力夫们背扛着沉重的货物正在往上爬，嘴里不断地在哼着。奉节可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古代的夔府重镇，川鄂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唐代诗人杜甫曾经流亡在此，写过不少好诗。有名的白帝城就在下游不远处的山顶上，只见一座白色的大庙，一片白云缭绕，正是大诗人李白的诗中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样子。白帝城最有名的还是三国时刘备在这里向诸葛亮托孤的事，《三国演义》里有生动的描写。其实说的是白帝城托孤，真正托孤是在永安宫。我们站在轮船栏杆边，望着那苍茫的白帝城，议论起托孤的事来。
这一回说话的主角可再也不是那个见多识广的小商人，而是胸藏万机、脑子里思维装置特别复杂的大江。他说刘备还是缺乏雄才大略，根本不该意气用事，去打东吴，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大计。结果伐吴战败，刘备一死，不争气的扶不起来的阿斗一登基，蜀国从此就走下坡路了。我们都很惊奇，他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议论。他还说到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对阿斗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诸葛亮本该取而代之的。他这个观点我却不同意。我以为诸葛亮如果取而代之，他就身败名裂，再也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那个小商人站在一旁插不上嘴，却指给我们说：“夔门到了。”
夔门的确壮观，滔滔江水从两面壁立的山峡中奔腾而去，壁后便是高及青天的赤甲和白盐两峰，如两个巨无霸守着四川大门。远远望出去，烟雾缭绕，便是阴气森森的巫峡了。在这里，我却没有看到在地理书上读到的耸立江心的滟滪堆和诸葛亮布的八阵图，感到很遗憾。现在正是洪水期，这两处风景，早已淹没在水下了。
轮船向下游急驶而去，我们这时才真正领会到李白诗中说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意境。进了巫峡，可以看的风景特别多。不少旅客跑出船舱倚栏而望，不断发出惊诧的叫声。我却以平常心待之。这种悬岩陡壁，我们家乡的长江两岸也多的是，像我家江对岸的鹰嘴岩，就一样的奇险，很少有人爬到鹰嘴上去过。只是这里的险山奇峰比较集中地展示在旅客面前，而且又经过历代的诗人文学家着意刻画，名传千古罢了。在这巫山十二峰中，又以神女峰最出名，差不多每个诗人经过这里都要描写她，写出的美丽诗文，发人奇思遐想。所以轮船一到神女峰下，一船的旅客差不多全都走出船舱，向南面望着，生怕错过一睹神女风采的机会。谁也说不清可是谁都认定，那高峰后立着的模糊不清的石像，便是大家梦寐求之的神女。大家都惊呼起来：“神女，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其实谁能说得清他看到了什么呢？
轮船到了巴东，没有停。看来这只是一个只有一条小街悬在半山上的小城。没有什么人下船，船一直往下开去。我倒想起地理教科书上引用的诗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巫峡快过完了，却一只猴子也没有见到，招人眼泪的猿猴现在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还是那位很有见识的小商人说：“哪里去了？听说猴皮铺床可以减少湿气，市场价格看涨，哪有猴子不遭殃的。”
船过香溪，因为说这里是王昭君的故乡，又惹得许多旅客走出船舱，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好山好水，养出王昭君这样的绝色美人。这里和其他的峡区差不多，只是有一条很不起眼的幽静的小溪，有人说那就是王昭君洗发的地方。王昭君用过的水，自然是香的，所以叫香溪。我们没有到那里去亲自洗一下，无法证明香否，只能一笑了之。不过杜甫过昭君故里时写的那首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却是千古传诵的。王昭君这个从乡村角落里被选送入汉宫，后又和亲到大漠的美人的命运，曾引来后世多少文人的咏叹，出了多少好诗文啊。王昭君留名千古，她的出塞，幸耶，不幸耶？
轮船终于走出三峡，到了南津关。我们跑出舱外去看。“呀！”大家都不觉惊叫起来。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天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长江像是突然从紧紧的束缚中解放了，变得如此宽大，看过去一片烟波浩渺。在峡里看天，如井底看天，一到南津关外，楚天却是如此空旷，在川东一带从来没有见过的。怪不得李白初次出峡，写出实感：“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我感觉我的胸襟忽然变得开阔起来，眼光也变得远大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外面的世界果然精彩呢。我不觉一时发了诗兴，念出一首诗歌，后来经过推敲，改成一首七绝诗：
“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雄风卷巨澜。
燕京此去磨长剑，不报国仇誓不还。”
我们都是怀抱着救国之志，才走出三峡去求救国之道的。
船到宜昌。这是一个大码头，停的时间较长，天晚时分才起航。从这里起，开始夜航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江面越来越宽阔了，有的地方似乎看不到边。那位见多识广的新朋友告诉我们：“那是今年发了大水了，才变得这么无边无际的样子。”果然轮船继续前行，远远看到许多村庄和树木，都淹没在滔滔洪水里了。不时看到在滔滔的江面上，有漂浮的房架，房架上还有人在摇手。可是我们的轮船却根本不理会，相反还开足马力前进。那激起的大浪，反倒把房架打翻，眼见那上面的人落入波涛中。大家都骂：“这外国老板，真是见死不救呀。”船过洞庭湖口，我们原来想一窥君山的兴致也没有了，那漂浮的房架上的人影老在眼前晃动。
轮船再往下走，真的好像在无边的大海里航行。看来两岸几百里的田野，都被洪水吞没了，看来湖北肯定遭了大灾了。船快到汉口时，茶房开始叫旅客们收拾行李。我们赶快收拾好行李，茶房过来装着要替我们把行李提到船边去的样子。我们说：“不用了，我们自己会提。”那茶房说：“你们不懂规矩？”其实他们只是做一个要替我们提行李的样子，提了一下，便伸手向我们讨小费。这时满船的茶房都出动，向旅客讨小费，大声嚷嚷着，不得开交。这哪里是讨，分明就是勒索。有个旅客给了一个银元，茶房叫：“不行，再添点。”旅客想要自己提起行李走，茶房叫：“放下！该我们提。”显然，不添钱就走不了路了。那旅客只得又添了一个银元，茶房才让他提走行李。
我们那位新朋友大概是常来常往的，不知他对茶房说了什么行话，只给一个银元，就让他走路了。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人给一块银元。茶房气哼哼地说：“不行，你们是第一回赶船吧？规矩都不懂。”我说：“他不是就给一块吗？”茶房说：“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我们和茶房争执起来，但横说竖说都不行。还是那位新朋友站出来替我们说好话：“你们看他们三个这样子，不过是穷学生，也没什么钱，各位就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这样，我来说和。”他转过身对着我们说：“你们三个各人再添半块钱，一共一块半。”茶房总算看在这位新朋友的面子上，答应了。我对那位新朋友说：“谢谢你了。”他说：“谢啥子，出门靠朋友呀。”其实这位新朋友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也没有问我们姓甚名谁。
我们的轮船好不容易才靠上码头边的屯船。但是一出屯船，到了河堤上，眼见汉口街上也一片汪洋，许多街房被淹了。幸喜有旅馆的伙计推着小船过来招揽顾客，我们也管不了贵贱，坐上一条小船任他开去。
我们被接到一家还没有淹水的旅馆。安顿到一个房间后，一看价目表，好家伙，一晚上要四元钱，怎么住得起？我们要求换便宜的房间，他们说没有了。这不是敲竹杠吗？我们提出另找旅馆，伙计说：“不行，我们接来的客人，别的旅馆也不会接待的，这是行规。”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睁着眼睛挨棒子了。算了吧，反正明天我们就上火车走了。
按旅馆《旅客须知》的说法，旅馆负责为旅客代购车船票。我们本来可以叫旅馆代我们购买到北平的火车票的，可是我们觉得还是亲自到火车站去看看，能买到明天的票更好。而且我很想到火车站去看看火车。我在学校时，我们那同样没有看到过火车的老师，想当然地用硬纸折成槽子，让一个圆纸片在槽子里滚动，说火车就是这么行走的。我总觉得火车那样飞跑起来，不会越轨跳槽吗？老师也无法说清楚。大江二江和我一样不明白。乡下人没有见过外面的新玩意儿，不亲自看看心里总不了然。就像读小学时，老师说摩擦生电。他用两只手搓一会，叫我们用鼻子闻他的手，果然闻到一股焦煳气，他说，这就是电气了。后来上了中学，老师讲物理，用电线包在两块磁铁间快速转动，点亮了小电泡，才明白电是这么发生的。现在我既然到了有铁路的地方，自然很想马上去看看火车是怎么跑的。
我们到了大智门车站，大江他们去问车票的事，我却到车站外的铁路边去看火车。我这才知道火车并不是在铁槽里滚动，而是车轮一半夹在铁轨间一半压在铁轨上，这样既能快跑又不出轨了。这发明火车的人真聪明呢。我傻乎乎地紧盯着车轮和铁轨，还自言自语，害得一旁的铁路工人起了疑心，莫非这青年要卧轨？这时大江和二江也来了，和我一起看。我们都恍然大悟地说：“火车原来是这么跑的呀。”铁路工人才知道我们是专门来看火车的，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相顾一笑说：“乡巴佬，没有见过火车。”
大江告诉我，因为涨大水，平汉铁路有好长一段被洪水冲毁，一个星期内不一定能修复通车。看来想第二天就乘火车走是不行了。我们回旅馆去问茶房，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消息。他们倒乐得，说：“客官就多住几天吧。只有这一条铁路通北平呀。”可我们怎么能老等在汉口呢？不只这高房钱我们承受不起，最主要我们是要赶到北平考学校的，错过考期，一耽误就是一年呀。无论如何得赶快走。我们向旅馆的掌柜说了这个情况，他告诉我们，那就只有坐船到南京，绕道津浦铁路到北平了。绕道就绕道，我们托旅馆替我们买三张第二天到南京的四等舱船票。他们马上打电话去订票，回答说四等舱的船票没有了，只有三等舱的。我们也只得咬着牙说：“订。”再迟了说不定连三等舱也没有了。
我们住的四块钱一天的高等房间，虽说贵了一点，服务却很周到。不多一会儿，旅馆去买票的就将买好的三张三等舱的船票送来了。我们拿到票一看，到南京才七块钱，比川江轮船从万县到汉口的四等舱船票还便宜了好几块钱呢。茶房说：“这下水的轮船又多又大，几个轮船公司在抢生意。主要是装货，哪在乎旅客这点船钱？给你们买的是日本船，他们做生意最奸。”我们又算长了一点见识。
因为旅馆里送到房间来吃的饭贵得出奇，我们就到街上小饭馆里去吃晚饭。回到旅馆门口时，大江说他想到旅馆附近的街上散一下步，我和二江没这习惯，让他一人去了。
我们回到房间后，过了一阵子，还不见大江回来。我站在临街的阳台上向下望去，看到大江还在街头闲走，天都快黑了，我对他喊了一声：“大江。”他抬头看见我，马上走进旅馆。一回到房间，他就说：“嘿，幸喜你喊我一声。我把这旅馆的名字忘记了，走来走去，这街上这么多旅馆，不知道该进哪一个旅馆的门，正着急呢。”不想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夫子，竟然迷了路了。我说：“这又是一个教训。以后我们出去，要记好旅馆名字。不然在这种大码头走失了，往哪里找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旅馆茶房热心地送我们上船，他好像和船上的茶房很熟，不一会就把我们引到三等舱安顿。我们给了他一块银元的小费，他很高兴，又和船上的茶房说几句什么，才下船去了。
这轮船真大，下面是巨大的货舱，客房在最上面几层。我们扶着栏杆往下望，距水面有四五层楼那么高。真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船行驶的速度不慢，但见两边汹涌的巨浪，卷得很远。这下江的河道可真宽，加以现在发了大水，真是空阔无边。不错，就是李白描写的景象：“惟见长江天际流。”看天低吴楚，长江像是流到天外去了。不过洪水滔滔，两岸不知有多少百姓遭殃，看风景的兴趣不觉索然。
快到南京，船上茶房向旅客勒索小费的争吵又开始了。拉来扯去，真够烦人，甚至感到恐怖。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送我们上船的茶房打过招呼，船上的茶房对我们好像不那么凶神恶煞，也不想在我们这几个穷学生身上刮油，只收了我们一人一块钱，谢天谢地。
到了南京，鉴于在汉口的经验，觉得还是住有模有样的中等旅馆好，服务周到，也不用自己大老远的跑车站买票。并且还负责送我们上车，少了多少麻烦。果然是这样，我们住进下关一个中等旅馆，旅馆很顺利地替我们买到去北平的坐铺票，走时旅馆派茶房送我们过江到浦口火车站上车。一路上那些小船上的人来争夺行李，让我们上他的船。上岸后不少力夫又来抢挑行李，都被茶房阻止了。我们只付了合理的轮渡费和力夫钱。在纷繁的车次和数不清的站台中，茶房很熟悉地把我们引到该去的站台，送进了车厢，安排好座位，才向我们告别。我们很乐意地给了他一块银元，他道一声谢走了。
我们坐的津浦铁路的三等散坐车厢，十分拥挤，闹闹嚷嚷，秩序不大好。小偷乘机活跃起来。车上旅客说得很可怕，说是小偷的手一伸，就用刀片把你的衣袋划开把钱取走了。我们担心晚上打瞌睡时，被小偷摸了钱袋子，只有采取轮流睡觉的办法，总有一个人睁着眼睛照看。为了安全，我们在车上买现成的叫做“桂花饭”的炒饭吃。虽然贵得出奇，却不必担心下车去买吃的而被偷，大江甚至连下车到站台上去散步的习惯也免了。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名胜，以前是从地理书上读到、心向往之的，比如泰山，这次也顾不上看一眼。经过两天两夜的苦熬，总算平安正点到达北平东站。
我们出了北平东站，举眼望去，眼前便是巍峨的前门箭楼。再往北看去，只见一片红墙黄瓦的宫殿群，十分壮观。但这时我们来不及欣赏这些，还是赶快雇车走完这一趟长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吧。
这时，一群洋车夫拥了上来，问我们：“到哪儿？”我说了我舅舅的地址“国会街北平大学法学院二院”，他们听不懂。我只好把写在白纸上的地址给他们看，他们中有识字的一看，说：“哦，国会街，远着啦。拉你们去，一人两元五。”不由分说，抓起我们的行李往他们的洋车上放。我们已经有经验，生怕混乱中把行李弄丢了，死死抓住自己的行李不放手，等讲好了车钱再说。我们说的四川话，他们根本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我们也只听得大概。显然他们知道我们是初来北平的，所以乱喊高价敲我们。可我们明知被敲，却不知道该是多少钱，不敢贸然还价。这时一部马车来到我们面前，马车夫对我们说：“我只要他们喊的一个人的车钱，送你们三个人去。”他用手打出两元五的手势给我们看。我们想，三分之一，这总应该是最便宜最合算的了，于是决定坐马车。那些洋车夫和马车夫吵骂了起来，说些什么，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反正我们坐马车坐定了。
上了马车，马车往北走去，走了许久还没有到。我很奇怪，舅舅写信来说他们住在西城的，怎么往北城拉去？这是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我正想问，马车夫把我们拉到一个大门口，说：“到了。”下车到门房一问，不对，这是“北京大学二院”。不是北平大学法学院二院。我们说：“你拉错了。”我把那写有地址的纸条给他看，门房也看了那纸条，他帮我们对那马车夫说：“你拉错地方了。”那马车夫说：“不是说二院吗？”那门房说：“这里明明写着国会街，你怎么把人拉到这里来了？”
马车夫无话可说，只得拉起我们再走。又懒洋洋地走了一个多钟头，总算到了地方。法学院二院门房打电话进去，一会儿，我的舅舅赶出来了。我们正在开车钱，他见我们给了两元五，就说：“你们何必坐马车？叫三部洋车，两毛钱一部就拉来了。”我们惊呼：“啊？”但是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认了。我舅舅用京腔对那马车夫说：“你也太狠了点吧。”那马车夫没有说什么，接过钱笑着走了。
舅舅把我们带到他的宿舍。才坐下，舅舅就问：“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多天不到？招生考试就要开始了。”我说：“碰到涨大水，平汉铁路冲断了，我们是绕道津浦铁路来的。”舅舅说：“我也听说了，正为你们担心呢。还好，总算平安到达了。”
舅舅招呼我们洗脸后，问我们：“你们初次出远门，跑了这一趟，有什么印象？”
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行路难呀。”
舅舅很有意思地说：“这以后的路，恐怕也不容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