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息的歌唱》这本小册子上的二十篇文章，是我两年来从忙乱的日子中写成的，曾连载于《觉生月刊》（第十期起至二十七期止）及《菩提树杂志》（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这是把佛教中日常所见到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体裁及各物自语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所以在发表的时候分“物语之一”、“物语之二”的刊载下去，有少数读者，对于用“物语”一词的意义，还没有十分明白。
原因没有别的，“物语”在日文中是小说或故事的意思，而我现在所写的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故事，当然有些读者就误解在这里了。其实，只要对中国文字稍微有点修养，都懂得“物语”者是用物的口气所讲的话，像这种文章，作者要站在“物”的立场上去代它说话，我国除了艺术家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中，有写过一两篇，还有文学家陈衡哲女士的《小雨点》外，其他的作家们还不多用过这种做法。
记得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无意中用物语的口气写过一篇《钞票的话》刊登在镇江《新江苏报》的副刊上，大概因为文学的意义是在表情达意，而这样写法，更能够生动地把情意表达出来，因此，我起初虽没有受谁的启示，但我觉得这样写法没有错。
这里所收集的二十篇“物语”，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发表过了本来不一定急急地出什么集子，但是，说来真非常令人感动：当我“物语”还只写到第十四篇的时候，喜事天上来，我最敬仰的慈航老人托人带了一笔款子给我，记得老人信上这样向我说：“你的‘物语’还要继续写吗？我先送给你一些钱把它赶快出版吧！”
像我这样两袖清风的一个青年僧，在这样的年头，从来就不敢打什么出书的妄想，然而这位老人家的慈悲，他能关心到这些微末的地方，叫我又怎么能辜负这位老人的一片好意呢？所以我在出版了《普门品讲话》之后，还能有这本小书和读者见面。
我感到很惭愧，这些文章内容写得实在不够充实，但这又不无原因：第一我自己的智慧贫乏，学力有限；第二没有一本参考书，完全凭自己的想象；第三每次发表时，无形中受一页篇幅的限制。说起这些原因来，再想想我写物语的经过，我就会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僧所遭遇的环境而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开始写第一篇物语，是我正给一位老和尚叫我替他看守山林的时候。出家人不能离开了生活中食住的需要，在这种流浪逃亡的日子中，我不得不向生活低头，为了一宿三餐，我就开始廉价地出售青春与劳力。
我那时，每天山上山下，出没在森林中，像一个猎者，时时注意山中的动静。猎者的对象是獐猫鹿兔，我的责任则是注意偷伐树木的歹人。白天，看看森林里穿来插去的猴子和松鼠，我在计算着时间等候寺中送来的饭食；夜晚，听听风吹松柏以及猫头鹰的叫声，我就住宿在山间的草棚中。
这些工作，在佛教中除了换取一句虚而不实的赞誉“发心”之外，没有别的报酬。这样，日复一日，我开始为不停留的时光与逝去的年华感到恐慌！哪一个青年的生命里不充满了光热？哪一个青年对未来没有美丽的希望？我想到我不能让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无谓地虚度，我该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一点痕迹，因此，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覆在乱草堆旁写成第一篇物语——大钟。
记得有一次和心悟法师闲谈，他说：“近代中国人对于知识的探讨、学问的研究没有外国人来得博大精深，而佛教的青年，和古代的相较，智慧也显得贫乏。”他这些话说得诚然一点不错。但是这个症结在哪里？我们倒是应该要特别地研讨。外国常有出类拔萃的学者出现，那是因为人家教育制度的良好，只要你对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愿意做专门研究，你的生活费用、研究费用，哪怕是数十年，国家都可以替你负担，不要你分心。关在研究室中数十年，这样你不成专家也成专家了。
而在我们老大的社会，认为读书研究都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与国家无关，所以很少有大专家出现就在此了。尤其佛教，今日佛教中的青年割爱辞亲，皈投佛门，受不到合理的教育，得不到良好的师承，一面在那里翻着书本，一面又在为缺少的纸墨笔打着主意，你除了自己有钱买两本书看看外，没有一地有佛教图书馆供给你阅览。在这些情形下，当然不能怪佛教青年智慧的贫乏了。
而且，生活在住持和尚们的权力之下，他希望你的是担柴挑水、抹桌扫地，顶多允许你半工半读，而一般不懂事的在家信徒，对出家人的要求，又只是诵经拜佛。你阅读三藏十二部教典，他说你不修行；你若手中哗啦哗啦地拉着念珠，他就说你有道德。为了讨好信众，这样一来，青年僧的智慧怎得不贫乏？
我在写“物语”的期中，当然收到过不少令人兴奋的鼓励，但也听到过善意的批评。当我写到物语之八《香炉》的时候，内中有所谓十大愿文，因此，反对的声浪，就从那些我所斥为顽固伪装的人群里向我打来。
他们说：学佛的人不该咒诅人死，甚至有人说物语都是写的佛教中的内幕，不应该给教外的人知道。我对于“学佛的人不应该咒诅人死”这句话，在某一方面当然我是不否认这句话是对的，好像那些修阿罗汉果的人，即使有人用刀来杀他，他除了引颈就戮以外，决不愿还手。但如果以整个众生幸福为对象的大乘菩萨，他也许亲自拿起刀来去杀死几个魔鬼，让大众和静安宁地生活下去，这本不可用一面的眼光来相看的。而且，“物语”的体裁不是那些板起面孔来说教的八股文章，也可以说它是文艺的创作。文艺的意义是反映现实，对善的加以歌颂、播扬，对恶的施以指摘、咒诅。
一个对文学有爱好的人，先天注定他是一个必然的独立人物，他必须用他独立的头脑来思考，他必须用他独立的眼睛来观察，他必须用他独立的心灵来感应！不然的话，他不是鹦鹉，就是一架留声机！文学不是哪一个人要说的话，而是大家要说的话。我们即使说：站在宗教的立场，摆出道学的态度，还是说些和善的话好；但佛教中，除了那些麻木不仁的教徒以外，凡是一个关心佛教，对佛教具有抱负和热忱的人，哪一个没有这种心理？文艺的价值就是敢于刻画大众想要说的话，而不是阻碍佛教的新生。还希望佛教长老不要多心才好。我虽造了口业，咒诅人死，将来即使我如何不幸，只要佛教真能中兴，我也是甘愿遭受这个果报的。
同样的话，在别人能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又听到说有一位法师在开大座讲经的时候，把这十大愿特别提出来讲解说明，并致赞扬，说这是充分地洋溢了爱教的热情，我知道这佛教中真正的大德长者，毕竟还是多的。但我现在不要别人因我出版这本小书而烦恼，所以把这段已略为删改。
好者，那时《觉生》的主编，现任《菩提树》主编的朱斐居士，是一位很开明的人，不然，“物语”的生命从那时候起就要寿终正寝了。
其次，有人说“物语”的内容是佛教的内幕，不应该公诸于外人，这些话也很令我大惑不解。佛教又不是政治，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内幕，真正的佛教，唯恐别人不知道，知道倒也好办了。在我写《物语》的初愿，只想把什么是佛教，什么不是佛教分辨清楚。因为正与邪、好与坏、是与非，现在佛教再也不能不把它算清楚了。
我在写“物语”的期中，很多人以为我和他故意为难，化缘的人以为我写“缘簿的话”是对付他的，做经忏的师父也以为我很多话是和他们为难。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不说这些人太过敏了。
在“物语”中，我不会把哪一个人的话，哪一个人的事，写进我的文章里来；不过，在我的文章中，所叙的一些事、一些话，的确是有人这样做和这样说啊！
化缘为大众做福利事业不是不好，而是化缘完全为个人的福乐打算，总嫌太自私了；做经忏也不是不能做，而是不依法做实在有失佛教的面子。佛教到了今天，这些问题应该到了摊牌的阶段。佛教的事业，大家借着佛教的招牌，当做自己谋取生活的道路，“寄佛偷生”，“贩卖如来”，说来是够伤心的！
我写“物语”的本怀，就是希望我们佛教徒革除这些陋习，不过，我知道这是我太大的奢望了。不过，据我所知，确有不少人看了“物语”而认识了很多的是与非。看了“物语”而认识佛教、同情佛教，甚至信仰了佛教。
现在“物语”定名为《无声息的歌唱》出版了，略说一点因缘如上。佛教里常见到的东西本来不止这二十个名目，等到将来有时间，还想再补写十篇或二十篇。我要想把整个的佛教，用很少的文字，替它留下一个缩影，这样是否得当，还希望读者给我指教！
星雲
一九五三年六月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