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的不远处就是中坜分局，
我们进入分局后，
里面的警官、警察立刻起立向他敬礼；
吴议员便交待说：“替这个师父报户口。”
那些警察只有恭敬配合，
也没有谈到入台证的问题，
所以我就顺利报了户口，并且取得居留证。
现在回想，
如果当时没有得到吴鸿麟老先生支助，
无法报得成户口，
那就是和台湾无缘了，
那么现在的我，
又将会流落在何方呢？
“我们一家四代都是佛光人！”这是吴伯雄居士在很多场合常说的一句话。
说起我和吴家的因缘，应该要从吴伯雄居士的老太爷吴鸿麟先生说起。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随“僧侣救护队”到了台湾，当时举目无亲，身上别无所有，唯一的随身之物，就只有一张身份证。
初到台湾的一二个月期间，几经飘泊，到处挂单无着，后来好不容易才得以在中坜圆光寺栖身。但那时台湾刚刚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不久（一九四七年二月），社会弥漫着一股肃杀气氛，对旅居在台的外省人的安全来说，更是饱受威胁。尤其继陈仪之后，陈诚所主持的台湾省政府，虽然对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对整个经济成长贡献很大，但在治安方面，他以军事管理为主，使得全省的百姓也如同身处军营一般。所谓“白色恐怖”，指的大概就是那一个时期吧。
我居住在中坜圆光寺，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只不过暂时挂单而已，于是就写信到香港求助。因为在一九五一年左右，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住持，当时栖霞山在香港建有一所下院叫“鹿野苑”，我想此时应该可以借助这个关系，请他们帮助我到香港居住。
据说那边的师长接信后，为了我可不可以去香港，还召开过一次会议；会中，五个当家师法宗、超尘、速醒、悟一、达道等法师都异口同声说：“我们今天可以到香港来，都是志开上人当时独力承担，发心留下来照顾栖霞山；因为他的慈悲成就了我们，现在他只有这么一个徒弟星云某人落难在台湾，我们能不助他一臂之力吗？”因此大家决议，托人带三百块港币到台湾，要给我买船票到香港。
但是带钱的人到了台湾，这时我因被警察逮捕，先是关在中坜的拘留所，后来移到桃园的一个仓库里，因此与香港来的人失之交臂。那个时候，佛教好像大难临头，从大陆来台的僧侣，如慈航法师等一百多位法师，一起遭到当局逮捕拘禁。后来幸经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以及孙张清扬女士和多位“立委”、“监委”奔走呼吁，终于在二十三天后，把我们保释出来，我才又回到了中坜圆光寺。
这时候，我们同道中有几位因为没有身份证明，其前途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所幸我在离开大陆时，把所有的行李、衣物都放弃，身上只留了一张身份证；万万没有想到，这张身份证竟然成为我的救命符一样，我不但仗着这张身份证而获释，甚至我也知道，未来在台湾的居住安全，就得全靠这一纸证明了。
在经历此事之前，因为过去在大陆没有领过身份证，根本不知道身份证的重要，只是某天跟人闲谈时，有人提议说，现在国民政府八年抗战，胜利还乡了，大家需要有一张身份证明，以后行事会比较方便。那时候刚刚正在学查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字典里有“星云团”这个名词；“星云”，浩瀚无比，我想，不妨就用它来作为名字，领个身份证吧！
我虽有身份证，但是没有入台证，照说还是不能报户口。正当我在犹豫、思索着如何才能在台湾报户口时，有一位非常关心我们大陆僧青年的智道法师对我说：“中坜圆光寺有一位信徒总代表，叫做吴鸿麟，如果你能找到他，也许就能报得成户口了。”
当时吴鸿麟先生是县参议员，也是中坜的名医，仁心仁术，嘉惠病患，同时担任中坜警民协会会长。我心想，这种有地位的名门望族，我哪里能高攀，哪里找得到他来帮我报户口呢？智道法师说：“我找个时间带你到他家门口，去拜访、拜访看看。”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到门口拜访，意思是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得到。
真是因缘凑巧，这天正当我在中坜吴家的门口徘徊时，吴鸿麟先生刚好要外出，我赶快上前自我介绍说：“吴议员，我是大陆来台，现在正挂单于中坜圆光寺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证，想拜托你帮我报户口。”
吴鸿麟先生盯着我看，足足看了大约有一两分钟吧！终于说：“好！好！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吴家的不远处就是中坜分局，我们进入分局后，里面的警官、警察立刻起立向他敬礼；吴议员便交代说：“替这个师父报户口。”那些警察只有恭敬配合，也没有谈到入台证的问题，所以我就顺利报了户口，并且取得居留证。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没有得到吴鸿麟老先生支助，无法报得成户口，那就是和台湾无缘了，那么现在的我，又将会流落在何方呢？
因此，我能在台湾安住，弘法一个甲子以上，我想，吴鸿麟先生给予我的因缘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后来吴伯雄先生的伯仲基金会为了提携青年，举办“吴鸿麟奖学金”，每年颁发奖学金的时候，我都非常乐意地随喜参加。
吴鸿麟先生是桃园客家人，一八九八年出生，我认识他的时候才五十一岁。和我结了这段因缘之后，时光迅速，他的儿女也不断成长，尤其吴伯雄先生二十八岁就当选省议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继而于三十三岁当选桃园县长，乃至后来一家三代都做桃园县长，真可以说是满门荣耀，家族之光。
吴伯雄生于一九三九年，一生仕途虽有起伏，但政绩卓著。他从省议员、县长、公卖局长、市长，到四十四岁成为台湾最年轻的“内政部长”。后来又第二度担任“内政部长”，当时正逢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一九九一年成立后，翌年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记得当时洛杉矶音乐中心刚举办过“奥斯卡金像奖”，我们就在那里举行成立大会。当我从美国打电话回台湾，征询他的意见，说大众议决要请他担任世界总会副会长。他闻言，欣然答应。
后来他从“内政部长”功成名就卸任，一九九八年时再度被大众选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总会长。三年后又再连任，一共六年。他每天都到设于佛光山台北道场的中华总会办公室办公，和信徒多方接触。在他任内，佛光会的会务推动得很有起色，对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
记得有一次，吴伯雄告诉我，有个日本访问团到台北道场访问，因为他会日文，就帮忙招待。那时吴伯雄正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这些来自日本的人士并不明所以，当中有个人问吴总会长厕所在何处？吴伯雄亲自带路。出来后，就问吴伯雄：“你是做什么的？”旁人说：“他是‘总统府’的秘书长。”那个日本人一听，吓了一大跳，赶忙接连着说抱歉，他说：“我怎么可以叫‘总统府’的秘书长带我去厕所呢？”
这件事后来成为趣谈，吴伯雄自己也很开心，他说，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带他去上厕所，这也是一种服务啊。甚至后来他在公开场合也一再表示，自己是佛光山台北道场的义工，他要把“政治摆两边，佛教放中间”，真是令人感动。
吴总会长对于佛光会的会务多所推展，每次会员集会，他都亲临会场。由于他善于演说，致词简明扼要，没有冗长的客套，而且善于带动现场的气氛，信徒每看到他莅会，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后来他也觉得担任佛光会总会长，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所以心甘情愿地投入。他说，他做过两任的“内政部长”，以及台湾省议员、桃园县县长、公卖局局长、台北市长、“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公职。但是，上台下台，都引起人的议论。现在做了佛光人，永远也不要上台，也不要下台了。这番话，再度获得了信众热烈的掌声。
他也曾说，过去担任“内政部长”，都是在台上颁赠优秀团体会员奖给人，后来做了佛光会会长，自己代表佛光会在台下受颁“优秀团体会员”，这种心情比颁奖给人更欢喜。此外，每次佛光会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现场迅速复原，都没有留下一张纸或一点垃圾，他为此感到非常光荣。他肯定地说，事实证明，在人的一生当中，除了父母、学校的教育，宗教教育的力量也不容小视。
佛光会自从一九九一年成立以来，发展迅速，现在分布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地区，有一百六十多个协会，数千个分会，每两年在世界的名都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最初一年一次）。吴伯雄居士可以说每会必与，如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日本的东京，澳大利亚的悉尼，香港的九龙，他都前往参加。我当会长，他任副会长，但他从没有觉得自己是高官厚爵而不甘屈居人下；他对我担任会长，是真正心悦诚服，我也很感谢他对我的护持。
尤其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我请他担任佛光山的信徒总代表，他也欢喜接受了。后来在一九九四年，吴伯雄有意参选首届“台湾省省长”，而同党的宋楚瑜先生则是国民党所属意的人选，一时“二雄相争”，僵持不下。我知道后，就约他检讨选举的得失。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竞选到底，哪怕台湾省就只剩下一个阿里山，他也要竞选省长。
当时宋楚瑜先生背后也有很坚强的后盾，拥有很雄厚的竞选资源，他们两位在国民党里都是一时之选。我就跟他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果真有心为民服务的话，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选省长呢？我说，就像佛光会，其实也可以乘兴而为，不是一样可以拥有无限的挥洒空间吗？
我的意思主要是告诉他：“退一步想海阔天空，人生不一定要做老大，做老二，也有老二的妙处。”所以后来“老二哲学”这一句话，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最后，吴伯雄经过他九十多岁的老父吴鸿麟先生劝谏，终于欣然同意退让。国民党中央至此也松了一口气。之后有报纸报道说，吴伯雄先生因为我的劝说，他就“回头是岸”了。我想，他的风度雅量不但赢得了大家的喝彩，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一场政治纷争，无形中惠及全民，可说是功德无量。
从此之后，他就一直以当佛光会总会长为乐。确实，做佛光会总会长的掌声，不比他做省长少。我们曾联袂环岛弘法，也常同台讲说，这几年来，光是在林口中正体育馆，二三万人的集会就不只十次以上，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带给大众的欢喜，吴伯雄在信众里面，恐怕是独一无二了。
一九九八年，他以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的身份，跟我到泰国迎接由西藏贡噶多杰仁波切赠送的佛陀舍利。那一天是四月六日，我们搭乘华航CI695包机前往曼谷。同行的有心定和尚、慈庄法师、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王金平、陈履安、吴敦义、丁守中、潘维刚、赵丽云等，我们在泰国受到泰国政府隆重接待。
尤其，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他们的大礼堂，启建隆重的法会。后来佛陀舍利供奉在王后公园，供民众礼拜，同时邀约数千比丘在场诵经。到了四月九日，会同在泰国的十多位仁波切，搭乘原来的包机一起返抵台湾，数万人蜂拥来到机场迎接。
在迎请佛陀舍利到台湾的过程中，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灵感事迹，感动了无数见闻、参与者。例如，佛陀舍利到了桃园机场，举行过恭迎典礼后，佛陀舍利的专车从机场启动，准备返回台北道场。这时候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虽然当时政府特地把高速公路净空，让迎接舍利的车队通行无阻，以示对佛陀舍利的尊重。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非常忧心，因为台北还有数万人正等在台北道场前的街道两旁，准备恭迎佛陀舍利，忽然下起这么大的一阵雨，怎么好迎接呢？
说也奇怪，当佛陀舍利经过圆山大饭店，下了高速公路的时候，大雨如同刀削一样，霎时停止，连一丝丝的雨滴也没有。我们到达松山火车站前的松隆路，只听到从电视转播里传来主持人赵宁的声音说：“哎呀！你们看，佛陀舍利来了，松隆路变成佛光大道了。”
佛陀舍利在台北道场供人瞻仰礼拜四十九天，因为人潮热络，延期了八个月，再由铁路局以专车护送南下，分别在台中、彰化、嘉义、台南等站停靠约九十分钟，让佛陀舍利移至火车站前广场，供当地民众礼拜。
现在回想起来，吴伯雄从华航飞机上，手捧佛陀舍利下机时那种虔诚的英姿，不禁感到吴伯雄居士一生的荣华富贵，真是其来有自，一切都有因缘使然。
二〇〇八年，吴伯雄领导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使得国民党重新执政。同年五月，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作历史性会见，决定以最快的时间，恢复海基会、海协会制度性协商，两岸直航及开放大陆人民来台观光，让两岸和平发展，做了重要的突破。
此外，他在南京中山陵谒祭国父，并题了“天下为公 人民最大”八个字，影响非常深远。他并且兼程赶到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礼祖，同时为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民众祈福。
二〇一〇年五月，吴伯雄又受我之邀，到扬州鉴真图书馆的文化讲坛，以“因缘与福报”为题，对群众作了一次公开讲演。后来，他又多次在大陆主持会议，我深感世间上人与人之间能够泯除对立，彼此相互来往，促进和平，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
吴伯雄居士和我，相处已经如同家人。他的事情，我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意见；山上的法务，他也可以随时给我建议。例如，我筹办大学，他跟我讲，现在是开放私校办学的时候，这必定是非常吃力的事。正如他所言，办大学确实是很吃力，但我是一个不愿意给人失望的人，凡是为了佛教，我都尽心尽力。不过，后来他也赞叹我的运气好，说我有愿必成。
我创办《人间福报》时，他也关心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后来吴鸿麟老先生辞世，在追悼会时，他用《人间福报》作为答礼；甚至他参加朋友们的婚丧喜庆典礼，也都推荐《人间福报》作为往来的礼物。
吴老先生过世时，我人正在菲律宾，一听到消息，就即刻赶回台湾，参加第二天早上八点的告别式。没想到，这一点小事令他感动无比，多次在讲演中说我“有情有义”。我感到很惭愧，几十年来，姑且不论他们父子对佛教的护持，就以当初来台湾受老先生帮忙的恩情来说，在老先生舍报时，亲至灵堂为他祝福，实在说，这乃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做到的本分。
二〇〇三年，吴伯雄把他在中坜的老家——吴老先生执医的诊所，捐借作为佛光缘，提供给当地民众有个共修的场所，并在每年新春期间举行祈福团拜。二〇〇五年，马英九和王金平先生竞选国民党主席，双方互有竞争。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大年初二，吴伯雄邀约两人到中坜佛光缘礼佛、晚宴，他要我写一幅字致意。我写了对联“退一步逍遥自在，让三分吉祥平安”，横批题了“诸事圆满”。后来听说那天的气氛和谐融洽，他为此感到欢喜不已，认为非常有意义。
吴伯雄居士是一个非常重视传承的人，他在佛光会的任期之内，把他的儿子、媳妇带来参加各种佛光会活动。尤其长于吴志扬，是哈佛大学出身的法学博士，曾任律师，后来担任“立委”；参加佛光会后，当选为中华总会的监事长，并在佛光会会员、民众的鼓励下，参选桃园县长，结果以高票当选。二公子吴志刚在万华区参选台北市议员，也是议员中得票最高的当选人。他的大女儿吴璧玲，嫁给名报人《世界日报》发行人马克任的儿子马宏，现在旅居美国。二〇一一年六月，吴伯雄还带他们全家到山上参观礼佛，小住一宿。
吴伯雄的夫人戴美玉女士，与他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是一位爱好音乐的歌唱家。吴家一门，从吴伯雄夫妇，到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喜爱唱歌，可以说整个家族都是唱歌的高手。
二〇〇三年佛光山在台北举办“人间音缘”征曲比赛时，吴夫人还带着媳妇、孙女们，在“国父纪念馆”同台唱了一首客家调的《念佛歌》，大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过去，做官的人都自恃身份，不便在公众场合唱歌，但是我鼓励吴伯雄居士，我说：“做官也没有规定不能唱歌，你有这么好的歌喉，唱歌也是跟大众交流啊。”于是就从吴伯雄开始，后来像程建人先生等许多高级官员，也都跟他一样，莫不以唱歌为乐事。
从吴伯雄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到吴伯雄及他的儿孙，他们世代从政，是政治世家。另外，听说他的家族还有很多都是名医、名教授，名银行家、名企业家，在此我就不一一替他们叙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