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知
“太宰治被视为圭臬，而坂口安吾则渐渐被大家遗忘，就像石头浮在水面上，叶子却沉下去一样。”三岛由纪夫瞧不起太宰治，却对同是“无赖派”的坂口安吾推崇有加。太宰治在“丧文化”盛行的当下如日中天，坂口安吾也并没有被人们忘却，他“恢复人类真实的、原始的情感，回归精神的故乡”的创作基调是其作品不断得到后世回响、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作家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样，属于时代的孤儿与叛逆者。两人都算得上家世显赫、富甲一方。有说法称“如果坂口家的金币堆积起来的话，能到达五座山的山顶，即使阿贺野川的水流尽了，坂口家的财富也用不完”，安吾祖上有位名为八代津右卫门的祖先——“喜欢放烟花，在宅邸内还建了所工厂”“接待客人去酒馆时，喜欢模仿大名的阵仗，骑着马出去”“把酒馆的客厅当作田地铺满豆腐，让许多裸体的艺伎表演插秧”。坂口家的祖先们，因为有钱任性，大多都是这样肆意挥霍的性格。钱财不好好经营的话，终究还是会耗尽的。安吾的父亲坂口仁一郎，历经新潟米谷交易所理事长、新潟报社社长和县会议议长，而后升职为众议院议员，最后任宪政会的党总务职务。其父认识多位政界名人，热衷在政治活动上花费金钱，结果富裕的家族一路走向没落。安吾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计后果和挥霍无度的表现，可能是家族基因带来的吧。
安吾从小性格就十分叛逆，从不喜欢循规蹈矩地生活，经常逃学缺课。身为政治家的父亲在外忙碌，忽视了安吾。安吾的母亲阿佐是大地主吉田氏（五泉市本町）的女儿，虽然是知书达理的类型，但对安吾非常严厉。缺乏父爱的安吾希望从母亲身上得到加倍补偿，然而这种对爱的渴求再度落空，他对母亲产生了憎恶感，进而发展成对家的厌恶，他从未感受过家的温暖和父母的疼爱，所以导致他以后不断以反抗的姿态面对父母、面对文坛以及社会。
逃学、打架对于安吾来说是家常便饭，父母对他束手无策，亲戚和邻居也讨厌他。升入县立新潟中学后，由于患上了近视眼，看不清黑板的坂口成绩下滑了。他央求母亲买一副眼镜，母亲起初以没钱为由拒绝了，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好不容易得到允许的坂口，却把近视镜买成了墨镜，因此被同学戏弄，他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中学二年级因为四科不及格留级。家里请来家教为他辅导功课，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常常逃课。对于这样的他，坂口的汉文老师说：“像你这样自暴自弃且黑暗的人，叫‘炳五’这个名字太可惜了，干脆叫‘暗五’好了。”后来安吾就将“暗”改成“安”作为自己的笔名。因为无心学习，得不到周遭人的理解，沉迷于文艺是他自救的手段。十七岁那年，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交了白卷，被学校开除，他在教室的课桌盖子的背面刻下“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上”等字句。
父亲没有办法，将他安置到豊山中学三年级就读，安吾虽然在新学校里逃课如旧，但这期间对棒球、游泳和田径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棒球队当过投手，在跳高方面，在校际运动会上，他拿过冠军。1923年11月2日，坂口的父亲去世。坂口辗转多地居住，本来打算到山林隐居的他，因为父亲留下的10万日元外债而不得不工作。1925年3月，坂口决意去豊山中学任教，后来被荏原寻常高等小学录用，成为了世田谷下北泽教区的代用教师。他负责的五年级，有不少问题儿童。因为他自己讨厌学习，所以他从不强迫他们学习。他认为坏孩子也有颗淳朴的心。他的学生教唆同级生扒窃，因为怕事情败露被斥责，所以勤快地值日。安吾并没有责备他，只是告诫他“以后不能怂恿别人偷东西哦。如果无论如何都忍不住要做坏事，那就不要波及旁人……”，在他做临时教员的那一年，对学生尽力，面对棘手的事情认真对待，他在其随笔《风与光与二十岁的我》中追述了这段青春洋溢的时光。
受朋友的影响，安吾对宗教着了迷。为了专心研究佛教，他进入东洋大学学习。为求悟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持续着每日只睡四个小时的生活习惯，因此患了神经衰弱症，后来通过拼命学习梵语、法语和拉丁语等语言加以克服。有一天，在大学的正门前从电车上下来的安吾被汽车撞到，受了重伤，甚至连头盖骨都被撞出了裂缝。此后留下了头疼和被害妄想的后遗症。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使他的病症更加严重，自杀欲和发狂倾向开始显现。
安吾个人性格的养成对其文学观的形成起着根源性的作用，他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表示质疑，经常对其前辈大肆批驳，对文坛旧有的秩序进行挑战。德国建筑家布鲁诺·陶特写《日本文化私观》大肆赞美日本传统木建筑，他应邀到喜爱田能村竹田画作的某富翁宅邸。富翁为其设宴，以茶道和高级膳食款待，主人捧来名画与来宾欣赏，陶特称该富翁过着内心富足的生活，其目的是为了“不丧失古代的文化传统”，安吾批驳他的论断轻率，毫无道理可言。
他落笔讽刺道：“陶特必须发现日本，而我们用不着发现日本也还是日本人，我们或许丢失了古代文化，但不可能丢失日本。”所谓国民性、传统里时而隐藏着谎言，大凡与自己脾性相悖的习惯和传统，人们也必须背负。对于人来说，日常的欲求最为重要，所以“京都的寺庙、奈良的大佛即使全毁了也没什么要紧的，但电车不通就麻烦了……法龙寺、平等院全被烧光都无所谓，如果有需要，可以拆掉法龙寺建停车场”。安吾抨击当时的国粹主义，观点特异，但这种偏激的观点有实用主义之嫌。
在艺术上安吾否定日本近代文学传统，对传统文学权威人士采取反抗的态度。他称评论家小林秀雄为“古董鉴定家”，说他的评论已经陈旧，不合时宜。他对夏目漱石描写的家庭问题小说加以指责，不喜欢他的“智和理”，“对于属于习俗的肉体他始终不屑一顾，对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本相从不过问，人生具有的欲望从未被他当成文学问题——知识、智慧对他而言，只是沉湎于奇妙习俗中的合理化游戏，而并没有探求过真正的人生和自我。”安吾通过《新生》直言说岛崎藤村是个“不诚实的作家”，说他“写小说是在绞尽脑汁地耍小聪明，并非是与自己的灵魂苦战恶斗。他对真实的惧怕和烦恼没有表现在小说中，不过是按照模式化伦理为自己找借口。他精心构筑的这部巨著，只是苦恼救助自己的手段。”志贺直哉的短篇《灰色的月亮》写了一个童工饿死在电车里，他面对战后的悲惨现实，却从坚强、高尚的人格力量角度处理了这一题材，因此遭到安吾的痛骂。他批判志贺直哉的小说不能成为日本小说的正统，他的作品缺乏戏作性，流于表面。“只书写生活”这种单纯而无思想的真实，文章古董式的“真实”属于作文的范畴，根本不是文学，这些枯燥乏味的通俗读物招摇过市，那种可怜巴巴、装腔作势的私小说泛滥成灾，作家精神则被无情地阉割掉了，所以要消灭日本的“私小说”这一腐旧的观念。
他的随笔《堕落论》和短篇小说《白痴》写于战败之际，均发表于1946年，可以互文阅读，后来他又写了《后堕落论》《颓废文学论》和《戏作者文学论》等文章，一再主张“不是因为战败了所以堕落。是人就堕落，活着就只有堕落”。堕落和颓废是人的本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无法改变这种本性。他在《堕落论》开篇这样写道：战败后半年之间，世道就变了。“我等天皇卫士，慷慨奔赴疆场”“唯愿死在君侧，绝不顾虑生命”——青年们曾经血染战地，而他们之中的幸存者则成了黑市商人。“不求活百岁，但愿结连理。送郎上战场，征战为天皇”——女人们曾经深明大义送郎从军，而半年之间，祭拜亡夫牌位也越来越徒具形式，她们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不是人变了，而是人原本就是如此，变了的只是世道的外皮。
小说《白痴》中弥漫着浅浅的感伤，里面蕴含对社会旧秩序的不满，如何挣扎、如何虚无也改变不了生活现状的无奈。《战争和一个女人》揭露了战争令时代变得荒谬，人卑微地活着，即使死了也没有任何价值。战争给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以及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人们每日面对死亡，财物和住所随时可能被毁灭，生与死、希望与绝望、自弃与自救等充满矛盾的想法交织在一起，人堕落是为了生存，是在死亡面前越发追求生存的本能。
坂口安吾的堕落并非为堕落而堕落，为颓废而颓废，而是去除虚伪，恢复人类本性。他这种堕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败坏的堕落，而是战后得以生存，从绝望中脱离旧制度，必须反其道而行。他为日本人找到一条救赎之路，生存——堕落——重生。战后旧的社会秩序摇摇欲坠，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整个国民的心理陷入了虚无状态，社会整体的精神状态步入颓废堕落的泥潭。坂口安吾深刻体会到国民的精神实质，准确透析当时社会的价值内涵。其作品以破坏性、逆反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令人耳目一新，其思想在混沌纷乱的文坛中独树一帜，故而他的作品给众多青年以思想震撼，拥有大量的读者。
坂口安吾的母亲、初恋和妻子
安吾的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上面提到的他的母亲正是其中之一。母爱的缺失对他创作中塑造的冷漠的女性角色密不可分。他遭受初恋女友矢田津世子的背叛，这也是切肤之痛。最后在妻子梶三千代的包容和理解下，他对女性才得以改观。在《白痴》《战争和一个女人》《盛开的樱花林下》《夜长姬与耳男》《青面鬼洗兜裆布》等作品中塑造的“圣妇”“娼妇”“妖妇”形象都折射出母亲、初恋和妻子的现实印象，无不体现出幼时缺乏母爱、家庭温暖不足的内心孤寂，对女性的迷恋与质疑否定错位交织。
昭和7年（1932年）对于二十七岁的坂口安吾来说意义非凡，他通过加藤英伦的引荐结识了矢田津世子，她的出现改变了安吾今后的人生轨迹。矢田津世子称得上是才女和美女，她在昭和5年（1930年）以《穿越陷阱的女人》当选《文学时代》的悬赏小说，登上文坛。此后她的小说《神楽坂》荣获了第三届芥川赏的提名，还在涉谷实导演、田中绢代主演的电影《母与子》中担任编剧。川端康成曾诚恳地建议她去做“映画女优”，可见其貌美不俗。
坂口安吾与矢田津世子一见钟情，随即陷入热恋。对于坂口安吾来说，她就像是圣女一样满足了他对母性光辉的憧憬，是一位理想的女性。二人数次约会，互相爱慕，并一度谈婚论嫁。但是在安吾得知她是某个新闻文化部部长的情人之后，瞬间跌入苦痛的地狱。
虽说二人交往了五年，但他们从未发生过肉体关系，只在第五年冬天快分手时接过一次吻，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虽说有些奇葩，但是可以看出安吾对津世子的珍爱。这种认真态度，有别于太宰治。在二人交往期间，安吾没碰津世子，却同酒馆老板娘发生了关系，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矛盾，贯穿他此后的人生，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或多或少都有津世子的影子。1936年6月津世子决意同安吾分开，安吾受此冲击，以这段恋爱经历为素材写作《吹雪物语》，耗时两年半，这部他毕生最长（28万字）的作品，在7月由竹村书房刊行，然而却未能如愿得到世间认可，反被批为安吾最为失败的“浑身作”。安吾缺乏那种驾驭长篇的能力，而且观其一生的文学作品，半途而废或者失败的作品颇多。
按安吾自己所述：“为了给自己的半生划分阶段，这部小说用尽了我前半生所有的灵感，在这里埋葬我的过去。因此，这部小说创作结束的时候也是我后半生新的出发点。可以说是重新充满希望，我从现在开始打算改变我的人生。”这段话反映出他郁闷的心声，同时评论者也可以看出津世子是安吾精神的最高出发点。从此以后，安吾每日寻欢作乐，和酒吧的老板娘们保持着密切关系。1944年津世子因肺结核死去。在《二十七岁》中他说：“在这战争中矢田津世子死了。我握着她的死亡通知书，在两三分钟之间流下了两行泪。”
津世子是安吾的初恋，与津世子分手对安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此后，他再没有什么正式的女友，直至十多年后，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梶三千代相遇。与他的初恋相比，坂口安吾与三千代的恋情则显得平淡，二人相识于1947年3月。4月初三千代因为盲肠炎入院进行了紧急手术，之后的一个月安吾在医院照顾三千代，在此期间，二人感情日渐深厚，出院后二人就结婚了。婚后，坂口安吾又创作了推理小说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受妻子三千代的影响。与三千代结婚后，受到三千代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的坂口安吾感受到了女性的温柔，这改变了他长期以来对女性的看法。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与《夜长姬与耳男》两部小说中安吾描写了女性的残酷，恰恰是在拥有了三千代这样的贤妻的辅助下写就的。因为妻子三千代，安吾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也平复了之前受到的伤，可以说是三千代将安吾从精神和肉体的矛盾中解救了出来。
安吾从41岁开始服用兴奋剂一直服用到49岁，他的创作从未间断。人通常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是无法写作的，然而他写的小说和评论结构完整，逻辑有条不紊。其后期的创作量是惊人的，他喜欢深夜写稿，有时连写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像《盛开的樱花树下》《退步主义者》《安吾巷谈》《堕落论》《白痴》和《信长》等名作源源不断地在他的笔下喷出。他通常服用兴奋剂之后写作，失眠时用威士忌服用安眠药。他一旦不服用兴奋剂，就会鼻涕流入胃里，痛苦难耐。大量服用兴奋剂会出现幻听幻视的症状，口齿变得不清楚，他会拿着球棒四处挥舞，在寒冬时节赤身裸体往外跑，在极端情况下，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安吾的妻子三千代和太宰治的妻子美知子，在我眼里都算得上是有牺牲精神的贤妻，对安吾全心全意，她们竭力理解自己的“无赖”丈夫，太宰还好点，都是在外面“疯”，安吾则是在家里闹，三千代没有超乎常人的忍耐和包容，是无法与他相处下去的。阅读她写的《神志不清的日记》可以更了解她和安吾的生活状态，三千代经常被安吾命令在家附近的药房购药，甚至跑到附近乡镇去；深夜让她去买酒，拿出码表计时；药物中毒的安吾有时要一天进餐六次，三千代如果端出同样的菜品，她就会被安吾骂，说她把自己当成垃圾桶了。有次安吾说要从二楼跳下去，三千代立即把棉被搬到楼下，以免他摔伤。
有次安吾莫名其妙说自己在外面养了个小老婆并让三千代去见，三千代躲进洗手间，安吾就用家具把房门堵住，打来一桶水，从窗户口往里泼，他将点着的香烟放在易燃的梳妆台上，差点引发火灾，三千代大声喊来用人，这才把火扑灭。据三千代的用人说，安吾经常会离家出走，一种情况是生夫人的气，另一种情况是当稿子写完时。他会一个多月闷在家里拼命写作，等稿子一写完就出去喝酒。他会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有多少就拿多少，直到全花光才回来。短则三四天，长则二十多天。三千代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能在家等着。可见作家的夫人是多么不容易啊。
1951年5月出现了“滞纳税金事件”，税务员给他的书籍和物品都贴上了封条，他单枪匹马地和国税局干了起来，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题为“不赢官司誓不罢休”的文章。同年又闹出“揭发自行车竞赛舞弊事件”，安吾发现组织者将最后冲刺选手到达终点的顺序颠倒了。于是他便向静冈地检沼津支部起诉静冈县自行车振兴会理事长舞弊。振兴会背后有暴力团支撑，安吾感到危险。安吾因为打官司赔光了稿费和财产，带着老婆、孩子和狗四处躲避，直到整个事件冷却下来。他各处寄食，跑到朋友位于东京石神井的檀一雄家，有天他突然命令妻子三千代去订购一百人份的咖喱饭，咖喱饭不断送上门来，摆满了整个廊檐，结果亲友只来了二三十人。安吾盘着腿坐着依次把咖喱饭给吃完了。尽管是借住在别人家里，也要订购一百人份咖喱饭的安吾也算是个破天荒的人物吧，这种不计后果的洒脱，让人瞠目称奇。“揭发自行车竞赛舞弊事件”展现了安吾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时间证明是新闻媒体和法庭出于某种利害关系考虑，对不正当行为妥协。反而是“精神异常”的安吾一身正气，拒绝向专制和权势低头。
本文作者简介：
任知，诗人、作家、日本文化学者。曾主编独立诗刊《个》，著有诗集《孤屿心》、日本文化集《完全治愈系》《东瀛文人风谭》等，现在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