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亲人的故去，换回的是又一段父亲在家的时间：这一段还比较长，他从前一年的11月一直呆到了过年以后。
由于父亲的坚持，我也从前一年的年底，开始消受我童年之中惟一一段的“幼稚园时光”。说起来，在那个绝大多数的中国小孩都不会跟幼稚园发生关系的年头，我上的可是这个省里最好的一个幼儿园（在全国肯定也数得上）——省第一保育院：其前身正是延安时期那个著名的“红色摇篮”，时任院长的老太太是文革前本省的老省长（现已上调中央）的夫人。就是说，我因为进过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保育院，就和日后中央第X代领导人中的好几位建立了注册名单意义上的“校友关系”，而我在这时的同学，主要都是来自于省委、省革委及其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女”。
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混迹在这些“干部子女”中间，纯粹是出于偶然的因素：是因为同院住的女孩陈晓洁他爸的介绍，陈晓洁她妈和我爸属于地质队的同事，人长得很漂亮，是大家公认的“美人”，比她妈看起来老很多从而更像她爷的她爸是音乐学院教小提琴的教授，因给省上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教琴就有些上边的关系，他之所以愿意把我给介绍进去，大概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同情心（当然，这同情心首先是来自陈晓洁她妈这个“美人”）：这个刚刚没了妈紧接着又失去了奶奶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二是出于一点私心：我和陈晓洁刚好同龄，如果能进去的话就可以与之同班，既可跟他们的宝贝女儿做伴，也可以保护她不受别的男生欺负。此事终能办成，据说，我母亲是“革命烈士”这一点也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段虽说短暂但却毕竟特殊的“幼稚园时光”的记忆十分稀薄，浮光掠影，少得可怜。搜肠刮肚也只能够罗列出如下这些：
——那所保育院的“围墙”是在当年因为非常少见而显得十分高级的铁栅栏，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我最爱看的就是外面，是数从街上跑过的很少的汽车……
——保育院外有座古塔，后来知道是隋朝时建的（比大雁塔还建得早啊），带有集体强迫性质的午觉睡不着时，我总是躺在小床上望着它发呆……
——保育院里有个露天泳池，我只记得它没有水时的样子：底部裂出很大的一道口子，像是地震过后的景象。我只在梦中梦见过它蓄满水后的样子：但不是和我现在的这些没意思不好玩的同学，而是和习小羊、刘虎子、四妮他们在水中打着水仗（就像打雪仗那样打），而现实是：我没有等到这里的夏天来临——等到泳池蓄满水……
——据父亲回忆说：我小时候有先吃饭后吃菜的“好习惯”（如此便可保证每顿都把饭吃完），就是这个保育院按照他们的规矩培养的。还有就是：我会自己系鞋带了——系得既结实还特别有讲究！
——过年以前，父亲在家，基本上是由父亲负责我和陈晓洁每周一次的接送工作，动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结果有一次不慎夹了坐在后座上的陈晓洁的脚，小姑娘受到了严重的惊吓；过年以后，父亲到野外工作去了，转由陈晓洁他爸接送，用的也是自行车，结果有一次又夹了坐在后座上的我的脚，但我不像陈晓洁那么娇气……大概是因为伤及皮肉了，这件事我印象颇深：做父亲的，都是把自家的孩子呵护在前的啊！
——这个保育院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即最大的刺激是关于周六下午的，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接回家去过周末了！很多时候，只留下一个我，还眼巴巴地望着铁栅栏的外面，等待着父亲身影的出现，在某些瞬间，还幻想着祖母能够出现，就好像做了一场梦，其实她没死……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等其实毫无意义，只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固执和坚持。陈晓洁的父亲为什么很少把我接到他家去过星期天呢？他不是要给省上领导的孩子们教琴嘛，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给自己的女儿陈晓洁教琴，生怕我去了会吵着人家……
终于到了这一年五一节前夕的那个下午，保育员以为的我那固执但却依旧无望的等待终于在所有孩子都被接走了的最后时刻奇迹般等到了我那风尘仆仆的父亲，他让送他回来的单位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直接停在了保育院的门口，让我觉得特别骄傲，那时候我以为车子越大越牛呢！见到父亲时，心中狂喜的我却表现得像一个愤怒儿童：
“告诉你——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什么鬼幼儿园——屁！”
祖母一去，令父亲头上又多出了一绺白发，在另一边——一左一右的两绺白发，扎眼刺目地白着！我越长大，就越能体会他在当时所承受的痛苦：这个男人可是在两年之内失去了三位亲人啊——父亲、母亲和老婆！这次回来，他老是无言地望着我，眼里泛着潮湿的光。让我上最好的幼稚园，利用难得的五一假期带我到处去玩，是他所能做的，让我得到快乐的同时也让自己从中得到了些许的宽慰，现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可这个别人眼中“最好的”幼稚园显然令我很不快乐，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忍不住地向他抱怨着，并且发下毒誓：“我再也不去幼儿园了！死也不去！”……这令他头疼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年头的五一节连带星期天也只有三天假，到处去玩每顿饭都下馆子的快乐转眼就过去了，虽说父亲不会马上就走，但我却该回保育院了，正当父亲准备硬着头皮铁下心继续把我朝保育院的“虎口”里送（除此也无他法），忽然遭遇了一个可以不施强硬手段的契机——
这天下午，父亲骑着他那辆红旗牌自行车带着我从外头玩回来，骑到家属院门前与“六号坑”相隔的那条小街上时，坐在前面横梁上小手紧抓在车把头上的我，一眼瞧见了正推着一辆带轱辘的小破车正在卖冰棍的常奶奶——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估计全都认得这个常奶奶，是住在“六号坑”里的一个孤老太太，冬天卖红薯夏天卖冰棍……
“卖冰棍喽——卖冰棍喽——”常奶奶用她那干涩的声音吃力地叫卖着。
禁不住诱惑的我立即嚷了起来：“爸，我要吃冰棍！”
“你不刚吃了两客冰激凌嘛！怎么又要吃冰棍了？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上次你忘了，拉了半天稀……”父亲提出了异议。
“不，我要吃！我要吃……”
当爹的能把一个没娘的孩子怎么着呢？也只能是有求必应（这些日子我正不断享受着这种有求必应），父亲将自行车放慢，停在冰棍车旁，摸出一毛钱给我，放我下去自己买，我出溜到地上，噔噔噔地跑到常奶奶面前，一伸手递上去那一毛钱：
“常奶奶！买根冰棍！”
“要红豆的还是白糖的？”
“红豆的！”
我说出“红豆的”三个字时的样子一定非常得意，因为红豆的要比白糖的多一分钱：白糖是4分，红豆是5分。
常奶奶一边掀开盖在冰棍箱上的老棉被给我取冰棍一边问我：
“索索呀！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到哪里去了？”
“我去幼儿园了。”
“那你可是享福去了——幼儿园多好啊！”
“不好！屁！我再也不去了！”
“那你还能去哪里呢？”
“我……在家玩！”
“这孩子！瞧你说的，那谁来给你做饭呀……”
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接了冰棍和找给我的五分零钱，跑开了……
这天傍晚，我和父亲刚吃完我们从外头带回来的小笼包子，四妞就来了，来请父亲到她家去一趟，说是她那瞎奶奶叫她过来请的，说是有事要和我爸商量。我没有跟去——羊羊和虎子他们还等我去找他们玩呢。等玩到天黑回到家，父亲问我：
“索索，那个卖冰棍的常奶奶想带你——你愿意吗？这样你就可以不去幼儿园了。”
我自然是答应了——我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回到祖母带我的那个从前去。
至于常奶奶为什么要通过四妞家的瞎奶奶找到我父亲谈这事儿，我在当时是没有兴趣知道的。后来才听说：这个小老太太除了冬卖红薯夏卖冰棍外，主要就是靠给别人家带小孩为生的，长期以来，竟在这一片带出了名气，四妞从满月以后到会走路前就是送到她家被她带着的，因为四妞自己的奶奶是个瞎子嘛。我到常奶奶家以后，常听她念叨说“四妞小时候”如何如何——每次必提这丫头满世界找土吃的事儿：原来她生下来就这样啊！对于常奶奶的身世，父亲也从四妞的瞎奶奶那里了解到一些：人是浙江人，口音有点怪怪的，解放前曾做过一位国军团长的几姨太，这个团长后来随军去了台湾，她在解放后嫁给了一位拉板车的，其夫身强力壮但却十分短命，已经死了快有二十年了，常奶奶的家里还有一个十七岁已经上高中的女儿，但并非是她亲生，常奶奶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这个女儿是她二十年替别人带孩子的最大回报：从小带大的这个女孩越带越有感情，再也不愿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去了，就留下来做了她的女儿，连自己的姓都改了，叫常红……
五一一收假，父亲就把我送到“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去了——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子，家徒四壁叫人辛酸，就算在这个十分典型的贫民窟里，她家的条件也算差的。这时的父亲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他的假期尚有一周，准备在一周之后再看我的反应，所以对保育院那边，他也只是让陈晓洁他爸给我请了一周假。
我去常奶奶家的第一周，因为父亲还在家，晚上我是要回到自己家里去睡的，白天父亲到单位机关去时，我又是和羊羊、虎子他们一起玩的，就在我们家属院里玩，所以这第一周里，我也就是每天到常奶奶家去吃上一、两顿饭……这个感觉真的像是回到了祖母在的时候，而且更加自由，我当然是乐得如此了！父亲去野外的前两天，从机关单位下班来接我时，常奶奶家已经开晚饭了，父亲走进屋来正好看见我把一大块红烧肉朝自己嘴里送，面前还有一小碗白米饭，我一边嚼肉一边对他说：“爸爸，奶奶做的红烧肉比馆子里的鱼香肉丝还好吃！”于是，他便在心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听父亲说，他在当天晚上专程登门前去把这个决定告诉陈晓洁他爸时，陈晓洁正好被接回家来，一听我不去了，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听了嘿嘿一笑，觉得她怪可怜的。
我童年之中的“幼稚园时光”到此便彻底结束了。
第二天是我五岁的生日——原来父亲是要给我过完这个生日才走！刚好是个星期日，父亲又带我度过了上公园下馆子进电影院看革命样板戏的充实而快乐的一天，在这一天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索索，你五岁了！你五岁了啊！很快就长大了！”——我增了一岁的感觉令他振奋，他恨不得我一下子长到十五岁、二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