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电影快要开演的时候，我们的身后已经人满为患了：有自带椅子来的，也有干脆站着看的——这个情景有点像很早那会儿在大操场上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因为单位里“第一把手”的小儿子（刘虎子）被倒塌的铁栏杆压成了残疾儿，还有孩子为此而丧命，所以单位里就再也不演露天电影了，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距电影的开演越来越近，我已经激动得难以自抑，连嘴唇都在发抖，我天生有一毛病：一激动就想撒尿，在每年开运动会起跑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其实没有多少尿，但必须要撒一下，撒一下就舒服了，现在我又尿欲无穷地想撒那么一下了——我站起身，从我所坐的第一排艰难地朝着人丛之外挪动，钻出人丛，也未跑远，就在一棵树后掏出牛牛，等待了半天，也就撒了两滴出来，但感觉上却是舒服多了！真可以上战场去打法西斯了！我又钻回到人丛里去，一步一步挪回到我在第一排正中的座位上。我不会想到的是：我的这番一出一进的“亮相”竟引来身后一排大人的议论——那是单位里新来的一批年轻人，听说都是前几年上山下乡如今已经返城的知识青年……
一个女的说：“你们看见了没有？刚才那个出来进去的小孩就是武老师的儿子……”
两三个女的同时问：“哪个？”、“是哪个？”
“就第一排正中间的那个——就那个！”
“看不清啊！”
一个男的说：“你们怎么这么关心武老师啊？还打听人家儿子……”
又一个男的说：“你们等着，我来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
接着，我感到肩头被人不轻不重地拍打了一下，回过头来看见一张满脸青春疙瘩豆的男青年的脸，他问我：
“小孩，你是不是姓武？”
我点了一下头。
“你是不是武老师的儿子？”
我想了想，又点了一下头。
“劳驾你站起来一下，对对，站起来，就一下，脸冲着后边，有人想认识你。”
我便照他说的做了。站了有几秒钟。
“好了，你坐下看电视吧。”
我坐下之后，听见那几个女的又议论开了——
“跟武老师长得太像了！”
“没错！肯定是武老师的儿子，真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我觉得没咱武老师长得英俊！”
“你胡说啥！人家小孩还没发育没长开呢！”
有个男的插嘴说：“瞧你们几个，真是爱屋及乌——爱父及子啊！”
此话一出便引来那些女的一片谴责和咒骂……
父亲走前，我隐约从他嘴里听说过：单位里来了一批青工，为了工作的需要给新来的这批青工开办了一个业务培训班，专门将父亲这样的“业务尖子”派去给他们上课……我想：就是他们这些人吧，单位里的老人手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基本上全都认识的。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荡气回肠永难忘怀的夜晚——我指的是反法西斯的英雄“瓦尔特”。至于这个夜晚跟我未来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联系，还得过些时候才能揭晓。
谁在捉弄：人的美好愿望有时会在你忘记之时方才能够实现——我初尝这样的人生经验是在这一年的“六一”前夕，既没走任何形式，连个事先的招呼也不打，班长兼中队长刁卫国在班会上突然宣布了我们班第三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人员名单：卢福根、刘虎子和我——第三批，最后的三个人，至此全班上下一片红。
鲜艳的红领巾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扔到我们手里，当我终于有资格将这条用烈士（我妈也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红绸子戴在自个儿脖子上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同学——那些先于我们入队的老红小兵们已经不稀罕戴它了，平时上课是不戴的，有人对我们这三个初戴者还发出了几声讥笑。由于在下一年里，红小兵就不再叫“红小兵”了，更名——其实是“改回”叫“少先队”，所以我们仨就成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批红小兵——也挺有意义的吧？
这学期明显的不同于往年，学校和班级的活动骤然减少了许多，牛老师不像死去的苏老太太那么多事，在他所带的语文课之外甚至很少在班上出现，我和卢福根感到身上的压力减小了，直想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对此变化很不适应的是刁卫国这种人，有一次，他在牛老师的语文课上突然举手，像是在请求发言，牛老师还以为他对讲授内容存有什么疑问呢，便招手让他站起来，结果他站起来却说的是：
“牛老师，咱们好长时间没开过班会和队会了，苏老师带我们班的时候，每周都要开一次的。”
教室里鸦雀无声，牛老师直立在讲台上，用他那看起来有点吓人的如洞的双眼死盯住刁卫国，盯了半天，然后冷冷作答：
“以后不要在课堂上讲与课文无关的事情。”
对形势的骤变有所不适的还有比我们高一级的习小羊——这位前几年很是风光的黄帅式的“革命小闯将”忽然感到身体不适，被他那文革之中当过“造反派”的爹先领到马大夫那儿再带到附近的陆军医院一查，竟查出了乙肝，只好休学一年，回家养病去了。
一个学期在风平浪静中一晃而过，快放暑假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市军事体校的教练来我校招学员啦！大家可以自愿报名。我和卢福根这两个班里的“体育尖子”自然是最积极的分子，将“射击班”和“跳伞班”都报上了。经过面试，在“射击班”的教练面前，连我们想象中的枪都没见着呢！我俩即被双双淘汰，其原因是：我们照他所要求的将双掌摊平在身前，他放在上面的一张薄薄的信纸总是要掉下来，这说明我们的手是抖的，手抖之人被认为是“吃不了射击这碗饭的”；“跳伞班”的面试内容却正好是我俩各自的强项：60米短跑和立定跳远，结果被双双录取了！
我在被录取到市军事体校的“跳伞班”之后才恍然大悟过来：不就是在父亲单位附近的跳伞塔嘛！我的篮球师傅——市青年女篮的7号不就是在那个里头的嘛！三年前，我在去交大看棒球比赛回来的路上曾央求干爸带我进去而未果，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大摇大摆地自己走进去了！
第一次进到那个神秘的跳伞塔里面去训练时，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到处找那支女篮，找我的女篮7号，一个看训练馆的老头告诉我：市体校和军体校已在去年分开了，市青年女篮是跟着市体校搬到城北去了……
还是出于那个道理：有些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是因为你还没有将它忘记干净。
我们经过了一个暑假的“跳伞初级班”的训练：除了身体素质训练之外，专项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跳台阶”和“转盘子”，我身体训练的成绩很好，“跳台阶”的成绩也不错，“转盘子”就不行了——上到那个盘子式的铁圆圈上，四肢伸展，转不了几圈，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反复练习，还是不行，结果被淘汰出局了。卢福根则是各项成绩都很突出，我不擅长的“转盘子”对他来说也是易如反掌，我看着他在铁圆圈上哈哈大笑着飞转的情景，真是又羞愧又绝望！教练说：卢福根天生就是块练跳伞的料，经过严格系统的正规训练，他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的，一定会为我省乃至我国的跳伞运动争光的。而我，在此得到的还是那句句式不变的判词：吃不了跳伞这碗饭！
对我来说，这种打击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二民从我身边走出去去吃足球这碗饭了！市青年女篮的老教练宣判我长不高而吃不了篮球这碗饭！现在，卢福根又从我身上跨过去就要去吃跳伞这碗饭了！
那什么饭是留给我吃的呢？
我被从跳伞塔淘汰回了家，这时距学校开学还有几天，我只能在一种极为颓丧的情绪之中浑浑噩噩地度日了。
这是夏末的一个中午，窗外无风，闷热难耐。我躺在我家外屋自己的单人床上睡觉，一觉睡去，却被热醒，便索性坐起身来把自个儿剥除了个精光，低头看时却见牛牛硬硬地翘着，明显要比先前壮大了，大得有点碍眼了……这年我满十一岁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个子长高的速度突然加快，竟在近半年之中一下蹿升为全班乃至全年级最高的一个，伴随着个子的长高，牛牛也随之长大了。据我观察：男孩生殖器的生长似乎要走过这样一个过程——从比一只成人大手上的小拇指还小开始，渐渐地依次长过下一根指头，现在我已经长到比大拇指还大的程度，硬起来时就更加粗壮。
大就大吧，粗就粗吧，我既不会为此而自鸣得意，也不会为此而忐忑不安，反正所有的小孩将来都要长成大人那种又大又丑黑乎乎乱糟糟的样子，但我却突然看到了一点多余的东西——是一根头发状的东西，从牛牛的根部破肉而出，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赶忙低下头去仔细查看，仔细观察它是如何长出来的，这根从下面长出来的“头发”，让我有点心烦意乱、手足无措，我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要长大了？是不是也会像大人那般长成黑乎乎乱糟糟的一片，而现在，我既没有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好象和别的孩子也有了区别，这让我感到恐慌——一种面对长大的恐慌，一种被悬在半大不小半生不熟中的惶恐！直到一狠心一咬牙一把将这半根刺目的“黑头发”揪掉之后，心情才略微平静了些，重新躺下之后，却又睡不着了，透过洞开的窗户，我看见蓝天上的白云正在很快地走着，世界如故，我发现烦恼这玩意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身体上首次出现这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已经盖过了被军体校“跳伞班”淘汰的颓丧……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的记忆被年初的上海之行快要独霸完了，其它事都被挤得没了立锥之地，但上面这跟“头发”我却不敢遗漏——因为对11岁的我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呀！被报纸说成是“万象更新”的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是在冬天发生的——
这天早晨我们到校之后才知道：牛老师请假了，一请就是三天，上午后两节的语文课暂停，所以我们班在上完两节数学课后就放学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所中学的门口（常红就在那儿上过并带我进去玩过），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校门口人山人海地挤了很多人，像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听旁边围观的大人议论：这是在考大学呢！
“考大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可是个极度陌生的“新概念”。只见从校门里头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趾高气扬，有的垂头丧气，有的还三三两两地交流着刚才考试中的问题……
我忽然看到我们的牛老师了！
他落落寡合地从校门里头走出来，到存车处取了自行车，撩腿而上，朝着我们来的方向骑去，他的眼睛还像两个黑洞一般，神色严峻得有点吓人！
“牛老师！”我脱口而出道，“牛老师也来考大学了！”
走在我旁边的“小猴子”——“小机灵鬼”冯红军说：“胡说！牛老师怎么会来考大学呢！他都能教我们……你肯定认错人了。”
这时候，牛老师骑在自行车上的背影还没有在我的视野中消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