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开崇明岛，大舅就不那么消极了，他主动到厂里去活动了活动就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到西安出差的机会，如此一来，就可以亲自将我送回西安去了。归程中我最大的兴奋在于初睡卧铺和跟着他上餐车用餐，火车仍然让我感到新鲜。
正如出发时一样，火车也在早晨到达，父亲在站台上接我们，也还是单位里小鲁叔叔的北京吉普把我们送到了家。与我走时所不同的是：家里摆放着一套刚刚做好尚未来得及油漆的新家具——“这套捷克式的家具怎么样？还没做完呢！只差两件了，我把那个小木匠给赶走了……”父亲对大舅说，“这家伙不好好干活，跟女邻居乱搞！有天下午，我从单位骑车回来取件东西，进屋发现他在里屋的大床上跟这位女邻居睡觉呢！盖的还是索索平时盖的被子，真是太不像话了！我一气之下就给他轰走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指的不是大舅，而是我自己，面对大人间的谈话，我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法的听者”，真是越来越爱听了，因为能够听懂的内容越来越多，听见了就开始在心里犯嘀咕：那个“女邻居”是谁呢？对我家来说，能够说成是“邻居”的，不出刁、冯、马这三家，是这三家的女主人吗？是我这三位同学的母亲吗？她们可都是正而八经的女人啊！很想得到答案但又猜不出来的我开始观察周围的动向：那个小木匠目前正在我家对面的冯红军家干活呢！看来还真是被我父亲给赶走的，我跟他在院子里的露天水管旁撞见时，他竟然将头一低，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好像没有跟我在一个桌上吃过饭似的。
大舅白天出去办他的公事，晚上就回到我家来住，这样就可以把此次出差的住宿费省给自己。他的到来让父亲的心情大好，晚饭总是做得很丰盛，两个人总是边喝酒边聊天直到很晚才睡，我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又充当了一个“不法的听者”，听见他们聊有“国事”——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邓小平”：就是被我们在去年里批了好几个月的那个名字。他们似乎是在急切地盼着他“早日出来工作”，大舅甚至认为最适合这位“邓大人”干的职务是“国务院总理”；还听见他们聊有“家事”——大舅明确表示：他“身为长子”，“代表姐姐的娘家人”，希望父亲“再找一个伴侣”、“早日组建一个新的幸福家庭”、“这对索索的成长有利”、“毕竟姐姐已经去世七年了”、“姐姐在天之灵肯定也是希望如此”；父亲对此不置可否，绕开这个话题，反过来对大舅提出了一个希望——希望他“主动和父母亲早日恢复关系”——至此，我在上海和崇明岛上所感受到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原来，在文革爆发那会儿，一心上进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大舅公然宣布和其“地主阶级”的亲生父母“脱离关系”！
大舅在家里住了一周才走，在大舅走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去了军工城的舅爷家，那家人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在热情的招待之余，舅爷还对大舅提出了跟我父亲完全相同的希望。
大舅走时，则将一个希望提给了我：“索索啊，从血统上说，你算半个上海人，如果你妈不死，肯定是要把你接到上海去上学的，你妈妈也是生在上海死在上海的……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立下一个志向：长大以后打回上海去！”
这时，我已经比较能够接受上海人那种言必称上海并以上海为荣为傲的口气，因为我在离开上海之后才强烈地感觉到上海的好来了，回到西安以后，我有很长的一段不适应：觉得西安太小了、大土了（比起洋气的大上海来）！觉得我们居住的这个家属院以及周围的市井陋巷都太过狭窄无趣（比起崇明岛上的广阔天地来）！这让我有点打不起精神，玩什么都没兴致，只爱画画，在画板上再现好江南。
父亲说我这次回来“长大成熟了不少”，认为这是他谋划中的“见了世面的结果”。卢福根则认为我“变得不好玩了”。
我是在从上海回到西安的当天下午就到学校里去上课的，已经迟到了好几天（幸亏父亲已经提前来给我请过假），因为一时半会这心还收不回来，所以对学校里的种种变故就有点麻木不仁。现在，随着一列远去的火车将大舅这个上海人带走，上海也随之远去了，我只好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
学校操场上那些在防震期间由强行闯入的附近居民私自盖起的乱七八糟的防震棚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了，操场上正有一辆缓慢行驶的压路机将地面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压平，围墙上被凿开的那个大洞已被人用新砖头堵上了，只留下了一个看起来甚是滑稽的不规则的洞口的图案；楼前长长的一排水泥乒乓球台已经建好了，正在我校学生中掀起一股乒乓热，一到课间或是课后大家都跑去占球台……
上述这些变化还都是极其表面的，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班里头，那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换了！
一个姓牛的三十来岁的男老师站到了原先苏老太太的位置上，既是班主任同时又带语文，因为苏老太太的病还是不见好——甚至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学校便派他来提前接了我们班：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是要到升入高小以后才会换老师的，本来就该由他来接管我们班，现在不过是有所提前罢了，我们正好也提前半年告别了烦人的苏老太太。
因此，我们和这位牛老师的相遇绝非偶然而是必然。
他是一个面孔瘦削双目如洞表情严肃甚至带有一股子阴郁之气的男老师，看他一眼便寒意顿生、冷嗖嗖的——这是他所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我马上在心里告诫自己，还顺便提醒过卢福根：这个老师不好惹，看起来怪吓人的！所以打一开始，我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都有点躲着他。他的语文课上得很好，正如女校长向我们所做的介绍：“业务水平很高”。当时我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课因比苏老太太好得太多，高出了好几个层次，搞得我们反而有点不适应了，仿佛在上另一门课，跟头两年所上的语文课连不上似的……他还写得一笔好字，板书正规而漂亮，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还能记得：每回在黑板上写完字后，他有一个猛然回头用其如洞的双目凝视大家片刻的习惯，像是舞台上的一种亮相——用今天的话就该叫做：“好酷哇！”一位老师——尤其是一名小学教师，究竟会对他的学生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可以在此提供一个可靠的佐证：因为这个牛老师的到来，因为他每天留在黑板上的一笔好字，好字的标准也在我的心中渐渐形成了，在写字的实践中便朝着这个标准慢慢靠近，字便写得越来越像他，一直像到了现在，今生恐难改！所以说，不论我是否喜欢我的这位老师，他都注定要来影响我，并在我的身上打下永恒的烙印。
苏老师就这么在我们前方的讲台上消失了，一下消失得这么彻底，叫人竟然有点不适应，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象：想象她有一天会回到学校里来，带着已经康复的身体，再从一年级的新生带起，一路带上去，只是不再会和我们班发生任何关系了，对我和卢福根这样的“坏分子”终于做到了她所说的“眼不见为净”！偶尔，只是偶尔，在校园之中狭路相逢，我或许还会勉勉强强地喊她一声“老师”，或许连这都不会，装作没看见或是不认识……但这一切都只是我一相情愿的想象，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有时候偏偏不服从于人的想象，非要痛下杀手，对某些事做个了结，对某些人做个了断，残酷的现实比我这个“坏孩子”的心要狠毒得多！
乍暖还寒的一个春日下午，放学前，女校长忽然来到我们班，神色十分严峻地告诉我们说：苏老师的病还没有好，但她十分想念大家，希望能见见同学们。
我们便背了书包到教室门前排好队，跟着女校长走了。
苏老师的家就在八仙庵门前的那条巷子深处，在一个有着一棵古槐的大院里头，女校长将我们领进这个大院并让我们站在这棵老槐树底下等着，她先进屋去了一趟，然后走出来，叫班委会成员（也就是班干部）随她进去。等这些班干部逐个出来时，我看见陈晓洁眼睛红红的，似有泪痕留在上面；班长刁卫国则阴沉着小脸走到正在嘻嘻哈哈打闹着的我和卢福根面前，以颇为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俩发布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你俩回去吧！苏老师不想见你们！”
当时，一听此话，我们二人先是稍微愣了那么一小下，接着便欢天喜地地跑了，跑出院子，跑出巷子，跑回了家……
两天以后，一个噩耗传来，迅速传遍了校园——苏老师死了！
这个消息令我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打小从我的生身母亲开始，我对“死”已经有了接近于本质的理解：“死”就意味着这人没了，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你再也见不着他（她）了！
我这才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向陈晓洁问起前天下午苏老师家屋内的景象，陈晓洁描述说：原本就瘦的苏老师已经瘦得叫人认不出来了，她还对陈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不做资产阶级的娇小姐，要善于明辨大是大非，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对不接受教育、帮助和改造的坏同学，就要坚决地和他们做斗争！”对这一圈班干部中的每个人都提完希望之后，她用笔哆哆嗦嗦在一个纸片上写下了两个名字交给她最喜欢也最信任的班长刁卫国：“别让他俩进来，我还想多活两天，不想见到他们……”
与没心没肺没感觉的卢福根有所不同，从陈晓洁口中得知的真相让我又一次经受了打击：觉得自己又错了！甚至于犯了罪！这个苏老师对我俩可真是严格要求坚决斗争到死啊……
到死都不放过我们！
从上海回来之后，家里出现了个新情况——忽然有了女人的气息：有个女人老上我家来串门，这位不素之客正是住在这排第一家的那个新婚少妇白晓莹。
很显然，她是在我还没有回来时登上门来的，在我眼皮低下初次出现是在大舅来此出差住在我家的那一周，我不敢肯定：也许正是有此叫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女客光顾我家的现象在眼前发生，让大舅由此获得了一个灵感，对其做了六、七年鳏夫的姐夫提出了“再找一个”的希望？大舅一走，这位少妇来得越来越频繁了，很快发展到每晚必来报到的地步。来的时候，总是用饭盒送来做好的饭菜或汤，然后坐上两三个小时才走。父亲在家的日子，就没有外人来给我送饭了，所以说，她送饭之意不在我，尽管这些东西最终基本上都是被吃进了我的肚子里去了，成为我做完作业画完画之后的一顿上好的“夜宵”。对我而言，她此举不属于“雪中送炭”而属于是“锦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