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到了这两位“新人”的喜糖，他俩还站起来向周围的乘客散发喜糖和瓜子，并接受众人的祝福——那年头，这么做好像很自然，人和人的关系要比现在单纯得多——接下来，在大家的要求之下，这对“新人”还表演了一个节目：《洪湖水浪打浪》——是在刚刚复映的“文革”前所拍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插曲，由常红来唱，八一用口琴伴奏，给我们所在的这节车厢带来了喜庆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也放松下来，想象中很难的事也都轻而易举地做成了，比如上厕所。敢于拿出自己的画板来画画也是我心情放松的外在表现，这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已经开始教我画人物素描了，他知道我要去上海过年，给我布置的寒假作业就是：走在外头，见人就画。我就给常红画了一张——老实说：我把她画得比她本人美了几分：是我心中处“六号坑”之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般的常红姐姐吧！让她拿去之后满意得不得了，一惊一咋地赞叹了好半天，她还请我给她的新郎官八一也画一张，我碍于情面，勉强画了，但却画得毫无耐心，有失水准。
在火车刚刚开动，我和常红相认的那一刻，常红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八一，当时，他一边听着常红对我的介绍一边望着我频频点头，好像是记得我似的，但我感觉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起我来——至少没有想起他在那个风雨交加之夜兽性大发兽行大施之时我是一个在场者，并且就在那张风雨飘摇的床上，他一定是没有想起来，所以对我豪无芥蒂，热情有加，还是他率先想到拿出喜糖来给我吃的，到了吃午饭时，既主动给我买了一个盒饭，又拿出一只烧鸡来与我分享。
这一路上，他始终没有觉察到我对他所怀的戒心——如果说在当年，我单知道他是“欺负”了我的“红姐”的话——就像是无缘无故地将常红打了一顿，那么现在六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从五岁长到了十一岁，差不多就快要把他在那天夜里的行为跟我只知其名不解其义的“强奸”一词对上号了！在此东进南下的火车上的一天一夜，让我经历了一个逐渐对其放弃成见改善印象的过程——他在这节车厢中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个“革命军人”的典型形象：帮助列车员拖地板，帮助乘客打开水，给大家吹口琴，还在夜里协助乘警制服并抓获了一名从郑州站上来行窃的小偷……除此之外，他对我的“红姐”——他的新婚妻子也是呵护备至，娇宠有加，顺带还照顾到了我。
在夜里，在乘客们大都已沉睡的时刻，我看见这对“新人”贼头贼脑地躲在军大衣下面亲嘴来着，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偷吃什么好东西……当时，我既被这点动静搞得春心荡漾，又在心里对此令我不解的姻缘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八一过去是个“坏人”、“流氓”、“强奸犯”，自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被炼成一个“好人”了，如此一来，也就被我“红姐”这个原本就是的好人给接受了，从此成为“亲人”了。
在火车上我虽说话不多（基本上是有问才答），但我的情绪却始终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之中，我的心是热的！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以至于很少睡觉，比对面这对耳鬓厮磨如漆似胶的新婚夫妇睡得还要少。回想起来，我正是在十一岁的这一年，利用这趟在陇海铁路线上高速奔驰的火车初次领略到祖国的大好山河（此前只是在画报上和年历上），见识了南方和北方风景的不同，还在火车上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形形色色的人——我画夹里的素描和速写都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感受：我画下了万丈绝壁的华山，我画下了无名小站上提着篮子拣煤核的脏小孩，画下了中原大地黄河岸边的座座荒坟，画下了朝阳初升时的南京长江大桥……
以至于当列车在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刻抵达终点站——上海站时，我竟有几分恋恋不舍的惆怅和恍惚！车刚停稳，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的瘦瘦的中年人便上得车来高喊我的名字——他把大名和小名连在一起喊，没等我答应，他就一眼将我认准了，急切地甚至未和常红夫妇稍作寒暄便将我领下了车……
“你还是长得像你爸爸——长得顶好的！顶好的！”在喧闹的火车站初次见到我的大舅是这么评价我的，他还强调说：“从血统上讲，你算半个上海人。”
他个子不高人很瘦，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工作服，在冬天里也不系扣子，显出很潇洒很精神的样子，那件蓝工作服的右胸上印有白色的两个字：“上化”——我很快便搞明白了：此为“上海化工厂”的简称，他正是这家工厂的一名技术员。转了三趟车，才到大舅家，他的家并没有安在厂里，而是在一个叫做“XX新村”的地方，在那里，我初次领教了上海人住得那个挤，他们家和另外两家人是同住在一个单元里的，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各家都只有一间房子，大舅家的那间被一个屏风一分为二地分成了里外两间，家里头还有舅妈和表妹，到了晚上，她们睡在“里间”的一张大床上，我和大舅挤在“外间”的一张小床上，挤一挤倒也觉得暖和，一月的上海，阴冷阴冷的，我感觉比位于西北偏东的西安还要冷。
大舅把我这个外甥的到来当事儿了，专门向厂里请了假，在到达之后的头三天里，带我去玩了一些地方（有时带着表妹有时不带）：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城隍庙等等，还走访了多家亲戚，这些亲戚看见我竟然全都动了容，落了泪，唏嘘不止，感慨万千，不用说，他们肯定是睹物思情，看见我而想起了我那在七年前就已去逝的母亲了！
这三天中的有一天，我们穿过喧闹的市区拐到一条僻静的街上，也不知是什么路（大上海大得令我晕头转向），大舅忽然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
“索索，你想不想到你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不置可否，没有回答，大舅便领我向前走了一段路，然后走进一家门口有军人站岗的看起来颇为森严的单位，站如雕像般的军人并没有干涉我们的进入，一个看门老头却从门房里跑出来问了，大舅跟他解释了好半天我们才被允许进入。在这个看起来军不军民不民的单位里头转悠了好半天，我们最终来到一幢青灰色的宿舍楼下——是那种苏联样式的楼房，大舅说：
“索索，你好好地仔仔细细地看看这幢楼——你妈原先就是住在这幢楼上的，平时她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一休假——哪怕只有三四天，她都会坐火车跑到成都——后来是西安去看你，她原来是这么打算的：在你大一点——上小学的时候再把你接到上海她的身边来的……”
——那一天，在肃杀的寒风中，在那座楼下，我们站立良久，临走之际，大舅点着一支烟对着那座楼说：
“姐姐，安息吧，我带你儿子来看过你了！”
我当时年少不觉得，长大以后方才意识到：大舅看似无意地带我走到这条街上、走进这家单位、来到这座楼下的必要性——它让我曾有一个母亲的“传说”变得真实可信——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让我知晓了自己的来历，便是自身的生命得到了一次可靠的证实……为此我该永远感激我的舅舅！
大概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大舅还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是放在最后即在他该去厂里上班的前一天的下午才领我去的，他说要去的这一家是“大奶奶家”，比先前走过的几家亲戚要更亲一些：这个“大奶奶”他称之为“大伯母”，是我外公的哥哥的大老婆，我外公的哥哥是解放前在上海开了多家纱厂的大资本家，临近解放时带着他的三姨太去了台湾，将两个老婆和大老婆所生的两个儿子丢在上海就走了。大舅说：我的外公外婆原先一直是住在这里的，文革中才被遣返到他们的原籍——崇明岛的乡下去了，他和我妈还有我现在南京的二舅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在这里长大的，他说：“本来我们是应该住在这里的。”还说：“索索，你去了，这个大奶奶肯定会留你住下，你就住在那里玩几天吧，见识一下花园洋房，等到过年前再坐船去崇明看你外公外婆，花园洋房总比乡下好玩的，你也该见识一下：看看你妈妈是生在什么样的人家并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大舅说得一点不错：我最后去的这户人家所居之处用“花园洋房”来概括是很准确的，它让我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孩子的确是开了眼：从一个木门进去（那木门上还有一个小口可从里面看见来人是谁），我看见了一幢二层的楼上楼下有好几个房间的小洋楼，这是冬天，花园里不见有花，但竟然有个篮球场，还有车库——先前我只知道单位有车库的，怎么私人家里头也有车库的，虽然没有车……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个子很高身板硬朗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大舅让我叫她“大奶奶”，她对我还算热情，看着我又念叨起我妈来了……在客厅里稍坐片刻，她就领我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地参观了一番，这位显然还没有改造好的旧社会上海滩资本家的“大太太”用不无自豪的口气对我强调说：整幢房子、整个院子全都是“我们家”的，现在楼上住着好几家外来的房客，车库也被一家杂志社占去用作了仓库，早在三十年代，“我们家”就有三辆汽车了……
没呆多久，大舅便自称有事走了——很明显：他不愿在此多呆，更不想留在这里吃饭。
大舅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一个“大舅”，是个头发油亮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他把“大奶奶”喊成“姆妈”，自然就是“大奶奶”的儿子了，和他一起从外边回来的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舅妈”和一个小脸煞白的“表哥”——这个“表哥”比我大两岁，已经上五年级了。
“阿姨”（他们这么叫——其实是个雇来的老太太）准备好了还算丰盛的晚饭，吃饭时三位大人先是在谈论我的亡母，问我还记不记得她的样子了；后又谈论起我那住在崇明岛上的外公外婆，对我大老远从西安跑来和他们一起过年的举动表示赞赏。在吃晚饭的过程中，我因上海人的饭碗太小（我在大舅家已经领教过了）而多添了一碗饭的行为当即遭到了那位白面“表哥”的嘲笑，他以极其轻蔑的口气脱口而出三个字：“西北人！”——此举立即遭到了其父的批评：“啥弄西北人？你二叔的孩子来了，你就这么说人家——你以为你是上海人啊？是上海人就了不起啊？”——原来，“大奶奶”的二儿子是在兰州的。
饭后，“大奶奶”说要领我去见一个人，我便跟随她去了，走进一楼最靠里头的一个房间，我才知道这幢洋房的房间内部有多讲究：屋顶是有着西洋式的雕花图案装饰的，房内的一个有蚊帐的大床上躺着一个老妇人，她最大的特征被我这个“画童”一眼就抓住了：就是有两个特别明显的黑眼圈，形容十分憔悴，人都这么老了，还留着一头花白的长发，并且披散开来，连我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我们进去的时候，“阿姨”正在床边伺候她吃饭，她见我进来就摆手不吃了，“大奶奶”让我喊她“二奶奶”，还告诉她我是谁、叫什么、谁的儿子、从哪来的，那个“二奶奶”浑浊无神的大眼睛里这才闪动出一丝活气来，拼着气力说出了话：
“我是看着你妈长大的……你妈跟我很亲的……你妈从小书就念得好……等工作了也工作得好……是国家的人才……可惜了！”
等“二奶奶”说完这番话，“大奶奶”就把我领走了，走出门去告诉我说：
“她有病——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