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下午放学后，我班的队伍在学校门口一解散，我们俩先撒鸭子朝前猛跑，跟赛跑似的，一直跑到路拐弯的地方才停下来等他，等他到达时同时上去将他一把擒住并扭到墙角里去，我们一边骂着“叛徒”一边照着他的肚子频频出拳——这一招也是在事前就想好的：不打脸，不见血，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要是跑到家长那儿去告状的话，我们就死不认帐！还可以反咬他撒谎！当时，他被我俩一顿猛捶之后，人便矮了下去——蹲在地上了，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以“告密”为能事的“叛徒”会不再去告发我们，就用双手抓起他脖子上的红领巾用力朝上提拉，并且恶狠狠地说：“刁卫国，你这个不要脸的叛徒，你要再敢去告状，我就用你的红领巾吊死你！”——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院那几个孩子的面发生的：那两个女孩算是我俩的“同党”，与我们“同仇敌忾”，马天翔、冯红军原本就是这个“叛徒”的“帮凶”，但慑于我们这两个小流氓的淫威而不敢胡乱造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主谋”挨揍，马天翔很乖巧，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还在第二天的课间跑来向我汇报情况：说是头天刁卫国在挨揍之后回到家里，晚饭也吃不下，只是肚子疼，他那当着办公室主任的秃头爹带着他去找马天翔他爸看，马医生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只是说孩子像是受到了某种精神刺激，受了惊吓思想负担很重似的……我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了卢福根，我们俩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哈哈哈地好一通坏笑！
周总理去逝后，父亲单位也曾开过一个追悼会。在这个追悼会上，有一幅与市面上通行的周总理彩色标准像不同的巨幅黑白画像震撼和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因为这个追悼会是在我们晚上看电视的“电视房”（原本就是单位的会议室）里举行的，在尚未将此画撤下的那几天里，我有幸亲眼目睹过它，是一幅炭笔素描肖像画，我当时的强烈感觉是画得太像了，简直栩栩如生——跟真的似的！父亲就是深受其震撼和感染的人中的一个，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一时一地的被震撼和感染，还打听到这幅画像的作者是单位里他的一位女同事在美术学院教书的丈夫——这位美术学院的老师，文革前就是市上数得着的“青年画家”了，因为素来敬仰周恩来总理的情操与品格，欣赏其“东方美男子”的形象，几年来一直在暗中进行着这幅画的创作，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当时，大概也只能这么一用。他之所以画得这么好，正因为不是“急就章”，而是倾注了多年的情感与心血的一件作品。很快我便知道了：父亲做此打探，实则另有图谋，完全替我着想。有天晚上，检查完我的当天作业后，他问我要去了我的美术作业本。三天以后，下班回到家，他向我宣布：今晚不做饭了出去吃——在饭馆的桌子上他才对我说：
“索索——不，武文革同学，知道爸爸今天为啥这么高兴吗？算了，不让你猜了，你肯定猜不到：我给你请了一个高水平的老师，专门教你画画儿。你不是从小就爱画的嘛，奶奶带你那会儿就开始画了，画街上的汽车，因为你的画奶奶还夸你是个天才呢！你的美术作业我让人带给这个老师看了，人家认为你能画有潜力，所以才答应教你。没啥可说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将来你长大成人了就会了解爸爸的一片苦心：你学习成绩好，门门都是一百分，这一点没错！但如今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风气不大对头，已经不大看重学习了，所以你得尽早学习一门手艺、一项技术！你别小看人家陈晓洁，成绩虽然不如你，但人家会拉小提琴——这就是本事！有本事的人才会有饭吃，才会在社会上吃得开。我问过陈晓洁他爸这个专家，他说想要学习乐器你已经有点晚了，再说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啥音乐细胞——除了会唱两句样板戏，那咱就学画吧……”
于是，在寒假刚开始的一天里，我跟随父亲和他的那位女同事，在单位门前乘上一路公共汽车，先坐到市中心的钟楼，再转乘另一路开往南郊的公车，一直坐到很远的终点站——就到美术学院了。
在美院破败不堪的家属楼里，在一小套光线很暗的房间中，我见到了这位阿姨的丈夫——也就是父亲给我请的美术老师，是个头发长长戴眼镜还围着一条大围巾的很像电影中的“叛徒”的中年男子，在他家里，他给我上了第一堂课。
之后，每周我都要上他家去一次，父亲带我去了两次之后便让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虽然有点胆怯（美术老师非常严厉），但也还是硬着头皮背着画板去了。从此，一周中至少有那么一天，在单位的人眼里，我是一个背着画板出出进进的“小画家”。
父亲说得一点没错：我是爱画的。我的美术老师教导我说：“画你所看到的一切，看见什么就画什么，心里头有什么就画什么，想画什么就画出来。”当我照他要求的从桌面上的一只茶缸画起，我便感觉到了画画这件事儿的好玩有趣：那件东西就在那里，我可以把它画下来，当我把它画下来时，它似乎就跟我有关系了。一个寒假下来，我家中的小物品几乎被我画遍了，老师翻着我的作业本，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满意之色，甚至跟我开起了玩笑：“索索，现在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我全都知道了，把门锁好哟！小心哪天我去你家把它们全都偷过来！”
我爱上了画画，卢福根却恨上了画画，因我自打学画之后和他在一起疯玩的时间明显减少了，画画侵占了玩的时光。他不懂得我仍是快乐的，我找到了一个人独在的快乐方式——那就是画画。我几乎每天都画，画完了一个寒假，画来了新的春天。
有一个好消息是过年前就传出来的：说是三年前就开始重建的家属院，在此三年之中，在经历了两次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大停工之后，费尽周折，开春以后终于就要完工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要从机关单位这片临时的家属区搬入到这个新建的家属院中去了。
等家属院那边彻底完工，把新盖的房子挨家挨户分好之后，自己已经跑去过多次的父亲用他的自行车带我过去看了一趟：这一晃几年过去了，那一片的贫民区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六号坑”还是当年的“六号坑”，还是那么破，我在它门前忍不住地从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跳下来时，也忍不住地想到了常奶奶、常红，还有“垃圾爷”，我朝坑里头望了一眼：我当年住过的土坯房子还是保持着一座废墟的样子，也不见有人在上边另盖新房……父亲在叫我，我猛一回头，不免大吃一惊，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家属院确实已经旧貌换新颜了，走进一个十分气派的新门楼，只见原先的旧格局已被全部打破，原来的老房子被拆得一间也不剩了，甚至连点蛛丝马迹都已经找寻不见，如今放眼望去，是齐刷刷的五排红砖平房——不是那种传统的瓦房，顶上是用水泥预制楼板盖的，室内也不再是砖地，而是光滑的水泥地板，四壁雪白，至少在室内的感觉很像是住进了楼房，又兼融了平房的长处。从外环境来说，这些个大人未必就想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回来居住——这不又搬回到到环境恶劣的贫民窝子里来了嘛！但每个家庭自身住房条件上一层次的明显改善谁又会拒绝呢？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自身住得好才是第一位的。我即将搬入的新家是在第一排房子最靠里面的一套——因为我家只是这个单位里的单职工家庭，所以只能分到两室的一套（双职工家庭分的都是三室的一套），为了防止以前那种各家自行乱盖小厨房的现象再度发生，单位领导提前就想到了：统一在各家门外盖了一间小厨房，用的也是一样的红砖。由于我家是在第一排的最里头（墙那边就是一户居民大院了），这个小厨房在门前一盖，形成合围之势，就像一下子拥有了一个自家的独门小院似的，父亲也就势安装了一个小栅栏门上去……
在过年之中，父亲就开始手把手地教我学做饭了，不需要做太多的思想工作和动员，他只是将现实的严峻性实实在在地摆出来：等搬回到家属院以后，吃食堂就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自己学会做饭才能确保不饿肚子。他让我从蒸米饭、下挂面开始学起，从炒鸡蛋、炒肉丝开始学会了几样炒菜，甚至还学会了做汤，围绕做饭同时学会了生火和买菜，并跟着他去附近的煤厂拉回了两架子车足够烧上一年的蜂窝媒。
单位派车集体搬家的日子定在3月底，在搬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买了酒，做了几样拿手的川菜，准备把隔壁的干爸、干妈都请过来，一起吃顿饭，算是告个别——这一对跟我们做了三年邻居的夫妇也在准备搬家，但却不是跟大伙一道搬到单位的家属院去（那边的房子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申请），而是准备搬到干爸所在的钢厂去，厂里分给了他们一套房子，是在楼里的一套，条件明显更好，没有理由不去——可是这天晚上，他们家却没有人，房门紧锁着。结果，父亲白白做了一桌好菜，却独自一人喝了一晚上闷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神情之中有几分黯然几分落寞几分感伤……我现在当然知道他这是为什么了。
家刚搬过去，父亲就走了，自然是：又到野外去了。
我在十岁这年就已经感觉到了：现实总是与美好的愿望相反——比方说：我最希望卢师傅家成为我家的新邻居，但他家却被分到五排中的一小套中去了，跟我家的距离几乎是最远的。如果一定要叫我说出来我最烦跟谁家做邻居的话——我一定会说是刁卫国他们家，但就是这么气人，偏偏就是他家做了我家一墙之隔的邻居！住对门的也是我所不乐意的冯红军家，虽说在头一年的暑假中，我爬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瞧见了他妈那美好的大屁股，但我从心底里对这个无所不通好为人师的妇人还是厌恶的，对老是跟在刁卫国屁股后头跑的冯红军也是满心的瞧不起；再加上马天翔家又住在了我家的斜对门——我感觉我被这三股“恶势力”完全包围住了（说成是“三座大山”就有点过了）！在搬来的头几天里，心情极为压抑。
很快我便发现这三家早就串通一气，好得有点非比寻常，就跟一家人似的，我在我家小厨房里做饭的时候，透过窗子看得十分清楚：他们三家人相互之间老是蹿来蹿去的，这家做了好吃的，端一点到那家；那家做了好吃的，再端过来。马天翔他妈——也就是马大夫他老婆是附近一家国营菜场的头儿，老是帮着另外两家买菜，自然都是优质的新鲜蔬菜……也许这跟他们在单位的时候住得较近有关，还有一些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刁卫国他爸大小是个领导——办公室主任很有点小的实权的，马天翔他爸是看病的他妈是卖菜的，都属于“特权阶层”，冯红军他妈是个教书的，正好是这三家孩子的“课外辅导老师”。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习小羊家是住在二排的，这对父子也常到这三家来串门，习小羊他爹身上的那股子狐狸味，我呆在我家的“小院”里就能闻得到。这会儿是春天，清明尚且未到，夏天还很遥远，这三家人似乎有点急不可耐了，已经在下班回来吃晚饭时将家中的小桌搬到院子里来吃，为的是一边吃一边可以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单位和家属院的事，于是此处便成了一个信息发散地，我站在我家的小厨房里，是一个最佳的接收位置……
4月的一天晚上，晚饭之后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还坐在院子里头说话，一边说话一边收听半导体广播，那会儿正是晚间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头条新闻就让他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在我一个十岁的中国小孩的感受中，一听播音员的腔调就能敏感地意识到又出了大事！那个播音员的声音很像是在三个月前播送周总理死讯的那一个，他现在播讲的内容大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清明节前后借悼念总理之名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人民革命政权，其中有个理着“小平头”的家伙（这个描述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还在广场上疯狂叫嚣地公开发表发动讲演，他们的幕后指使竟然是中央的邓小平，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已经做出重要决定：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条新闻播完，窗外的黑暗中一片死寂，过了好一阵子，只听刁卫国他爸这个办公室主任意味深长地开了腔：“我不是要当事后诸葛，我早就看出来这个老邓不行，你们数数看：这才上来几天呀？又倒台了下去了！看来狐狸的尾巴是夹不住的……”
对刁主任的观点热烈附和的是那只发出臊味的“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