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了。
我是在头一年的9月初入的学，到临近8月底的时候，父亲就从野外跑回来了（这一回他可不敢忘了），找出户口本带我去一年前我们就曾去过的那所小学报到——那所小学就在附近，出单位的大门沿马路朝东走上一百米，再朝西拐弯走下一面大坡，再走上三、四百米远的路，就到了。它的位置正处于父亲单位和我们原先所住的家属院的正中间，由于紧挨着本市的一座道教名刹八仙庵，因而得名八仙庵小学。
俗话说一个人蒙昧：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上学之后的第一大收获是知道了自己姓什么——真是这样的——说得准确一点：是到了这会儿才算真正地落实搞清：我姓武，不姓吴，难怪老是有人喊我爸“老武”（还有喊“小武”的），我还以为喊的是“老吴”（或“小吴”）；第二大收获是知道了人在小名（乳名）之外还有个正式的大名，我的大名很难听，叫做“武文革”，是我爸早就给我取好了的（“索索”这个小名是爷爷给取的），自然是为了纪念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一年出生。刚会写我的大名时，我还老是有点儿纳闷：这“武文革”和“索索”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突然就从“索索”变成了“武文革”了呢？我到底是“索索”还是“武文革”啊？
我们院里的这拨孩子全都入学了，有陈晓洁、刁卫国（就是卫国）、蔡铃莉（就是四妞）、马天翔（就是翔翔）、冯红军（就是小猴子），两年前就该入学的刘虎子（就是虎子）这回总算被八仙庵小学接收了，听说还是仗着他爸托了在市教育局当领导的一位老战友的关系。还有一位——叫“卢福根”——是卢师傅的儿子，卢伯伯确实没有骗我：在头一年的夏末，他的胖老婆领着他的儿子卢福根从上海来了，这对母子一来才让单位里的人搞明白：卢师傅的家确实是上海的（他总是引以为荣），只不过是上海郊区农村的，他老婆就是在家务农的农民，来这儿之后成了职工食堂的一名临时工，也就是卢师傅的好帮手，把个职工食堂开成了个有滋有味的夫妻店。那年头小学教育实行的是按学区分片就近入学的政策，我们正是按照这项政策来到了离我们最近的这所八仙庵小学，报名之后也是按照学生来自的街区来分班的，于是我们这些地质队的子弟都被分在了同一个班——一年级二班里。好玩的是：男女同桌，我跟的是“四妞”蔡铃莉，刁卫国跟的是陈晓洁。这让我颇觉遗憾：我心里很想跟陈晓洁同桌。
懵懵懂懂的第一学期一晃便过去了。
寒假开始前开了一次家长会——那是一个雪花飘飞的下午，父亲骑着他的那辆红旗牌自行车从八仙庵小学回来，将揣在军大衣内兜里的我的一张得了双百（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的成绩单和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小心翼翼地掏出来，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由于激动，父亲的脸一下子变得红通通的，他用他那粗糙蛰人的大手摸了我的脸蛋一下，然后说：“好儿子，你真争气啊！今天咱们不做饭了，也不去单位食堂吃了，咱们到街上下馆子去，爸爸现在特别想喝酒！”说完之后，父亲还将我的成绩单和奖状放在里屋的半截柜上母亲的遗像前，并点燃了一支香……梦幻般的一年级第一学期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学期之所以会留给我永生难忘的美好印象，肯定和班主任王老师有关——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三十出头有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和一头自来卷美发的文静的老师，永远穿得那么干干净净，永远待人和蔼可亲，对我似乎还有一份特别的好，一开学就让我做了班长，让陈晓洁做了副班长——也许是王老师自己品貌俱佳，便有那么一点以貌取人，从外观上说，我和陈晓洁真可以算作是我们班的一对“金童玉女”——陈晓洁的样子我可以做证：绝对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我自己的样子我自然是看不见的，一名九岁的小男孩也没有照镜子的意识，但却是被很多大人夸奖过的：邢阿姨就曾夸我“长得一表人才”，小美人陈晓洁她妈这个大美人也曾夸过我的长相，在我出麻疹的那一次……论长相，我从大人口中听到最多的夸奖是对我父亲的：去年，单位包场看《侦察兵》，散场之后很多人都议论说我爸长得像著名演员王心刚，为此我还在心里头做过一番比较，觉得不怎么像，但也发现父亲长得确实英俊，他的长相，那个年代，甚至于这个国家都少有，长得太洋了——有个如此英俊气质不凡的父亲，我也就差不到哪儿去吧。开学就当班长，学期结束时又得双百分又当三好生，可不是如梦似幻一般吗？
转眼又到过年时。
大年初二走亲戚，父亲带我去了军工城的舅爷家，他还随身带着我的成绩单和奖状，像去给他们做汇报似的，舅爷看得认真仔细，看罢还夸奖我说：“我早就看出来了，索索这小举（鬼）将来是个人才。”
这个春节，这个家庭变得格外热闹：他们的儿子（我应该喊舅舅的）已从“三线”回来了，几年铁路修下来，炼就了一副好身体，被安排在隔壁华山厂当工人；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娘娘”）也于去年夏天高中毕业，在其父母主要是舅婆的运作之下，成功地逃避了“上山下乡”去到“广阔天地”里当“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的时代潮流，并且留在了父母所在的本厂——秦岭机械厂工作，在那个年头，一家四口全都在大型的国营军工企业中工作，是很叫人羡慕的。
舅婆这个热心肠的能干人儿，心是永远操不完的，这不——刚操完自家儿女的心，又开始操亲戚家的：就在我们去给他们拜年的初二这天，在快要开午饭时，忽然有人敲门，家里来了一位不素之客，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文静素洁的女人，在舅婆的热情招呼下，直接上桌吃饭，舅婆在饭桌上给大家公开而又正式地介绍她：说是军工城职工医院妇产科的一名大夫，今年32岁，“因为一直忙于革命工作，对工作和学习始终抓得很紧，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给大家介绍完这位淑女，紧接着“隆重推出”了一名绅士——也就是我的父亲，甚至于还没忘记介绍我，让专门让我喊了那个女人一声“阿姨”。
大年初二中午的这顿堪称“年饭”的午餐原本的庆祝儿女工作很好落实的主题一下子被冲淡了，主妇的心思似乎全在这位客人身上，不断给她夹菜，劝她多吃一点……而这位“阿姨”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阿姨，自己不怎么吃，却老是给我夹菜，一来二去，我肯定是为她那无声的热情所感——在此一点上，小孩总是很敏感的，我这个没妈的孩子尤其是——吃到中间，我还主动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阿姨，你是不是在医院专门管生小孩的？”
她微笑着回答说：“是。”
我的问题接着又来了：
“那你肯定知道：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
没等她回答，一直沉默的父亲出面干预了：
“索索，别问了，快吃你的吧。”
饭后，十分别扭和局促地坐了不长时间，这位“专门管生小孩的”阿姨就提出要走，舅婆赶紧张罗着让父亲去送，还说：“今天天气挺好的，你们俩到军工城公园去走走吧。”父亲迟疑了片刻，还是站了起来，先朝门口走去，看起来也挺别扭。
他俩一走，从“三线”归来的好身体的舅舅也出门找朋友玩去了，舅爷、舅婆回房午休，“娘娘”叫我到她房间——也就是我们一起住过的房间里去，一进屋“娘娘”就说：
“索索，你爸爸要给你找后妈了！”——她那危言耸听的口气就跟当年给我讲鬼故事时差不多……
听来不解，我便问道：“后……妈——啥是后妈？”
“你舅爷还老夸你是天才呢！不该你知道你倒知道不少，该你知道的你就不知道了吧？你亲妈不是没了嘛！不是没了都好几年了嘛！现在，你爸要给你再找一个妈——就叫后妈！”
“是不是刚才那个……专门管生小孩的？”
“这你反应倒挺快！不一定是她……反正你爸快给你找个后妈来了，后妈可是都挺凶的哟，你这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怕是快要过到头了！”
……
有人敲门，“娘娘”去开，是父亲回来了——他回来得还算快的。一听他回来，舅婆就起来了，从卧室来到大屋跟他说话，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儿，然后，我清楚地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舅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也感谢你为我的事操心！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还没有缓过劲儿来，也没有心情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想：索索对我最重要，等他再大一点再说吧，其实我已经没有别的要求了，要找就找一个真对索索好的，就跟亲妈一样……”
也许是这个“节外生枝”搅扰了从容过节的心绪，父亲又坐了一会儿就提出要走，并坚定地谢绝了舅婆和舅爷的挽留，最终我们还是提着两饭盒舅婆做的拿手好菜离开了。
在回城的公共汽车上，父亲坐在一个靠窗的单座上，我坐在父亲的大腿上，望着窗外的景物，我忽然掉转头来问父亲：
“爸爸，你是不是准备给我找个后妈？”
从遥远的军工城回到城东的家，已是下午了，父亲系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他说：“儿子你等着，先去做会儿寒假作业吧，等我给你露一手：爸爸做饭的手艺不见得就比舅婆差。上海菜的味道怎么能比得过我们川菜呢？”
我坐在外屋的桌边拿出寒假作业本来写。父亲在小厨房里择完菜，然后走到屋外的水龙头上洗菜去了，洗完回来对我说：“洗菜的时候碰见你邢阿姨了，她一个人在家，还没做饭呢，我请她过来和咱们一块吃。”
邢阿姨很快就过来了，一来就主动给父亲当帮手，一边干活一边对父亲唠叨着她的家事，（应该是他们在水龙头那儿碰见时所谈话题的延续）：“他今天一早就回他父母那儿去了，要呆到初八上班才回来，叫我去我不去，我那个婆婆也是个难伺候的，结婚这么些年了我就一直没把这个关系给处好，所以尽量避免见面，避免见面就是避免磕磕碰碰……其实呀，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原因嘛——不就是因为我生不了孩子嘛，那就一辈子都欠了他们家的……”
父亲问：“你怎么不回自己父母家呢？你家不是也在西安的吗？大过年的，一个人呆着多冷清……”
阿姨说：“我父母不在家，今年他们都到我哥哥家过年去了，主要是去看他们的孙子去了，我哥哥嫂嫂都在天津工作……”
“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父亲感叹道，“你这是人在有人在的矛盾，我这是人不在有人不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