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进行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我认为，如果是围绕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或东风日产这样的合资企业来做兼并重组的资本运作，只能说是饮鸩止渴，令人扼腕而叹。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无非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优势，从而达到成本下降和竞争力提高的目的。然而，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早已指出：产品技术被制于跨国公司的所谓中国控制的合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实现规模效益的关键是在一定规模基础上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协调的组织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是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进行集中化协调的有效管理机制的形成。这种管理机制在于能够迅捷高效地协调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而缺乏这种协调则会阻碍实现新技术机会的经济收益潜力。
当产品技术开发能力的控制权由外企控制时，因产量增加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属于合资的外国母公司，而不属于合资的中国母公司，中国企业并不拥有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集中化的协调能力与权力。这是因为规模经济是和大批量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大批量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零件可互换性和专用性生产设备。虽然一个企业内部必须标准化，但企业技术有一定的演进轨道，不同企业之间不具有互换性。例如，一汽大众与一汽丰田的零部件不能互换，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的零件不能互换，拥有不同合资公司的中国母公司当然不能通过零部件标准化来实现规模效益。反之，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的零部件则可互换，因为两者的产品技术标准都属于同一个母公司——德国大众。同理，丰田在华投资的几十个项目对中方来说都是互相独立的企业，但它们却处于丰田总部的统一协调之下。不仅如此，这些合资企业的产品及其零部件供应都处于外国母公司的战略协调之下。合资双方在协调能力上的这种对比恰恰证明，能够对合资企业进行统一协调的是外国母公司，而不是中国母公司。
因此，合资企业并不是独立的企业，它们只是外国企业跨国扩张战略的组成部分，依赖外国母公司的产品技术，处于外国母公司全球战略的统一协调之下；合资企业生产规模的任何扩大都导致外国母公司产品线的扩大和产品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即这些母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使外国母公司的品牌和销售网络深入中国社会，构建起使所在国本土企业难以发展起来的壁垒。
外国母公司对中方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其在中国市场赚取了超额利润。例如，奥迪轿车——多年来国内政府采购的宠儿，尽管其只占政府采购数量的20%，但政府示范效应已经使得奥迪成为国内高档公/商务车的代名词。2008年，奥迪在中国销量超过10万辆，拥有高档车市场70%的占有率，占其全球销售量的10％，奥迪为一汽大众贡献了120亿利润，德国大众的利润则超过70亿。2008年，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的外国母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占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的60％左右。
我不禁想问，难道我们进行企业兼并重组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外国企业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只是为了振兴“八国联军”的汽车产业吗？
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的振兴是一个
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阅读提示：总是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政府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将引致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跨国公司将引致跨国公司及其所属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这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最主要和最持久的推动力量就是科技进步。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科技振兴的各种政策建议中，我较为赞同北京大学政府与企业研究所所长路风教授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研究员的观点。路风教授《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书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政策建议更是有理有据。我在此就不多此一举，狗尾续貂了。
总的说来，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的振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升级与转型的代价。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以下两点：
其一，汽车产品集成了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量技术，涉及冶金、石油、机械、金属加工、化工、橡胶、塑料、仪器仪表、电器、电子、微电子等各个工业领域。因此，汽车产业本身的水平代表整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高低，反过来，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高低限制了汽车产业本身的发展。然而，对于中国整体工业来说，由于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但低技术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工资收入过低，从而使工人无法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足够的教育投资。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过于廉价，无论是民企、国企或外企只要是在中国的企业都宁愿降低技术含量、雇用大量廉价劳工来获利，这是严重损害中国社会制度思想的根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象,更是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能力。
因此，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将使得汽车产业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振兴。
其二，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参与到现代化生产中的参与率是社会平均技术水平高低的指标。在中国，“参与率”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国企所培养的技术骨干的知识外溢。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部分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技术能力储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行追赶式发展战略的30年中建立起来的自主工业体系，虽然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但也培养了庞大的科研和生产队伍，特别是培育了大量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这些人成为民营企业和各类外资企业中的骨干力量。汽车行业亦不例外，地方国企奇瑞草创之初从上到下各部门骨干均来自一汽、二汽。然而30年来，涸泽而渔式的发展正在迅速耗尽这一技术力量的储备。许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越来越缓慢，研发人员和高级技工断档以致严重匮乏，这严重制约中国自主创新的提高。
由此看来，政府此次颁布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实在过于粗糙、模糊。既不能在短期内帮助部分自主企业的度过困境，也未能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的角度考虑进行高瞻远瞩的长期规划。
就我来看，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在对任何行业或国家宏观经济进行战略性规划或一时救急之时，总是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政府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将引致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跨国公司将引致跨国公司及其所属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这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因此，虽然政府这种所谓“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竟然显得如此模棱两可、首尾两端，但却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我认为，终归来说，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最大化本国民众的共同利益。奇瑞、比亚迪这样的民族企业才是真正能够确保政府拥有国家经济自主权的绝对支持力量。政府必须要警惕部分官僚由于受其自身利益的驱使而损害国家工业体系的长远利益，防止出现政府部门或公共政策受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与跨国公司紧密相连的买办集团影响的现象。
最后给出新加坡外长杨荣文近年说的一句话——“中美关系决定世界当前体系的运转。美国人在思想上具有传教精神，试图同化其他族群；中国则没有将非中国人变成中国人的意愿。”这句韵味无穷的忠言良药实在值得我们的政府与民众揣摩与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