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早报》用了两个版面报道唐纳德·威尔逊和他的死，照片上他有一张愉快而机智的面孔，一头鬈发，满面微笑，下巴有些裂开，戴着一条有条纹的领带。
他死的经过很简单。前一天夜里十点四十分，他的腹部、胸部、背部总共被击中四枪，当时就死了。这次枪杀事件发生在哈利肯大街一一〇〇街区。附近的居民听到枪声后赶来，看到死者躺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在他身边弯着腰。但因为晚上太黑，什么人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当其他人赶到现场时那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大家都没看清他们是谁，也不知他们往哪儿跑了。
射向威尔逊的子弹有六枚，是从口径为0.32的手枪发出的，其中两枚穿进一座房子正面的墙，没有击中。通过这两枚子弹警方可知，射击是从街对面的一个狭小的巷子里发出的。那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
《先驱早报》以社论形式把死者作为一个城市改革家的短暂的职业生涯作了个概述，并表示他们认为唐纳德是被某些不愿意使城市净化的人杀害的，还声称警察局长须尽快追捕凶手并将他们定罪才能最好地表明他没有同谋的嫌疑。整个报道的基调是率直的、尖刻的。
第二杯咖啡喝完后，我也把报纸看完了，我跳上一辆小车，在劳拉街下车，向死者的家走去。
离那儿还有半个街区的时候，某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和目的地。
一位身材略小的穿着深浅不同的棕色衣裤的年轻人在我前面走过了大街。他侧面的脸黑黑的，很清秀，那就是马克斯·泰勒，别名威斯帕。我及时赶到蒙顿路的拐角，刚看到他那穿棕色裤子的后腿消失在死去的唐纳德·威尔逊的门里。
我回到百老汇街，看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杂货店，在电话号码本上找到埃利胡·威尔逊住宅的电话号码，拨通这个电话，对一个自称是他的秘书的人说，我被唐纳德邀请，刚从旧金山来，我知道他死的一些情况，并想见他的父亲。
我再三强调重点，终于得到去那儿访问的邀请。
秘书——一位四十来岁的精瘦男人，目光敏锐，细声细气——把我带到卧室，这位帕森威里的独裁者正躺在床上。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独裁者吧：小而圆的头上是剪得很短的白发，一对小小的耳朵，平贴在头的两边增强了头的球面效果。鼻子也是小小的，和凸出的额头连成球的一个凸面，只有扁平的嘴和下巴有把球面削去一块的感觉。短粗的脖子深陷在穿着宽大白色睡衣的双肩里，那肩膀宽阔粗壮有力。一只胳膊露在被罩外，那是一条结实的短臂，连着厚实的手掌。小眼睛圆圆的，碧蓝，像蒙着一层雾水，好像还在未洗成的胶卷上，只有在吆喝仆人或想要夺取什么东西时，才从花白的浓眉下显露出来。除非你有足够的自信，否则绝对不可能从这种人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子儿。
他圆圆的脑袋扭向旁边两英寸，示意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同样地，把他的秘书赶出房间，问我：
“知道我儿子一些什么？”
他说话声音很严厉，说的时候太多地用胸腔太少地用口腔，所以听不太清楚。
“我是大陆侦探事务所旧金山分部的侦探，”我告诉他，“前些天，我们收到你儿子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支票，叫我们派一个人来帮助他，我就是那个人。他昨晚叫我去他家。我去了但他却没出现。我到市区时知道他已被杀了。”
埃利胡·威尔逊满腹狐疑地盯着我，问道：
“还有呢？”
“在我等他的时候，你儿媳接到一个电话，便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她的鞋上沾了一些像是血。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不会回家了。你儿子在十点四十分被杀，她出去的时候是十点二十，回来时十一点零五分。”
这老人一听，马上坐直身子骂年轻的威尔逊夫人是畜生，骂了一大通后，他余怒未消，对我嚷道：
“她现在在监狱吗？”
我说应该没有。
对此他非常恼火，又骂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最后说道：“你们到底等什么？”
他又老又病的，承受不了这打击。我笑道：
“等证据。”
“证据？还要什么证据？你已经——”
“别傻了，”我打断他的狂吼，“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她是一个法国荡妇！因为她——”
门边露出秘书惊恐的脸。
“滚开！”这老家伙转向那边吼道。那张脸消失了。
“她是嫉妒吗？”在他喘息之际我问道，“如果你不大喊大叫，我也许能听明白一些。你那么凶，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将拳头放在大腿撑起的被子隆起处，然后把他的方形下巴移向我。
“我虽然又老又病，我真想起来踢你的屁股，”他蛮横地说。
我并不在乎，又说了一遍：
“她很嫉妒吗？”
“是的，”他说，这回不喊。“她飞扬跋扈，被宠坏了。多疑、贪婪、吝啬、无耻、欺诈、自私，糟透了，总之坏极了！”
“她有嫉妒的理由吗？”
“我希望有，”他痛苦地说，“我真痛恨我的儿子会对她那么忠诚。不过很可能是那样。他会那样做的。”
“但你并不知道她有任何理由杀你儿子？”
“不知道理由？”他又吼叫起来，“难道刚才你没听见？”
“听到了，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那简直就是幼稚。”
那老头掀开腿上的被子，开始爬起床。随后他考虑了一下打消了念头，他抬起那张涨红的脸咆哮道：
“斯坦利！”
门开了，秘书蹑手蹑脚地走进来。
“把这讨厌鬼轰出去！”他的主人向我挥舞着拳头命令道。
秘书转向我。我摇摇头，向他建议道：
“最好再去找个帮手。”
秘书皱皱眉。我们年纪相仿，他瘦长型，大约比我高出一个头，但比我轻五十磅，我一百九十磅的体重中有些是脂肪，但当然并不全是。秘书不安地站着，歉意地笑笑，然后走开了。
“我还想说的是，”我对老头说，“今天早上我想和你的儿媳谈话，但我看见马克斯·泰勒走进房子，所以我推迟了我的拜访。”
埃利胡·威尔逊重新把被子细心地盖在腿上，把头斜靠在枕头上，眯起眼睛盯着天花板说：
“嗯嗯，这样看来，那就是了。”
“能说明什么？”
“她杀了他，”他肯定地说，“就是说明了这个。”
门厅里响起乱糟糟的脚步声，比秘书的重多了，当这些脚步声到达房间门口的时候我说了一句：
“你在利用你的儿子——”
“滚开！”老头朝门边那些人喊道，“把门关紧。”他怒视着我，强硬地说，“我在利用我儿子干什么？”
“把矛头指向泰勒、亚得和那个芬兰人。”
“你撒谎。”
“这不是我编的，整个城市的人都这么说。”
“那是谎言。我让他经营报纸，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你应该向你的同僚说清楚，他们会相信你的。”
“他们相信顶个屁用，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那又怎样？你的儿子不会因为是被误杀而再活过来——假设他是被误杀的话。”
“那女人杀了他。”
“有可能。”
“可能个屁，就是她干的！”
“可能。另一方面——政治目的也要调查。你能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那法国荡妇杀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其他任何愚蠢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但那必须调查，”我坚持说，“你比其他我能找到的任何人都更知道帕森威里的政治内幕，他是你的儿子，你至少能够——”
“我至少可以做的是，”他狂吼道，“叫你和你的臭想法滚回旧金山去。”
我站起来忿忿地说：
“我在大西旅馆。除非你想改变一下说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否则的话就别来打扰我。”
我走出他的卧室下楼，秘书在楼梯下不安地踱来踱去，歉意地笑着。
我大喊：“真是一个粗暴的老头！”
“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低声说。
在《先驱》报社的办公室，我找到死者的秘书。她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姑娘，杏仁眼，淡棕色头发，一张白皙漂亮的脸蛋。她叫卢易斯。
她说她对老板把我叫到帕森威里来的事一无所知。
“那时，”她解释说，“威尔逊先生什么事都不喜欢被别人知道，也就是说，我想他根本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
她红着脸说：
“对，但毕竟他来这儿才这么短时间，不很了解我们。”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
“那……”她咬着嘴唇，在死者光亮的桌子边沿用食指印下一排指纹，“他父亲并不同意他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他父亲才是报纸的真正主人，我想唐纳德先生认为有些雇员对埃利胡先生比对于他更忠诚是很自然的。”
“那老头不支持改革运动？如果报纸是他的，他为什么能容忍呢？”
她低下头仔细地看着她印下的指纹，声音很轻：
“这不容易弄懂，除非你了解唐纳德先生——上次埃利胡先生病倒了，他就把唐纳德先生叫回来。你知道唐纳德先生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欧洲度过的。普莱德医生告诉埃利胡必须放弃对各种事务的管理，好好养病，所以他就发电报让他儿子回来。但唐纳德先生回来后，埃利胡先生下不了决心完全放手。但为了留住儿子，他就叫他儿子经营报业，即让儿子成为出版商。唐纳德先生喜欢报业，他在巴黎的时候就喜欢新闻业。当他发现这里的事情有多糟——城里的一切事情等等，他就开始改革运动。他不知道——他从小就离开了这儿——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父亲也和其他人一样深陷其中，”我帮她接下去。
她有些不安地看着指印，没有反驳我，继续说：
“埃利胡先生和他吵了一架，埃利胡先生叫他不要再惹事，但他并不听。如果他知道所有实情，也许他会听的，但我猜想，他并不意识到他父亲真的严重地陷于其中。他父亲不告诉他。我想做父亲的要对儿子明说那种事情，确实会很难，他威胁唐纳德先生说要收回报纸。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打算这样做，但他后来又病倒了，随后所有的事情还是照原样发展下去。”
“唐纳德先生不信任你？”我问。
“是的。”简直是耳语。
“那么，你从哪里知道这么多？”
“我只是——只是想帮你捉拿凶手，”她着急了，“你没有权利——”
“如果你告诉我从哪里获得这些消息，你就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坚持说。
她盯着桌子，咬着嘴唇，我等着，一会儿她说：
“我父亲是埃利胡先生的秘书。”
“谢谢。”
“但你不能认为我们——”
“那不关我的事，”我向她保证，“昨晚威尔逊先生约我在他家见面时，他在哈利肯大街做什么？”
她说不知道。我问她是否听到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十点钟到他家，她说她听到。
“随后，他做了些什么？希望你能尽力回忆起每个细节。在你离开之前他说了和干了些什么？”
她斜向椅子靠着，闭上眼睛皱着眉。
“大约两点钟，你打电话过来——如果那是你的话，唐纳德先生让你去他家里。后来他向我口授了一些信函，一封给纸厂，一封是给参议员基佛关于邮局规章制度的一些改变，还有——哦对了！将近三点钟时，他出去了大约二十分钟，在这之前他写了一张支票。”
“给谁的？”
“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他写了。”
“他的支票本在哪里？带在身上吗？”
“在这儿。”她跳起来，走到唐纳德的桌子前面，想打开最上层的抽屉。“锁了。”
我和她一块用铁钳和我的刀片拨动锁头，终于打开了。
这姑娘取出一本薄薄的第一国民银行支票本，最后一页的存根上面写着五千美元，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字，没有注释。
“他出去时带着这张支票去了二十分钟吗？”我说，“到银行来回时间够不够？”
“那用不了五分钟。”
“写支票前别的什么也没发生吗？想一想？比如说口信，信函，电话？”
“让我想一想，”她又闭上她的大眼睛。“他口授了一些信函，然后——哦，我多傻呀！他确实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对，十点钟我能到那儿，但我必须赶快离开。’然后他又说：‘很好，十点。’除了好几个‘对，对，’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内容。”
“跟他说话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不知道。”
“想一想，他说话声音会有所区别。”
她想了想说道：
“应该是个女的。”
“昨晚——你和他——谁先离开？”
“是我，他——我说过我父亲是埃利胡先生的秘书——傍晚时候和我父亲有一个关于报社财政的约会。五点过一会儿，我爸爸进来了，我想他们要共进晚餐。”
这就是卢易斯所知道的一切，她说她根本搞不清楚唐纳德先生为什么会在哈利肯大街一一〇〇街区出现，她承认她对威尔逊夫人一无所知。
我们搜查了死者的桌子，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我走到电话交换台的小姐那边，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询问那些邮递员、编辑等人，可是都是徒劳。这死鬼，如他秘书所说，是一个保守秘密的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