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钟与蝴蝶》的作者在成为渐冻人之后，依旧完成了这部令人动容的回忆录。他靠的是用眼皮一眨一眨，指示助理拼出字母；虽然失去了一切，却没万念俱灰，因为他的躯壳里还存着记忆与想象。正是这两点，使他依然能创作、启发人；对所有创作者而言，没有这两样，就什么都没了。
我的想象力一向不丰富，记忆力也不是很好；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总是有点鼻酸，因为从小就自认不被了解，父母总是限制我做这做那，吓止我的想象，要求我认命接受大家遵循的生活规范。我很少被鼓励，如果说有，全都来自慈祥的祖母与和蔼的外祖母。
祖母与外祖母是亲戚，都姓蓝，均来自头城外海十公里处的龟山岛，是随吴沙从唐山漂洋渡海来台的移民子孙。祖父在我刚懂事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因此阮家的一切都由祖母掌管；除了大伯迁到礁溪自立门户，二伯因入赘而为家族不容，其他五位叔伯，包括我爸爸在内都共住一个大院，没有分家。祖母非常有威严，不必发号施令，所有人就对她恭恭敬敬、顺顺从从；看到孙子却总是笑逐颜开。
祖母的命非常好，曾经弥留两次，大家准备好后事，连灵堂都搭了，她又回神过来。第三次，大家半信半疑地又等了一两天，才敢像办喜事那样举行了丧礼。她最喜欢入睡前叫孙儿辈捶腿，总说好好捶就有赏。有时是人家送的苹果、梨子，有时是月饼、糕点。在早年，这些东西都是很昂贵的，她经常舍不得吃，到最后都快坏了。也因为如此，我们尝到的水果、甜品都不很新鲜，那种将坏未坏的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除了吃的，她还会给点零用钱。不晓得为什么，她特别喜欢我来捶，大概看出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更需要这些额外的犒赏。让我讶异的是，她还有乡下人罕见的开放思想。
我们那保守到可怕的乡下，向来视自由恋爱为异端奇行；但读高中时，祖母却鼓励我去追求一位父亲为医师的女同学。她虽目不识丁，记性却特别好，镇上的大小事情都了然于胸。左右邻居七嘴八舌话是非时，她总用朗朗笑声化解一切尴尬与不快。大家常说我是令人头痛的怪小孩，可是在记忆当中，祖母却总是夸我好宝宝。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帮我度过难熬的童年，让我把儿童期的受伤经验化为日后的创作泉源。
她的名字好听，是单字一个“凤”；她的人好看，只要想到她，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就会浮在我的脑海里。所有的苦仿佛都跟她无关似的，因为她自有办法将人生的不顺遂消化。大家说到她，都会赞叹：“她太有福气了，没几个人能像她这样！”不管什么年头，日子如何难熬，祖母总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每一天；走了以后，也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回家的方向。
外婆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想到她，就会忆起她往生的那天。读小学的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屋，木工学徒就对我诡异地笑着：“你外婆荡秋千去啰！”我一头雾水，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认识的外婆总是在工作，手上的活儿从没停过，怎么可能去玩小孩的荡秋千？再往里走，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所有人都跑到镇郊外的拔雅里外婆家去了。
外公去世得早，外婆跟舅舅们守着几亩薄田，镇日忙个不停，收成却还不够还债。平时勉强过得去，可绝不能有人生病；他们会欠债，就是因为外公长年卧病。然而舅舅犯了甲状腺肿大，必须时常找郎中抓药，妈妈虽然时常暗地支助娘家，但也没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些。得知自己患了没法治的癌症，外婆在最短时间内上吊自杀，以免成为家里的负担。每每想到，她就连多一天的担子也不愿意让别人扛，我就难过得想哭。
由于不懂避孕，妈妈每两年就会生一个小孩，根本来不及照顾；因此，每个小孩几乎都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外婆家。我又是最常去住的，只要一捅娄子，大人就把我往拔雅里送。那真是我所认识的最苦的人家了，餐桌上少有荤食，多半是腌得死咸的酱瓜、豆腐乳，还有蔬菜、地瓜。猪是养来卖的，鸡鸭是过年过节祭祖用的；所有食物都自家生产，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茅房里连草纸都没，得用竹片揩屁股，小孩皮嫩，常被刮伤。我总认为自己是苦命乡下人，到了外婆家，却变成表兄弟心目中的幸福镇上人。
从认识，他们就是连电灯也没，天黑沉沉的才点上蜡烛。为了惜火，大家都得早早睡觉。夜里偎在外婆的怀里入睡，我才知道，他们的被窝比家里的还硬、还重、还不暖。日子这么苦，却不曾看过外婆愁眉苦脸，虽然很少开怀，脸上却总总显得信心十足，仿佛确信下一季的收成会比这一季足，明年的冬天会比今年暖。记得小时候拿过的零用钱，面额最大的，还是外婆给的。以所得与付出的比例来说，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慷慨的人。
日子这么苦，外婆还是栽培出了争气的儿女。一位舅舅在台北餐饮界闯出了字号，一位阿姨也终于读到商专毕业，在大公司当会计时，嫁给了本省第一代企业家的儿子。可是，外婆却已享受不到他们的成就。
以我的理解，外婆其实是最棒的母亲、最好的老师，虽然不识字，却有很好的洞察力，经常告诉我：“阿忠啊，人家不喜欢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只要你认真努力，将来一定出头天，会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出息！”而我却总以为她是在哄小孩。
外婆晓得我在偷偷喜欢一位同班同学。那位女同学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叫黄栖凤。有一次要从外婆那儿回家时，她塞了两个柚子给我：“拿去请栖凤吃！”我不知道该怎么请，大哥强忍笑意，叫我照他的法子：“你就站在她家门口朝里面喊：‘栖凤，这两个柚子给你，我要找你去散步！’”
我在街对面的黄家门前守候了不知几小时，隔一会儿就照着叫一遍，也不知道栖凤早就羞得从她家后门不知逃往何方了。这件事让我懊恼了很久，因为话一传开，整个镇上的人都说我年纪虽小，却色胆包天。
祖母与外婆的豪爽大方，同样反映在龟山岛的亲戚身上。有位龟山阿舅打鱼为生，每回出海捕鱼，在镇郊的大里渔港靠岸后，便会到街上采办日用品；经过我们家，总会送来当次鱼获中最贵重的生猛海鲜。龙虾或石斑鱼等珍馐，就连有钱人家也只能点缀着买，我们家却经常吃得到。把最好的东西送人——这是罕见的美德，却也是龟山岛民的天性。
龟山岛海拔四百米，面积仅2.84平方公里，曾为头城的一个里，居民最多曾达千余人。我的老祖先在清朝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的农历十二月间，由福建乘着“顺天号”货船扬帆出发，满载着南货，准备在鸡笼（基隆的古名）靠岸销售，没想到一阵强劲北风使航向发生偏差，让他们误把龟山岛当成鸡笼屿。登陆后发现邻近海域鱼量甚丰，一批生意人兴起改业之心，回家将家小接来垦荒定居。
首批移居龟山岛的有七户，祖母、外祖母正是他们的后代。岛上女子纷纷嫁来头城，龟山岛的人迹就日日渐稀了。一九七五年，岛上从鼎盛时期的百户人家衰减到只剩三十余户；岛民们于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那天举行过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便尽数迁往对岸的大溪港。龟山岛从此被列为管制区，直到近年才开放生态研究与观光。
我是家族中极少看过龟山岛祖宅的人，读初中时曾去过一趟。当时外人造访相当不便，申请手续几乎像出国那么难。光是户政事务所、警备司令部就能搞得乡下人头昏脑涨。岛上还没电力供应，村落饮水是用抽水机从地底深处打出来的，半咸半淡。山壁陡峭达五十度角，因此住户都在西南边的一个小山坳里密集挨靠；居住环境之差，台湾本岛没几个角落比得上。而我的祖先就是在这里生长的，我的血液也有这种半咸半淡的水分。
岛上什么都没，树长不高，人也没地方去，所有住家围绕着一口小池塘，像被囚禁起来一样。然而，岛民却有头城镇民罕见的大气度，既开朗又热情，把每位访客都奉为上宾。在岛上过夜的那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周而复始、永不止息地往耳中灌。原来，龟尾巴就是条长长的浅滩，上面尽是经年累月被海涛冲洗的卵石，颗颗都是无瑕的滚圆。浪来，它们就咕噜咕噜地上岸，浪退，它们又咕噜咕噜地下海。
在兰阳平原的任何角落都可看到龟山岛，虽然踏上那块不毛之地的人少之又少，它却成了宜兰的象征与地标，“龟山朝日”还是兰阳八景之首。似乎可望而不可及才会成为梦乡，才能孕育梦想。年岁渐长，我终于明白祖母与外婆为何那样豁达。她们都是有梦的人，总替未来赋予希望；而我的双亲却从不敢做梦，因为他们太脚踏实地了，从不幻想，只求将眼前的每件事做好。
想到父亲就会忆及，有阵子我整天闹着要去龟山岛。为了打消我的念头，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竟然没有命令，而是利诱：“如果你不去龟山岛，我就给你一只手表。”那是我生平的第一只手表。父亲是怕我渡海发生危险；在他那不苟言笑的威严背后，其实是慈爱。但我也没就此罢休，过了一阵又卷土重来，两年后，终于在龟山阿舅的强力担保下得以成行。
当我在台北闯出名号后，有天难得返乡。那时，家中已有兄嫂们打点，父亲已退休，经常在镇上小庙帮忙，忙得十分快乐。母亲大半辈子绕着家务转，没什么人际关系，闲下来反而发慌。
那天，母亲倚在门旁，出神地望向北方马路的尽头，见我靠近，好像感触很多：“要是我识字、能看报纸，该有多好，日子就不会这么无聊了！”这辈子和母亲难得对话，那天也就多聊了几句。她说：“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却把九个孩子都一个一个平安带大了！”我说：“我们兄弟姊妹还真是幸运，爸妈为了把我们喂饱，时时刻刻都在忙，也没时间管教，我们却没一个变坏！”
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母亲霎时之间泪流满面……我在她身边站了许久，除了深深自责，也不知怎么安慰才好；突然之间想到，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正是站在这个位置对我说：“爸爸妈妈都在忙，没办法陪你去学校。你站在这里等，看到背书包的学生经过，就跟在后面走。要记得，往右边走的才是去小学，往左边走的是要去中学，不要跟错了喔！”没鞋穿，脚丫被尖凸的碎石扎得好痛！太阳愈来愈大，石头愈来愈烫，只有尽量往冒出来的杂草踩；边走边跳，学校仿佛永远到不了。右边正是北方——日后我长大离家而去的方向。
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间，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参加广东美术馆为我举办的回顾展“阮义忠·转折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开幕典礼后，我回到老家，在一个观光饭店举行了一场小型个展。在剧变的台湾，宜兰县被认为是最有规划、最能保存本土特色，又没有工业污染的县份，如今俨然成了台湾的著名旅游区。
然而，故乡已面目全非，变得让我不敢相认。这么多年来，我搬过好几次家，明白家与故乡都会变，不变的只有童年的记忆。这次展览，我特别挑了一张三十年前返乡所拍的照片当海报与邀请卡。画面是一个戴着斗笠、穿着汗衫短裤、光着脚丫的小男孩，顶着烈日，走在一条碎石子路上。
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回家的方向。
写于二〇一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