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富仁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
那日得富仁不幸消息的时候，我不是吃惊，而是无言，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我觉得世上生命的安排实在太无道理，我比他还大几岁，我还苟活着，他却走了。本来我去南方避冬刚刚回京是预备去看他的，还在犹豫（传说他还不知道真实病情，怕看的人多了反会惊动他，其实富仁是清醒的），遗憾就此铸成不可挽回。我和他是同时代的人，兔死狐悲，仿佛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跟着逝去了一般。
我不愿想象他最后的日子是什么模样。我记忆中的富仁永远是这样定格的：或者是两指夹着烟卷默想着；或者是在聚会中躲在一旁（记得某次现代文学会议，坐在主席台上的钱理群和我们突然发现了在台下的王兄）；或者是做最初不动声色，越到后来越动感情的长篇发言。他质朴有劲的讲话风格，话语中含了巨大的逻辑力量和推理力量，很难让人忘却。他说话的味道也有例外，是一种闲聊，絮絮地，拉不断、扯不弯的，我曾经遇到过。记得有一年，与蓝棣之一起被他邀去刚恢复的青岛大学讲课。那时该大学仅盖好了图书馆和几栋教学楼，楼房之间的道路都还没修好，我们三人住的宾馆用现今的标准看就比较简陋了。在一个套间里，我与富仁共住一室。这个晚上，可能是到了他的故乡山东引发他乡思的缘故（这个人特别重乡情），他聊天的兴头儿特别浓。只见他的被头冒着烟，我听他唱独角戏一样讲他幼时的生活：讲他的家，讲做干部的父亲，讲上过的学堂，甚至讲初恋。夜太深了，他的烟不知抽去了多少，我中间曾朦胧过几次，但醒来一听他还在讲！我由此知道他有多少话要说，知道他心里压抑着许多东西，一旦有机会是要迸发出来的。
富仁的学术贡献自有公论，这一次的纪念肯定会有更精确的评论出现，无须我来饶舌。在我们这“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代学者中，他无疑是最优秀者之一，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一代对之前的大师如云的前辈有承续，也确能承续一部分，但因为从事学术工作时已过了青年期，知识结构又有先天缺陷，这个继承是不完善的。不过，富仁比我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他有更强的思辨能力，专学过外文，观察世界的视野相当宽阔等），在商业大潮还未覆盖学术大环境之前，已经在继承之后做出突破了。而且，除了具有学术的社会使命感、理想主义和科学理性，他是属于重新把握个人主体性的一代学人的先驱。比如，在鲁迅研究上，他已经阐释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是如何深刻影响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已经提出了“回到鲁迅”的命题；在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学的规律性研究方面，他提出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这样重要的论题；近十几年来他又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提倡“新国学”，试图从更高的角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新学术。但我的感觉是，他并不满意。“逆向性”还没有被用来写出任何一本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新国学”仅仅碍于“国学”一词就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他似乎还没有完成全程的使命，就撇下我们走了。他还有多少论文要写（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过富仁正在阅读的书籍，上面用挺大的字写满了批语，这些“书批”应该包含了他许多理论见解的片段），还有多少概念未及提出来呢。天不假年，他远没有做完他想要做的事情，岂不悲哀？
与别人相比，我有一些能从近处接触他的机会，虽然不如他的亲朋密友，不如他周围的师生们，但也足够使我看到他的独特的品格了。我与他一同参加学术活动，参加会议，在一块工作，出席私下的聚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同学们为我们几个在赵园家过生日，他听说了后拿着一瓶酒便兴冲冲跑来庆生。论年龄我比他大两岁，也就是在那一次我记住了他。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会长沙年会选他当了会长，他当时已去了汕头，并不在场。我是副会长之一，因为长期熟悉学会事务，又在北京，富仁就坚决地给我套上了“常务”的帽子，所以我们多年一起在学会搭班子，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从近处看，富仁的性格敦厚朴实，生活习惯很“土”，如他说的是确确实实的“农民之子”。但他的宽厚度，从他的耐咀嚼的言谈中都能感受得到，便是一点点电影的观感（我们曾经围绕离北京师范大学很近的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观摩中外电影的圈子，也都在那会儿写过影评）也是如此。一个“土族”不讲究都市的衣食住行，但不等于不热爱生活。大家说烟坏了他的肺不假，但烟和酒是他的乐趣，是他的思绪可以长久停留、联想灵动的必需品。其实他并不嗜酒，在学会的杭州年会快结束的宴席上，酒早过三巡，他却突然提出要和我拼酒，我也就应战了。我们谁也不知谁的酒量，当时也没有白酒，就这样每人喝到第三瓶啤酒的时候，几乎同时悟到了我们的酒量是差不多的，便戛然而止了。浪漫的开头却有了一个理性的收尾。在苏州理事会的余兴活动共游东山雕花楼的那天，我同上海的几位学者在一个门洞前聊天，富仁走来，张开臂膀很有兴致地搂着我们照了相。这幅照片因为他的参加变得很特别，后来我把它用在我的一本散文集里，说明文字拟了“京海亲密同行”“勾肩搭背”之类的话。富仁读了，见到我就挥着拳头狡猾地笑说“这是污蔑”。那一天他确实潇洒，穿着一件风衣，比谁都要洋气。对于学会的工作，他始终头脑清晰，一次次地提醒我们“重要的是学术，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他对评奖啦，开会啦，都淡然处之，关心的是学术动态。商业大潮裹挟之下的学会在社会上还能做些什么，他格外地清醒。他的看法有时是孤立的，是我行我素的，有时灵活了也不妨碍走自己应走的路。他是一个寂寞者。
富仁面对他无可奈何的事，有一种标准的微笑，是从容的，不苟同的，但也露出一点儿农民式的幽默和狡黠，好像在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只是不说而已。”我记得这种微笑，也想起了鲁迅的《而已集》及其“题词”。对于一个已逝的值得我们尊重的生命，我们唯有“而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