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
专业不同，我同王富仁接触不多。在有限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王富仁是他考上博士的时候，杨占升先生带他到我们苏联文学研究所拜访刘宁先生。我想杨先生应该是考虑到他是学俄语的，硕士论文写的又是鲁迅前期小说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希望他今后能多同苏联文学研究所联系。当时我也在场，杨先生讲得较多，把王富仁夸了一通，王富仁只是在一边笑着，不怎么说话，衣着看来也不讲究，全然不像当年有些青年学者那么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倒像一个朴实的乡下人。
王富仁毕业后成为国内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博士论文又被誉为“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在学界影响很大。他的学术起点很高，留校后很快被提为副教授，没过几年又被破格提为教授。那些年，青年教师要提教授很难，往往他们的老师也还不是教授。所以童庆炳同我说过，这事提到学校以后，王梓坤校长开始有点儿拿不定主意，问他：“王富仁真的有水平吗？能够提教授吗？”童庆炳根据自己对王富仁的了解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极力推荐，于是王校长很快就拍了板，根本不像现在提教授那么烦琐。
当今有学问的学者不少，教授学者满街跑，但有思想、有担当的学者并不多，不少人做学问只是为了提职、当官。当年杨占升先生几次见到我都再三夸王富仁人好、学问好，而且特别强调他是有思想、有担当的学者。开始我并不在意，但在看了王富仁的专著和论文后，我才真切感到杨先生此言不虚。他提出“回到鲁迅”，弘扬的是鲁迅的忧国情怀和批判精神；他倡导“新国学”，旨在反对以“国学”否定新文化运动。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从他的论著中不仅能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也能强烈感受到一种动人的人文情怀，一种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当下一些青年学者都奔“长江”“黄河”“泰山”“紫金”而去，奔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而去，像王富仁这样的学者不能说是独一无二，却成了“稀有动物”了。
王富仁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班子换届，校领导来，有意让他当系主任，他执意推辞。当然他不是什么事都拒绝，什么责任都不承担。中文系校职称评定，需要一位有学识、有眼力、有主见的教授来当评审组组长。我推荐王富仁来干，他的好朋友让我死了这条心，说王富仁绝对不会干。我诚恳地请他出山，他不停地抽着烟，静静地听我叙述，经过一番坦诚交谈，最后他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得尊重他的意见，有事商量着办，不能把意见强加给他。事后他的好朋友大跌眼镜，说王富仁竟然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倒觉得王富仁是真诚的，有责任心的。
前些年王富仁要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到汕头大学，我从心里不希望他走。临走前，我在系办公室见过他一面。我问他为什么非得要走，记得他说，现代文学的研究没有他也挺好的，我无语。去年听说他病重，我从钱振纲那里打听到他的情况并要了他的手机号，原想同他通个电话，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就拖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同他好好说说话。在中文系的众多老师中，他不一定会特别记得我，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天，尽管学生担心我年岁大了，我还是去同他做了最后的告别，以表达一个中文系的老人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