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洪秀全、冯云山早年在广西传播上帝信仰的历史时，几乎所有的论著、工具书和教科书都说冯云山创建了一个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这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不易之论。也有学者认为，“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实际上并不存在，该名称是他称而不是自称——虽然见解不一，但在“拜上帝会”一说上并无分歧。
在《“拜上帝会”说辨正》一文（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和《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笔者基于考证，认为该组织是存在的，其确切名称是“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属以讹传讹。有学者赞同这种解释，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大家关注这一问题，有助于搞清真相，深化研究。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探讨。部分内容难免会与前引论著相重叠，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简又文先生是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最早持“拜上帝会”说，认为该名称是自称，该组织是存在的。在1944年初版、1946年再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简氏在卷三列有“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之真象[相]”两节，均谈到这一观点，并言之凿凿地说：“‘拜上帝会’是正式的原来的会名，见《起义记》，附印汉文原字。史籍有作‘上帝会’，或‘尚弟会’者，皆误。”[1]至于“上帝会”一说何以不能成立，作者并没有做具体考释。
文中提到的“《起义记》”指《太平天国起义记》，系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用英文撰写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译者正是简又文先生。韩山文原著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重印时收录了简氏中译本，成为中英文对照本。原著有云：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us worship，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2]
简氏译文为：“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3]正是依据这一记载，简氏持“拜上帝会”说，进而影响到其他学者，使“拜上帝会”说成为一种通行的说法。也有学者对译文做了不同解释，认为该组织并不存在，是其他人用“拜上帝会”来称呼在一起举行拜上帝仪式的人。[4]此说虽未质疑“拜上帝会”这一名称，但没有人云亦云，对于推进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韩山文原著是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成的，因此，“拜上帝会”说的源头是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和最早的信徒之一，与洪秀全的关系非同一般。韩山文一书在“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旁特意附注“拜上帝会”四个汉字。这说明洪仁玕确实认为冯云山创建了一个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不过，洪仁玕没有亲身随洪秀全赴广西。关于广西布道情形，他是在洪秀全返乡后断续从其口中得知的。按照考证学原理，孤证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铁证。关于洪秀全的口述，洪仁玕的记忆是否准确、理解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拜上帝会”说的可靠性。因此，“拜上帝会”说是否能够成立，单凭不是当事人的洪仁玕的陈述是不足为据的，必须结合其他记载进行考证才能确定。
在西方记载中，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T.T.Meadows）沿袭韩山文的说法，称太平军最初建立的宗教组织名为“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worshippers）[5]。英国人呤唎（A.F.Lindley）也持是说。经校对发现，呤唎在谈到此事时系一字不差地照抄韩山文一书。[6]韩山文一书在当时十分畅销，颇有影响，出现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仔细查勘西文资料就会发现，“上帝会”说在当时远比“拜上帝会”说流行。
以英文报刊为例，《中国丛报》1851年7月刊文说：“广州及邻近地区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他们（指洪秀全等，引者按）与外国人和基督教有某种联系，常以‘上帝会’之名被提起。”[7]原文中的“上帝会”被标注为“Shanti hwui”。《中国之外友》在1852年5月24日的一篇报道中，两处提到广西“叛军”名为“上帝会”，分别标注为“the Shang te Society”和“the Shang-te hwuy”。[8]
一些与洪秀全或太平天国有过直接接触的西方人也持相同说法。洪秀全的宗教启蒙老师罗孝全（I.J.Roberts）牧师在1852年10月6日的信中写道：“据传，叛军的部分成员是由自称为‘上帝会’的一个团体组成。”[9]原文中“上帝会”写作“the Seongti Society，i.e.，‘The God Society’”。美国海军军官费熙邦（E.G.Fishbourne）于1853年访问过天京，也说太平军的原始组织名叫“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10]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1853年6月末的一封信中，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A.P.Happer）牧师讲述在广州与一名太平军信使会面的情形，内称后者亲口对他说，“上帝会”（Shangti hwui）是他们用来称呼其团体的名称。[11]这是一条有力的直接的证据。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里佐拉蒂（Rizzolati）在同年1月的信中甚至说，太平军的旗帜上写有“上帝会”（Xam-ti-houoei）三字。[12]
耐人寻味的是，同期的中文记载也普遍持“上帝会”一说，与西文记载两相吻合。
先看清方记载。例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二十日，主持广西剿“匪”全局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13]稍后，贵州巡抚乔用迁奏称“浔州桂平县属金田村一带有尚弟会匪”；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认为“尚地会”在广西“贼匪”中最为凶悍。[14]文中“上帝会”被分别避改为“尚弟会”“尚地会”。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二十九日，广西巡抚邹鸣鹤奏称“尚地会匪韦正等邪说煽惑”[15]云云。同年秋，广西按察使姚莹致函胡林翼说：“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实即天主教之会也。”[16]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钦差大臣赛尚阿为掩饰被太平军自永安突围之败绩而捏造《洪大全供词》，内称洪秀全等人“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17]。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广西提督向荣在奏折中亦云：“奴才查知，逆匪十余年前即有上帝会之名，是煽惑胁从已众。”[18]以上各人除贵州巡抚乔用迁外，均为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清方要员，其情报来源及陈述时间不一，但均持“上帝会”说。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七日，广东巡抚叶名琛也奏报说：“道光二十九年，凌十八在广西金田地方与洪秀泉等因天主教名目已久，改名上帝会，共为结拜。”[19]张德坚《贼情汇纂》是一部有关太平军的情报汇编，亦称“洪逆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20]。
时人笔记也有不少类似记载。覃元苏《象州乱记略》称“上帝会匪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以左道惑众”，并说象州“乡中入会者殆千计”[21]。谭熙龄《紫荆事略》称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煽惑愚民”，“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愚无知者纷纷从贼矣”[22]。
再以地方志为例。佚名《浔州府志》卷56说，洪秀全、冯云山“倡上帝会”，“首习上帝会，匿紫荆山”[23]。光绪《玉林州志》说，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上帝会匪陆川赖九至水车江传播妖术”[24]。民国《陆川县志》亦云，“道光三十年八月，赖沤铁九纠上帝会党数千人”[25]。类似记载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
以上诸多记载的消息来源不一，时间跨度大，但都一致持“上帝会”说，且大多明确指出该名称是自称。根据这些记载，该组织是否存在，其名称究竟是“拜上帝会”还是“上帝会”，应当十分清楚了。
“拜上帝会”与“上帝会”有一字之差。弄清“拜”字的意思，进而完整准确地理解“拜上帝会”的确切含义，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
“拜”字原指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后来引申为通过某种仪式结成一定的关系，如“拜师”“拜堂”“拜把子”。自清嘉道年间起，“拜会”一词有着一层约定俗成的含义，指参加民间秘密团体，“拜”字作“参加”解。道光元年（1821年）广西官府颁布的《乡约条规》有云：“劝我民，莫拜会，拜会结盟罹重罪。告发获破受严刑，禁押折磨贻后悔。路边墟口挂人头，都是从前逞强辈。好百姓，莫拜会。”[26]这说明“拜会”是当时社会上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的奏折中说：“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二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27]另据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十六记载，官府壮勇讹索紫荆山区鹏隘山乡民，称“奴[汝]辈拜上帝会，谋不轨”[28]云云。这里的“拜”字均作“参加”解，“拜上帝会”即“参加上帝会”之意。
有研究者指出，在包括被俘起义者供词的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均无“拜上帝会”字样。此说不确，在理解上也有偏差。太平军士兵李进富的供词便提到“拜上帝会”，但这里的“拜”字仍作“参加”解。李进富是鹏隘山人，起义初期被俘。他在口供中谈到当初各地“拜会”的情形，并说自己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间“与哥子一同去拜尚弟会”[29]。供词系清吏笔录，故“上帝会”被改写成“尚弟会”。李进富还分别讲到“均去拜会”“前往拜会”“入会”“拜了尚弟”“拜了之后”“我们会内”“会内人数”等。这无可置辩地说明：文中“拜”字作“参加”解，“拜尚弟会”即参加上帝会之意；该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系自称。录供与亲笔供词仅是形式或语气上的区别，对具体内容并无实质性损益。因此，作为上帝会成员，李进富的陈述为澄清这一史实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洪仁玕没有参加广西的布道活动，对于“拜会”“拜上帝会”这些约定俗成说法的确切含义，很可能不甚了了，因而将“拜上帝会”误解为宗教组织的名称——洪秀全返乡期间，洪仁玕在邻县清远教书，并仍在为参加科考做准备，两人并未朝夕相处。[30]忠实于洪仁玕口述的韩山文据此写进书中；简又文不加深究，信以为真，遂导致以讹传讹。
需要指出的是，在与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同期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郭廷以最早在国内持“上帝会”说；吴良祚在解释“太平”词条时，也持“上帝会”说。[31]郭、吴两位学者均以太平天国文献、史事考订见长，虽对“上帝会”说未做只字考释，但显然不会率尔落笔，只可惜他们的表述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通讯》2006年第9期刊发《称“拜上帝会”不对吗？》一文（以下简称《不》文），对笔者的观点以及所做考释提出商榷，在认同“上帝会”说的同时，仍认为“拜上帝会”说是正确的。与以往普遍持“拜上帝会”说相比，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不》文摘录了五段含“拜上帝会”字眼的资料，认为除两处“拜”字作“参加”解外，其余三处“拜上帝会”均作名词解，进而认为“拜上帝会”“上帝会”两种名称是并存的。不过，经查核原文发现，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作者对原文解读错了。兹据《不》文转录这三段资料如下：
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同治《浔州府志》卷二十七）
道光戊申，红巾贼洪秀全、冯云山匿桂平紫荆山，诱人拜上帝会。（同治《浔州府志》卷四十八）
冯云山在紫荆山一带……组织教会，聚会礼拜，不久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拜上帝会”。
第一则资料的出处为谭熙龄《紫荆事略》，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辑录。《不》文没有完整摘引，原文为“……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这里的“拜上帝会”显然应作“参加上帝会”解，理由有二：一是倘若作名词解，整个句子就文义不通；二是《紫荆事略》仅千字左右，另处还谈到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煽惑愚民”，“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该组织的名称为“上帝会”。通读全文，丝毫找不到“拜上帝会”是名词以及“上帝会”“拜上帝会”两种名称可以并存的合理依据——退一步讲，谭熙龄断无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使用不同名称来指同一个秘密团体。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佐证：在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折中，两广总督徐广缙称“凌十八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上帝会，往来信宜，踪迹靡定”，又称“况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与外夷所传者同宗一派”[32]。佚名《浔州府志》卷56称洪秀全、冯云山“倡上帝会”，又称洪秀全“谓举世有大灾，非拜上帝会不能免”[33]。“拜上帝会”“上帝会”在这两处同样同时出现，显见“拜上帝会”即“参加上帝会”之意，不是也不可能是名词。
在第二则资料中，“诱人拜上帝会”作“诱人参加上帝会”解。倘若将此处的“拜上帝会”理解为名词，文义同样解释不通。
第三则资料，《不》文在注释中说明系转引自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上文业已说明，呤唎的这段文字系完全照抄韩山文一书，因而也就不足为据。[34]
综上所述，除了以韩山文牧师为源头的个别西人记载外，我们迄未发现能证实“拜上帝会”是名词或名称的记载。也就是说，所谓“拜上帝会”，纯属误解或误读。“拜上帝会”既然不是一个名词，也就不存在“拜上帝会”“上帝会”两种名称并存的情况，该名称是自称还是他称之辨也就无从谈起。
《不》文认为，“历史上形成的这个事实，我们最好不要轻易改变”，“我们今天将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继续称为‘拜上帝会’并无不妥之处”。该文还举后世史家称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国为“后金”为例，认为“既然‘后金’能写在史书上，那么影响并不亚于‘后金’的‘拜上帝会’为何就必须得取消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将努尔哈赤建立的金王朝称为“后金”是为了区别于宋、辽、金并立时期的金王朝，这与将“拜上帝会”误解成名词、将“上帝会”误解为“拜上帝会”不是一回事，不能相提并论。史学的要义之一是求真，即搞清楚历史的真相，自然不可以将错就错、以讹传讹。
上文所列举的诸多原始记载足以证明，“上帝会”是自称，该宗教组织是确实存在的。当然，除李进富口供和广州太平军信使的口述外，太平天国文献并没有提到“上帝会”这一名称。出现这种情况，大体有以下几种可能：自金田团营起，起义会众一律实行军事编制，“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已不复存在；太平天国对记述自身历史不够重视[35]；在洪秀全等人看来，上帝会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没有提的必要[36]，等等。总之，太平天国文献没有提到“上帝会”，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不存在、不是自称。反过来说，假设“上帝会”确实不存在、不是自称，那又如何解释以上诸多中西记载众口一词地持“上帝会”说呢？换言之，若认定“上帝会”不存在、是他称，力持“拜上帝会”说，那就必须依据确凿可靠的史料进行有说服力的考释，以证实以上各种中西记载的陈述均属子虚乌有，而不能单凭太平天国文献没有提到“上帝会”这一孤立的现象或表象作为依据。
澄清“拜上帝会”说，有助于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或说法。例如，长期以来，将“拜上帝会”“拜上帝教”两个概念混用的现象较为常见。按照宗教学家的解释，宗教的基本要素包括宗教观念或思想，宗教感情或体验，宗教行为或活动，宗教组织和制度。[37]“会”作为宗教组织，与作为母体的宗教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有大小之分。当然，如前所说，“拜上帝会”概念，包括由此衍生出的“拜上帝教”概念，本身并不能成立。
这里还牵涉到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问题。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所谓“上帝教”，是后人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称谓。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卷四十一称萧朝贵“性悍而痴信上帝教”[38]，最早采用“上帝教”一说。范文澜、罗尔纲、王庆成、吴良祚以及章开沅、郭毅生、华强等学者均将太平天国宗教称为“上帝教”。而“拜上帝教”说更为流行，系从“拜上帝会”推演而来，欠妥。太平天国宗教独尊上帝，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帖，前面不应再画蛇添足，加上“拜”这一动词。否则，照此推理，佛教、基督教亦可称为“拜佛教”“拜基督教”。这就不伦不类了。[39]
有研究者以史料中只有“会”的名称、没有“上帝教”名称为依据，认为洪秀全根本没有创立过“上帝教”。此说在理解上存在偏差。首先，“会”与“教”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不能等量齐观，已见前述。其次，前已说明，无论是“上帝教”还是误用至今的“拜上帝教”，都是后人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称谓，太平天国文献当然不可能出现。判断太平天国宗教是否存在，显然不能以太平天国是否曾经对其宗教正式命名，洪秀全是否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概念为依据。只要上帝信仰客观上具备了作为一个宗教的完整要素，太平天国宗教的存在便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也是中外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原载《福建论坛》2009年第2期。
注释
[1]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2]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p.28.
[3]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6册，853页。
[4] 持“他称”说的学者指出，简氏的译文并不准确，应译为：“他们自己成群地会合起来，在一起举行宗教礼拜。很快，他们以‘拜上帝会’的名称而远近驰名。”不过，“congregation”一词既指“人群”“集会”，也可译为“宗教团体”。译法不同，文义也就不同。因此，仅凭译文似不能直接断定“拜上帝会”是他称。
[5] T.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View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and Administration，London，1856；Reprint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85.
[6] A.F.Lindley，Ti Ping Tien 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2 Vols.，London，1866，p.44.
[7] A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See P.Clarke and J.Gregory 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9.按：当时西方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方法很不规范，导致所标注的拼音不统一，可谓五花八门。《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一书在卷末列有所收文献中原始拼音与现代汉语拼音、威妥玛-贾尔斯式拼写法的对照表。
[8] A Report from 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p.17、18.
[9] A letter from 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Rev.I.J.Robert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9.
[10] E.G.Fishbourne，Impressions of China，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London，1855，p.57.
[11] A Letter b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Rev.A Happer，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78.按：关于洪秀全是否曾经派信使赴广州邀请罗孝全牧师来天京，学术界存有争议。王庆成经考证，认为确有其事。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413～42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12] A Letter by the Itali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Mgr Rizzolati，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31.
[13] 《李星沅等奏报桂平金田大股会众抗拒官兵亟筹攻剿并请简提镇大员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31～132页。
[14] 《乔用迁奏报续获广西会众并遵旨讯明广西各股情形折》《周天爵奏报广西韦元玠等股情势地方肇事原委及目前对策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40、159页。
[15] 《邹鸣鹤奏报随时严惩拿获情罪重大各犯并将刃伤县丞白良栋之雷亚书等正法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442页。
[16] 姚莹：《复贵州黎平府胡》，《中复堂遗稿》卷5，同治四年刊。
[17] 赛尚阿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折所附《洪大全供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8] 《向荣奏复十八日进兵获胜及现筹堵剿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25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按：“十余年前”说不确，上帝会系问世于道光二十六年至次年上半年间。
[19] 《叶名琛奏报审明凌十八案内各犯分别按律定拟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442页。
[20]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太平天国》第3册，249页。
[21] 转引自《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10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22] 谭熙龄：《紫荆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1页。
[23]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27、128页。
[24] 冯德材、文德馨：《玉林州志》卷18，光绪二十年重修。
[25] 古济勋、吕浚堃：《陆川县志》卷21，民国十二年重修。
[26]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26页。
[27] 《徐广缙等奏复遵查信宜凌十八股骚扰地方及官军剿办实在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7页。
[28]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32页。
[29] 《李进富口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271～273页。
[30] 参见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1]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36、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1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2] 《徐广缙等奏报尽歼罗镜凌十八股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411、412页。
[33]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27页。
[34]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周译本与简又文译本一致，也将“congregation”译为“教会”“会”。“拜上帝会”是自称，这似乎是洪仁玕的原意。
[35]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均谈到有一“诏书”，是记述洪秀全起兵前后史事的手稿本；李秀成在供词中也谈到一部记述天王“出身起义之由”的“诏书”。考太平天国将自身出版的书籍统称为“诏书”，并推行“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而谢氏等人所说的“诏书”究竟何指，难以确定，似乎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书名。在太平天国已刊书籍中，仅《太平天日》《天兄圣旨》直接记述了洪秀全的早期行迹，但其主旨是为了说明和渲染洪秀全系受命于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
[36] 洪秀全等人的思维和表述与今人显然是有区别的。不少在我们看来十分重要的事情，诸如洪秀全等首义诸王被确认为上帝亲生子或“帝婿”（萧朝贵）的时间和经过，起义初期关于定都问题的论争等，太平天国文献均语焉不详甚或只字未提。
[37] 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8]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28页。
[39] 关于这一点，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35页已有明确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