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萌 译
问：演员经常在您的戏剧中获得巨大成功。您本人对他们满意吗？
答：不。
问：因为他们演得不好？
答：不，是因为他们演错了。
问：那他们应该怎么演呢？
答：给科学时代的观众演。
问：什么意思？
答：教授他们的知识。
问：关于什么的知识？
答：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人的能力。
问：好吧。这是他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怎么去教授呢？
答：有意识地，暗示性地，描述性地。
问：眼下他们要怎么做到呢？
答：通过催眠。他们进入昏睡状态，让观众跟他们一起。
问：举个例子。
答：假设他们要演一出离别的戏。他们将自己置于离愁别绪之中。他们想要在观众中也制造出离愁别绪。如果成功了，结果就是没人看到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没人学到任何教训，每个人最多不过在回忆。简短而言，每个人都在感受。
问：听上去好像有点色情的意味。那么，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充满智慧地。隆重地。仪式般地。观众和演员不应该融为一体，而是各自分离。每一方都应该从自己身上离开。否则用于重新认识的一切震惊因素都缺失了。
问：刚刚您用了“科学”一词。您是说，当一个人观察变形虫的时候，变形虫对于人类观察者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观察者不能通过共鸣进入它的皮肤。然而科学观察者却尝试着理解它。您认为他最后能成功吗？
答：我不知道。他试图将其置于与其他所见的事物的某种联系中。
问：演员不应该努力让他所演的角色被人理解吗？
答：对人不像对事件那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选择去看查理三世，我不想让自己成为查理三世，而是想看一下这种现象有多么奇怪，多么不可理解。
问：我们坐在戏院是为了看科学吗？
答：不。是看戏。
问：我明白了：科学的人与其他每个人一样，是去看戏的。
答：是的。只有剧院已经将科学的人纳为观众，即便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些观众把他们的大脑连同大衣一起挂在了衣帽间里。
问：您不能告诉演员他们该怎么表演吗？
答：不是不能。目前他完全依赖于观众，盲目服从于观众。
问：您没试过吗？
答：当然。一次又一次地。
问：他会这么做吗？
答：有时候会的。如果他被感染了，并且仍旧天真，仍旧觉得有趣；但是那时候，只是在排演的时候，只是有我在场而没有其他人在场时，换句话说，只要他站在我所谓的那类观众面前的时候。他距离第一夜越近，他漂移得就越远。他成了跟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的人，因为他很可能觉得其他即将到来的观众会不太喜欢他。
问：您觉得他们真的不会喜欢他？
答：恐怕如此。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大的冒险。
问：它不能循序渐进地发生吗？
答：不能。如果它循序渐进着来，可能不会令观众觉得有些新事物正在缓慢成型，而只会觉得一些旧事物正在缓慢死亡。观众会缓缓地置身其外。因为如果新元素被渐渐地介绍，它有可能只被介绍出一半来，结果，会缺乏驱动力和效果。因为这不是质量上的改善，而是适应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就是说，戏剧现在不会更好地实现相同的目的，而会实现新的目的，起初可能十分糟糕。假如尝试偷偷插入一些别的东西，那效果会怎样？人们会深感演员“烦人”。但是并不是他的表演方式惹烦了他们，而是演员自己。他会让他们心烦。烦人的因素是这种新的表演方式的标志。否则演员将会被指责为有太多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成为这一类型的另一个标志。
问：做过此类尝试了吗？
答：是的，尝试过一两次。
问：举个例子。
答：当一个新式戏剧的女演员表演《俄狄浦斯王》里的女仆时，她用一种完全没有感情的、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呼喊着“死了，死了”来宣告女主人的死亡，她说着“优卡斯塔（Jocasta）已经死了”，不带任何悲伤，但却坚定决绝。在那个时刻，女主人死亡这个单纯的事实比她自己的悲伤更具分量。她并没有放弃表达悲伤的声音，不过也许弃用了她的面部表情，因为她用了白色的妆容，以显示一个死亡给在场的所有人所造成的冲击力。她宣告，自杀崩溃了，似乎是在一个暴徒得手后，以骄傲而非同情来补偿这种崩溃之前，自杀就崩溃了，因而甚至对于最情感化的观众来说这也变得很平淡：在这里，一个需要默认的决定由此执行。她惊讶地以一句清晰明了的话来描述这个垂死女人的喧闹和不理智，她说，“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将她的语气误解为一种贫乏但顽固的悼念，尽管她以此拒绝对她的死给出任何其他信息。但是当她以这种脚步往下走了几步时，这个纤弱的身体似乎暗示悲剧场景与台下观众相距甚远。当她惯常悲伤地举起手臂时，她同时在为经历了灾难的自己乞求同情，她呼喊着“现在你可以哭泣了”，似乎在对任何之前缺乏根据的后悔的正当性予以否认。
问：她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一种中和的情感，然而一些行家不这么认为。她应该在自我认同之中插入戏剧人物的感情，这样实际上所有观众都没能参与组成情节的道德决定。她所传达的重大决定，几乎对于那些认为其为新感性的机会的人毫无作用。
——摘自《柏林信使报》（Berliner B?rsen-Courier），1929年2月17日
注：文中描述的女演员是海伦娜·魏格尔。实际上，在布莱希特1959年柏林出版的文集《女演员海伦娜·魏格尔》（Die Schauspielerin Helene Weigel）中的颂辞《我们民族的一个伟大女演员》（über eine grosse Schauspielerin unserer Nation）内可以找到相同的记述。引文来自《俄狄浦斯王》第1234行，如果不相符（例如，对于“暴徒”的分析），无疑是因为德文改编。
对话包含了布莱希特第一次提到“科学时代的观众”，虽然1928年柏林出版的《戏剧》一号刊中的注释“Der Mann am Regiepult”（科学时代的观众）已经提及导演的职责为“将戏剧提升到科学水平，向一种处于更好环境中的观众呈现作品，这种观众习惯于看到所有的目的都包括进被拒绝的幻象之中”。也许应该指出德语里的“Wissenschaft”比英语里的“Science”有更广泛含义，布莱希特认为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以及自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