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庚子年间的中国人而言，庚子国变都意味着不同的生命经历与人生意义。即使同为死亡，方式与感受也各有差异，如陈陆在《拳变系日要录》的序言中写道：“大臣如裕禄、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等以作战死，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等以直言死，刚毅、崇绮、徐桐等以忧惧死，熙元、寿富、王懿荣等以悲愤死，赵舒翘、英年、毓贤、启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躯，经沟渎罹锋镝者，不可胜数。”[1]以往有关庚子国变的研究多关注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以及义和团与清政府、外国侵略者的关系等宏大主题，对于这场运动中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较少关注。即使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慈禧、光绪、载漪、荣禄、裕禄、毓贤、董福祥、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马玉昆、寿山、徐桐、赵舒翘、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刘坤一、杨儒、张德成、赵三多、朱红灯等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动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人物身上，而且也主要是关注这些人物在这场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与影响，而对于他们个人及其家族的命运较少关注，那就更不用说他们在这场空前浩劫面前的或彷徨、或愤怒、或挣扎、或得意、或忧惧、或无奈。[2]本章所关注的对象是在这场巨变中只能被动承受这个历史过程的普通京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庚子国变为以翰林词臣为主的京官们提供了一个伤时感事的绝佳契机，恰如王鹏运在庚子国变期间致郑文焯函中所言：“尝与古微言，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阙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识尚能快睹否？不意名章佳问，意外飞来，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遗，何以得此。”王鹏运与同居一处的朱祖谋、刘福姚，在被其称为“入棺未盖”这一时期，“每夕拈短调，各赋一两阙”。这些词合编一集，宋育仁又有和作附在其后，是为《庚子秋词》。王鹏运对此集非常自信，称：“天公不绝填词种子，但得事定后始死，此集必流传。”[3]《庚子秋词》被誉为“词史”，但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庚子秋词》走的并不是真正的“词史”之路，作为困守愁城的亲历者，耳闻目睹种种惨状，经历前所未有之事变，居然还能墨守词课成规，以藏头露尾为能事，这也未免太过难以理解了。[4]在笔者看来，通过诗词来呈现历史，在相关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下，未免有点舍近求远。或许，对于历史研究更有价值的是这些诗词作者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这才是本书所要关注的。[5]本章主要是根据京官们留下的各种文字记载，力图建构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第一节 无主之城
学界以往有关庚子国变的研究，虽缺乏专门探讨庚子年北京城乱与治的研究成果[6]，但大部分对庚子国变进行全面叙述的论著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一问题，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7]、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8]、金家瑞《义和团运动》[9]、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10]、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11]等。这些论著针对义和团、八国联军带给北京城的混乱和劫掠，各有侧重点不同的描述，但也仅止于描述。北京城的混乱局面始于何时？因何而致？义和团全盛时期的混乱与八国联军占领时期的混乱有无区别？区别何在？区别产生的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从上述论著中获悉。而且，这些论著提供的一些已经成为所谓常识的史实，可能也只是部分的历史事实而已。例如，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发生在北京的疯狂的劫掠，以往都认为这是八国联军所代表的西方列强实施的野蛮行径。海外有学者曾专门就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庚子国变中对北京城的劫掠行为以及欧美媒体针对这种劫掠行为所作的道德批评进行梳理与探讨。[12]事实上，这些劫掠行为，除了八国联军等在华西方人需要负责外，大量的普通中国人也难辞其咎。庚子国变时身在京城的齐如山甚至表示：“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13]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混乱”与“秩序”是两个很难用客观标准进行衡量的概念，它更多地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切身感受，因此本节主要根据庚子国变亲历者的叙述来梳理和探讨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的乱与治。
一、“火候渐熟”
出版于1930年的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是较早的以学术视野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述，其在“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一节中写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遣兵杀之”，“城门昼闭，北京大乱”。[14]陈功甫这一表述的最早来源应是李希圣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庚子国变记》[15]。李希圣，字亦园，湖南湘乡人，曾在刑部任职，庚子年间居于北京湘乡会馆。[16]《庚子国变记》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作者有着自觉的为后世留信史的意识，自负其著“可追王闿运《湘军志》”[17]。李希圣将庚子年北京城大乱的开始划定在五月十五日，反映了亲身经历者的直观感受。的确，对于庚子国变的亲历者而言，五月十五日是让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天。
五月十五日，这一天在众多的庚子年日记中都留下了或惊惶或忧虑的情绪表达。一位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左姓文案在日记中记录了杉山彬遇害的过程：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前往马家堡探事，出永定门，行至桥下，董福祥所部甘军“不知礼”，杀死杉山彬。[18]御史高枏从这一天开始写日记：“五月十五日，城外杀多人。永定门杀杉山彬。街民狂奔。”[19]这一天是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伯母的七十六岁寿辰，“傍晚正觞诸客，忽报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马家埠为甘军所戕，大衅将起，同人相顾失色，狼狈散去，座客一空”[20]。居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的仲芳氏在日记中写道，因杉山彬被杀，“城门关闭数刻始开，由是人心惶惑，举国皆惊”[21]。时任史官的叶昌炽以史家笔法评论道：“闻董军戕一日本书记官，火候渐熟矣。”[22]所谓“火候渐熟”，在叶昌炽看来，当是指京师大乱。[23]
正常情况下，京师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与五城御史共同负责。具体而言，内城属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外城由五城御史负责，京畿则由顺天府负责。当面临社会动荡、治安形势严峻之时，神机营、虎神营也会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从官方资料来看，早在庚子年二月，五城御史便发布了严密查拿义和拳的告示。“为严行晓谕事：二月二十日接奉稽查保甲大臣片称，本大臣风闻有义和拳教匪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属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日久恐滋蔓延。除饬本公所委员分路侦访外，相应片行贵城，即饬所属于该管地面严密查拿，毋使该匪党等得以窜京，以杜邪教，而安首善等因到城。查教匪聚众滋生事端，大干例禁，况京畿辇毂之下，岂容此辈潜踪。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24]从告示来看，京师当时尚未发现义和团，只是因为近畿一带开始出现团民传教之事，为防患于未然而预作准备。三月六日，御史李擢英奏请严行禁止“赛会迎神”，因担心“乡民麕聚”，“聚众过多，即难免滋事”。[25]由此可知，二三月间的北京城，尽管尚难寻觅义和团的身影，但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的活动造成的影响及其向京畿乃至京城发展的趋势，已在部分京官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
进一步加剧北京城紧张氛围的是义和团揭帖。据以“辑译当时字林西报、文汇报及各国公报所载消息函电而成”[26]的《拳乱纪闻》所载，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黏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27]。四月一日，北京西城又出现了内容为“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28]的揭帖。两天后，京城西四牌楼羊市南璧上也出现了义和团揭帖。[29]针对这些揭帖，清政府于四月十九日曾专门降旨，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妥议章程，“防范查禁”。[30]但毕竟只是揭帖，义和团在北京城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京官而言，还是缺乏感觉的。在这些京官眼中，三四月间的北京一如既往，他们的生活也一如既往。军机大臣王文韶在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在“巳初”“入对”，下午“见客”。作为军机大臣，王文韶不可能不知道义和团在直隶乃至京畿地区的蔓延和逐渐渗入京城的趋势，但其日记直到五月十一日才首次提到“义和拳匪”。这表明，三四月间的王文韶根本没有把义和团当回事，在其心目中，这些“拳匪”不过是因为天旱可能导致的饥荒而闹事，这在往年的岁月中屡见不鲜。四月九日的一场雨使具有多年军机大臣阅历的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风雨竟日，农田望泽正殷，屡经设坛祈祷，获此甘霖，人心大慰。”[31]
事实上，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包括一些外国人亦如是看。《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当时的日记中表示：“拳民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真正的危险来自干旱，因为天不下雨被认为是洋人干扰风水所致。大雨一到，拳民自然消亡”；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亦表示：“我相信几场透雨就能迅速解除旱情，不管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如下雨更能平息骚乱”。[32]真正使洋人们感到危机的是，义和团从四月底开始的拆铁路、毁电杆等行动。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丰台被焚。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33]在外国公使团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于五月四日同意各国派兵入京保护使馆，但“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34]。当天，各国官兵共三百五十六人乘火车自津抵京。[35]
洋兵入驻京城的同时，团民和教民也在纷纷进入京城。[36]据《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记载，“十一日，连日义合（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十四日，“教民纷纷而至”。[37]因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的烧教堂杀教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便有教民逃到当时尚属平静的北京避难。据《拳变系日要录》四月二十二日记载：“教民之避祸于京师者，踵趾相接。”[38]随着各方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北京，这座首善之城的治安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据《庸扰录》记载，五月十四日，“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39]。同一天，“不知姓名人，沿街飞跑，口中叫喊‘上门’，各铺户、住户，误为鬼子作乱，惊惶无错（措），即时罢市。厅官带领官人，劝速开市”[40]。北京城里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氛围。
五月十二日，朝廷首次在谕旨中指出“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因而“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密巡查”。[41]神机营、虎神营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也证明北京城正面临着人心动荡、大乱一触即发的局面。五月十三日，在端王、刚毅等“以京城空虚，非有劲旅不足以资守御”为由的奏请下，甘肃提督董福祥率所部甘军由南苑调驻京城。[42]正是这样一个举动，直接导致了五月十五日杉山彬的被杀与京城局势的“突变”。[43]
由上所述，北京城混乱局面的形成，直接原因是多方力量的进入京城。[44]四月底五月初，团民、教民均往北京集中；五月三日，三百多名洋兵进入北京；五月十三日，甘军入驻京城。团民与教民的矛盾，团民对洋人的仇视，教民对于团民的恐惧与仇恨，洋兵对于团民的戒心，以及部分甘军与团民的不分彼此，使得这些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厮杀几乎在所难免。
二、混乱与秩序
有关义和团全盛时期北京城的混乱状况，不同时期的义和团研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视角。民国时期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大都辟专节叙述义和团对于北京城的扰乱。如陈捷之《义和团运动史》以“义和团肆虐于北京”为专节标题，陈功甫之《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以“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为专节标题，讲述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乱状。两书对北京混乱状况的描述，都特别强调“恣意劫掠”这一点，也都列举“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为例；且都指出“拳众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并以都统庆恒为例；所不同者，陈功甫之书特别指出，“武卫军与拳众混合，恣意劫掠”，而陈捷之书对武卫军之劫掠并未提及。[45]1949年后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著作，大都也会涉及义和团时期北京城的混乱，不过混乱的制造者变成了清政府。如金家瑞之《义和团运动》如此描述北京城的混乱：“那拉氏准备‘西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人心惶惶，‘京中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五两’……北京城的混乱情况简直不堪言状了。”[46]义和团则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如义和团对出京官员的查拿。[47]民国时期与1949年后学界在此问题上观点的截然对立，体现了不同时期学界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态度：民国时期是否定多于肯定，而1949年后刚好相反。近年来，学界对于义和团时期北京城混乱状态的认识又有新变化。如马勇在《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指出，义和团骚乱“不论对清政府来说，还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并认为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是采取了“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平息措施的。[48]
笔者认为，混乱与秩序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给绝对的混乱与绝对的秩序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认知，而比较的对象则应该是庚子国变亲历者的感受。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武卫军所掠，眷属仅能出险，衣物书籍，抢劫一空，阖家除短衫中衣外无长物”，恽毓鼎由此感叹，“宰相之家，所遭如此，可以觇世变矣”。[49]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用一则日记活现出京师乱状及这种乱状对于京官们的心理影响：
辛蔚如世叔来，谈五月二十八日吏部看验毕，出门，几被甘军手刃事，甚悉。验看大臣陈桂生少宰学棻车夫被戕，骡马顶帽均被抢去未还，仅以身免。同验看者被戕二人，系由前门行向顺治门，为拳民所杀。谈许久去，见其以武卫军一人为骖乘，可谓惊弓之鸟也。[50]
陈学棻事件在当时的京官圈中很典型，事发当天，恽毓鼎便在日记中记下了该事件；后一天，叶昌炽也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再后一天，高枏也在日记中提到这件事。[51]类似事件在京官们的日记中还有不少，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被记录下来，也说明了此类事件的出人意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这些事件的主角历历可数，如前文所述“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等，其实也正表明此类事件的有限性。对于京官们来说，尽管这些劫掠事件历历可数，但毕竟物伤其类，且横祸之来毫无理由、毫无征兆，难免会让长期生活在太平岁月的他们处处心惊。因此，与庚子年五月前的太平岁月相比，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城毫无疑问是一个乱世。
事实上，七月二十一日联军破城前后，北京城才可谓真正的乱世。七月二十一日前，清军溃勇大肆抢劫；七月二十一日后，联军烧杀抢掠，土匪继之。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十八日，各路败兵及武卫各军蜂拥而行，各持洋枪大刀，拧眉立目，通衢僻巷无一处无之，俱已拏车为名，肆行强掳”；“十九日，各街巷兵勇更多，甘军、武卫中军及外路败兵，逐队成群，即最僻静小胡同亦皆有之。城内城外车马驴骡搜劫一空，钱铺粮店被抢者大半，被枪击刀砍身受重伤者，不计其数。人心恐怖，日不安生”。[52]高枏在日记中对此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记载：“甘军、虎军四处拉车骡，到门放洋枪，捶门入，搜至书屋上房，孟甫二骡一马均被牵去”；“又有甘军抢一官车曰，‘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午刻，轿子胡同有甘军数十人放洋枪，抢一小民家。或曰抢其妇女。孟甫居与邻，写字与其统领方姓，方已赴通州，竟无治之者”。[53]
对比联军入城前夕的京城乱状，又可知五月中旬以来的北京城虽为乱世，但整体而言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首先，京城拥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存在。无论朝廷的谕令得到执行的程度如何，至少对于京城各种事宜的布置与安排，包括对于京师义和团的管理等政令都只可能出自于朝廷。朝廷在京师的存在，对于维系北京城的人心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作为权力的中心和朝廷的象征，两宫在京城一日，则京城的基本秩序便一日可得维持。恽毓鼎在京城大乱后曾表达“义不容去”的决心，但很快便风闻“六飞有西幸之说”，其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余虽镇定，闻此亦觉不安。”在御前会议上，恽毓鼎专门就此进谏：“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万不可轻动”，慈禧太后则“力谕并无此说”。[54]此外，金家瑞在其著作中对京师混乱状况的表述，亦反证了两宫所代表的朝廷对于维系京城秩序的重要性。
其次，京师各部院衙门仍维持运转。由于官员纷纷出逃，清廷于六月十八日发布了一道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著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著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著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儆。钦此。[55]
六月二十三日，翰林院点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56]。告假者虽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告假者而言，惩罚也是相当残酷的，即前资注销。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一向注重论资排辈，一旦前资注销，便意味着多年辛苦化为乌有。[57]华学澜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例：一位天津京官被开缺，“前资皆注销”，华学澜大为痛惜，“二十年功夫，一旦仓皇出走，竟成画饼，惜哉！”[58]不过，朝廷对于“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严厉惩罚，及部分堂官对于清点人数等日常工作的认真与重视，使京师各部院衙门得以正常办公。[59]
其三，对于扰乱京城秩序者，清廷及其统兵大员大都给予了严厉制裁。如《为勇丁抢劫著统兵各员认真约束仍前即按军法从事谕旨》所言：“昨日单牌楼、头条胡同、二条胡同，及长安街、王府井一带，有勇丁持械，抢劫住户铺户，情形甚重，当经荣禄派员缉捕，拿获各营勇丁十一名，冒充勇丁土匪二十三名，均经就地正法，号令示众。即著统兵各员，严饬所属，认真约束兵丁，倘仍再有前项情形，即按军法从事。其分统营哨各官，有不严加约束，意存袒庇者，亦著查明，一并从严惩办。”[60]
其四，则是人心尚未大乱。在义和团时期，虽也有缙绅人家遭劫事件，但总体而言是比较少见的，有之则会立即在京城喧传殆遍，至少在京官圈子中人尽皆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但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北京城仍在一定的秩序中运转，而“拳民虽恣睢暴戾，寻仇擅杀，然亦尚知敬重长官”[61]，故京官常因同僚之遭难而心有戚戚，但绝大部分京官从未有过被抢劫被侮辱的经历。即使有京官被劫，过程亦颇耐人寻味。刘体智《异辞录》曾记载武卫军抢劫情形：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余，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62]
孙家鼐之“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虽为讥讽语，但武卫中军“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与甘军之“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也足以形成鲜明对照，证明当时之京城，人心尚未大乱。
三、疯狂的劫掠
七月二十一日，联军破城，两宫仓皇西逃。事发突然，两宫对京城留守事宜没有进行任何布置，所以对于大清臣民而言，北京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座无主之城。[63]继清军溃勇之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带给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居民以更大的灾难。以往有关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著作，对此问题多有关注，大都从烧杀掠淫等方面进行概述[64]，其目的在于揭露或控诉八国联军之罪行。本书将不再仅限于叙述联军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而是对联军破城后的整个京城乱象进行梳理。
联军破城后困守在北京城的仲芳氏用他的日记留下了这座城市“毫无王法”的一段时光：七月二十三日，“各国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拏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七月二十四日，“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均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掳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七月二十九日，“通城各行铺户均被抢尽，渐及住户。凡著名富贵之家，多被明火撞门劫掠。连日前后巷居民被盗者，不下十数起。他处可想而知。莠民棍徒，三五成群，沿街侦访富户，洋洋得意，俱以抢夺为荣，抢多者为本领高强，抢少者为力弱无能。贫寒之家居然豪富，富足之家反成四壁皆空。天翻地覆，皆因无王法可畏耳”。[65]
从仲芳氏的叙述可知，联军破城后，首先是各国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进行抢劫；其次是“莠民土棍”纠约匪徒抢劫米铺、当铺等商铺；再则是“莠民棍徒”抢劫富户。也就是说，庚子年北京城秩序的彻底崩坏，完全是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造成的。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指出：“在使馆被解救以后，八国联军、外交官和传教士几乎立刻就开始进行劫掠。”许多历史记载表明，“外国军队和在北京的欧美平民都卷入了抢劫的狂热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抢劫之外”，以至于《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用“劫掠的狂欢”来描绘争先恐后疯狂抢掠的场景。据称，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就曾率领一队人进行劫掠，她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已经装满了87箱，而她还惊叫“还没开始装箱呢”！这种自发性的抢劫在侵略军将领们的默许下持续了好几天，最后由英国军队通过建立奖赏金分配委员会的方式，“率先将劫掠秩序化”。“奖赏金”是通过官方授权的“搜查队”收缴劫掠物品，并公开拍卖而筹集起来的。集中起来的“奖赏金”，按照军衔等级进行分配，如英军的分配标准是：中将指挥官每人10份，少将级军官每人8份，校级军官每人7份，上尉每人6份，中尉、少尉每人5份，准尉和印度军官每人4份，英国军士每人3份，印度军士每人两份，英国士兵每人两份，印度士兵每人1份。每份“奖赏金”的数量，则视总额而定。[66]显然，这不仅仅是将“劫掠秩序化”，同时也是对劫掠的公开鼓励。
正是在侵略军和洋人疯狂劫掠的示范下，许多中国“莠民土棍”也加入了这场疯狂的劫掠，以冀获得一些残羹冷炙。仲芳氏有关中国“莠民土棍”参与劫掠的记载，在其他许多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恽毓鼎在日记中表示：“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67]高枏也记录道：“有买卖不做，但抢小粮食店，搬运空屋木器。回民各负口袋，在街东西望，凡粮店、贸易店无多人，即劫之。”[68]庚子年间生活在北京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并特别表示“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装走，所以有此现象”。[69]至于抢劫者，除了“各国洋兵”“莠民土棍”“土匪无赖”之外，大多都是穷民，“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高枏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京官的管家在哄抢当铺时，“首先奋勇劫得貂皮花衣等物”[70]。齐如山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在围观抢劫当铺时，面对一件伸手可得的竹布大褂，为取舍而犹豫不决的一段心路历程：“我取这件大褂，虽然不能说是抢，也得算白拿，白拿他人的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再进一步说，我若白拿，索性就多拿，拿了一件，也是破戒，还是不取的好，遂仍丢下而去。”[71]于此可见，抢劫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不但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是否伸手对于那些“儒雅体面之人”，不过是一念之间。
正因为抢劫太过平常，当时的北京城出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除粮价奇昂之外，“估衣、珠宝、绸缎、古玩”之类的“上等之物”，“价值极廉”。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比如值十两银之货，一二两即可买来，多半是抢劫而得，并不知物之贵贱，急于出售，恐防失主认赃也。凡有钱有胆之人，莫不争买留存，以备太平之日，可渔数倍之利。”[72]齐如山放弃“白拿”竹布大褂后，花一元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认为这“似乎比着白拿一件竹布衫还便宜”[73]。其二是“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这句话是洪寿山据“时事”所编“西江月之歌词”中的一句，并自注曰：“余今已六旬矣，自幼至今，都城之变，未闻有如此者也。夫贫者抢掠之物，有盈千逾万之富者多矣。故富者逃出而外伤之，家中余资而内伤之，以致富者家产空空也。”[74]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叙述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占领区的繁华和热闹时，评论道：“世面虽丰，大半为抢劫匪徒而设。易得之财，视如粪土。任情挥霍，终日宴乐，尽付嫖赌之区。若安分之人，饔飨难继，焉有闲钱快乐乎。”[75]
对于抢劫成风、贫富颠倒的原因，仲芳氏认为“皆因无王法可畏”。同仲芳氏一样，洪寿山也感叹因“国无法政”，致使“街市抢夺横行，世界颠倒不分明”。[76]实际上，在联军入城之时，虽然地方官大都四散逃命，但亦有坚持职守者，如中城御史陈璧“骑马衣冠巡于市”，并于街衢张贴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77]但是，当陈璧遣一差官入前门往东，洋兵阻之，且搜其身，仍不令前行。即使是张贴安民告示，遇到疯癫之人将面糊碗打烂，亦毫无办法。[78]陈璧本人甚至曾被德军抓去做苦力，经齐如山前往营救，才被释放。[79]于此可见，中国的“王法”和官员对于联军入城后的京城秩序已完全失去作用，有效的只能是联军的禁令。
据《时事志略》所记，日本于七月二十五日“出示晓谕，而抢掠渐熄，人心稍定”[80]。又据《高枏日记》所记，七月二十五日，“洋人出示安民，嘱居民照常买卖，毋得惊恐，有鸡鸭送先农坛”[81]。华学澜在日记中也记载了英国人的安民告示，大致谓“阜成门大街以南、宣武门大街以西，及前门大街以东地方均暂归其国辖管。所有华民宜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给价，决不勒掯。华人如持枪械及有抢夺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内放枪，即将房焚烧。如有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房焚烧等语”[82]。对于这份告示，华学澜的评价是：“绝未道及洋人抢夺事，未免偏袒。”[83]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份英国人的安民告示是七月二十六日张贴的，次日华学澜的邻居颐菊泉家便有洋兵前来抢劫。此前，华学澜与颐菊泉刚刚将院墙拆通，“缘前街数家皆已拆通”；不久“洋人到伊家，伊太夫人来避，其家人被打血出，亦来避。少时闻洋人去，乃归。午前，伊院洋人又来，老媪携幼孩均来避”。[84]当时之北京居民，邻里之间多有约定，洋人至甲家，则其家眷到乙家躲避，反之亦然。如仲芳氏《庚子记事》所载：“是以商定如洋人进院，老太太与晓莲及三奶奶均至东邻冯宅院中藏避；其余并不躲闪，生死由命而已”；“一闻洋人敲门，举家莫不惊惶，急向东院冯宅茅厕夹道中躲避，烈日之下，熏晒难捱，百川胆小，望风闪藏，远闻街上犬吠人声，即在院中惊呼‘来了！来了！’使人益觉心摇”。[85]杜某之《庚子日记》亦有类似记载，八月二日，“将欲食饭，倭人到蔡宅，教渠下人拉胡琴，坐久不走。蔡宅两个小姐从窗户到我院”；同日，倭人“快到我大门，余同五妹扒窗到蔡宅”。[86]
高枏之被劫，也发生在洋人出安民告示之后。《高枏日记》详述了整个被劫过程：“茂在案看余日记，闻开门声，扬头一看，曰，‘洋人来了。’到客厅，示以毕子明所写字，看后，仍翻理箱物。先指西壁廿二史之宋史一匣，嘱开与看。而钥匙未在，渠坚要看。取匣上佩文韵府开示之，渠乃举宋史匣一摇，似知为书。又开东壁之书箱二口。知书外无物，遂进七兄上房，开箱，而钥匙皆带去昌平，乃锤开一二口，见无可取者。又举一箱，甚重，疑有银，喜甚。又锤开，则在泸带来之响锡在焉。取其一锭，以锤未开之锁，锡软而铜硬，乃弃之。其心不肯舍，复取而锤之。连开十余箱，又开十三房，见箱用麻布麻绳捆裹，益疑有重物。必开，则取双花袖、玳瑁圈、镀金镯、玉圈以去，藏诸腰。适石孙回，急往寻曾袭侯以来，恰搜至学堂，陈仲苏书箱在内。曾侯入，以洋语问其干甚。伊问此何人所居。曾曰，‘我朋友。’且指其所拿镯及帕袖等曰，‘你们何故犯本国规矩，拿人衣物，还不快走。’洋兵乃行。”[87]高枏被劫只是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极其普通的一起抢劫事件，不但史书上不屑记载，即使是在当时的京官圈子中，这样一起抢劫事件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实在太平常，损失不大，也无人员伤亡。但正因为它的普通与平常，反而益见当时的北京城秩序之混乱，在京中国人，无论京官或平民，其生命财产之毫无保障。
实际上，正是因为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广泛存在，才使得联军入城之初的北京成为抢劫者的天堂。八国联军彻底摧毁了北京城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王法”荡然无存，同时又放任乃至鼓励洋兵、传教士等西方人的劫掠，并将其视作对中国人的复仇。洋兵不仅自己抢劫，而且还处于“抢劫链”的高端，能够对中国抢劫者的“战利品”进行有选择地再次劫掠。高枏曾在日记中记录一处当铺被抢的具体状况：“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余则否。”[88]这表明，当八国联军成为北京城事实上的主宰之后，劫掠似乎也成为洋兵和传教士等西方人的一项合法权利。一些中国人，尤其是懂外国语言的华人翻译也正是打着洋人的旗号大肆抢劫疯狂敛财，以至于庚子后担任顺天府府尹的陈璧专门上折参劾同文馆之教习学生：
自七月二十一后，内外城各段大小洋官需用华人翻译，遂取材于此。固有一二自好之士，甘于养晦，不为彼族所用者。亦有身虽受雇，而其心尚知有国家，遇事调护藉以保全者。夫以彼挟此片长，值毫无依赖之日，降志辱身以相从，原可无事苛责。乃有倚势作威，不知顾忌，鲜衣怒马，跋扈飞扬，事事蒙混洋员，遂至勾结匪类，讹诈官绅商民，掠取财物，全无心肝；又有谋充翻译而不得，及既充翻译而被黜者，竟敢串通洋兵，始则搜索在京富户，继则潜往近畿州县，藉端诈财，无所不至。[89]
这些同文馆的教习学生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之所以尤为引人瞩目，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与洋人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无所顾忌，并因而显得特别猖狂。华人翻译尚且如此，洋人则何须多言！华人翻译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恶名昭著”[90]，恰好证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为是联军破城之初北京城变为抢劫天堂的罪魁祸首。
第二节 京官的日常生活
陶孟和在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记，真切地暴露了当时典型的京官生活。职责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较紧张，如《翁同龢日记》所表示的。至于一般的京官，不过是按着同乡、同衙门或同年而此一组彼一组地常相往还而已。就是学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缦堂日记关于在北京的记载便是一例。”[91]京官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中形成不同的群体，各行其是。同时，京官们的日常生活开销主要依赖于朝廷俸禄与各省印结银，而两宫西狩之后，京官们曾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俸可领，也无印结银可分，可谓完全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一、京官的社交及其在联军破城之初的活动
京官可谓是典型的社交群类。一个普通的京官，身上往往会有四重人际网络：一是同乡，二是同年，三是同事，四是师生。其他如家族血缘关系之类且不论。这些人际网络本身并无亲疏之别，京官之间的交往是否密切，也无法以这些人际网络作为标准进行衡量。这些人际网络只是提供了一种京官间相互交往的可能性。京官中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且是同事，但交往泛泛者比比皆是。反之，京官中既非同乡，又非同年，且非同事，但交往密切者亦不乏其人。但总体而言，京官的社交世界以同乡、同年、同事为主，其中同乡又居主要。
恽毓鼎以“顺天府大兴县附学生民籍”之身份参加会试[92]，而据其墓志铭所载，祖籍又为“江苏阳湖”[93]。因此，对于恽毓鼎而言，他拥有两种同乡身份，一为顺直同乡，一为江苏同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是顺直京官的活动，还是江苏京官的活动，恽毓鼎一般都会参加。如戊戌年（1898年）正月六日，“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同乡官诣干清门外谢恩。”[94]同年二月，顺直京官公议张淮、李殿图、李鸿藻、张之万“增祀先贤”事，“到者十余人，鹿芝老领袖”，恽毓鼎也参与其事；三月，顺直京官“至畿辅先哲祠演礼”，恽毓鼎“与张篁楼太守（彬）司执爵”。[95]同年同月，恽毓鼎“与伟臣、作黼、葆良、大哥在广和居为同县公车接场。共列四席，颇为热闹”[96]。葆良即刘树屏，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97]不久，便又是“常府京官在同丰堂为八邑公车接场，到者四十人”，恽毓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竟日周旋，归寓惫矣”；戊戌年年底，“德音蠲缓江苏被灾州县钱粮”，恽毓鼎又在日记中表示：“同乡京官具折谢恩”。[98]虽然恽毓鼎对于顺直同乡、江苏同乡的身份都表认同，但其日记显示，恽毓鼎的社交圈以江苏同乡京官为主。戊戌年考差后，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刘叔南得分授武阳，考差者五人，唯叔南张吾军矣。”[99]叔南即刘瞻汉，亦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100]恽毓鼎的社交活动也大多以江苏馆为中心，如在江苏馆请客、赴约、团拜等。其他省籍的京官也会认同恽毓鼎的江苏京官身份，如湖南京官瞿鸿禨便曾向恽毓鼎问及江苏知名之士，并学校利弊。除同乡外，同年之间的交往也是恽毓鼎交往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其丙申年（1896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消寒第七集，余作主人（梁铨院、段春岩、叶鞠裳、张逊之、张季瑞、陈苏生、曾重伯、徐研甫，皆己丑同年也）。”[101]当时京官们的聚会非常之多，如夏天之“消夏”，冬天之“消寒”，各省京官定期之“团拜”，此外还有京官的生日，及其京官父母的生日、祭日等也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理由。“消夏”或“消寒”也并不是一次便结束了，而是常在一起“消夏”“消寒”的京官们轮流做东。恽毓鼎在日记中对于“消寒”记载颇详，如丙申年正月二十八日，“消寒第九集”；丁酉年（1897年）正月十八日，“消寒第五回”等，大多数时候恽毓鼎在日记中只有“消寒”二字。[102]
京官间的这种社交往来，在庚子国变期间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乡谊性质。如义和团在京全盛时期，京官纷纷出逃。清廷为保证京师各部院衙门的正常运转，发布了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上谕一出，立刻忙坏了诸多留守京官。天津籍京官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弼叔来，持来十八日未经登报上谕”，“嘱设法为同乡出京者斡旋”。于是，一些尚在京的顺直京官开始分头行动：“书庵来、益斋来，到松际云处，烦为国子监五人设法。到陆凤石年伯处，烦为哲臣设法”；“益斋写信，遣人到枚岑处为翰苑诸君设法”。与此同时，“专差为鞠人去信，并专差到津，致范孙、亦香信，令其就近知会统计各署出京者”，“为卫哥写信遣人送去”，“商议为哲臣专差去信”。[103]正是在这样一番努力下，翰林院点到才出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的显著成效。与此相反，四川京官则因一笔蜀学堂名下的公款而纠纷不断。蜀学堂是戊戌年间由四川京官杨锐、骆成襄、高枏、王乃征、李稷勋、傅增湘、乔树枏、曾鉴、汪世杰、郭灿、高树、蔡镇藩等奏请设立。[104]蜀学堂的公款相当于在京四川籍官商士民的公产，面临京师大乱的局面，四川京官赵翼之表示：“学堂公项，凡家眷可走者，均挪以行。”高枏作为公款管理人亦表示：“事有轻重，时有缓急，所言极是。”因京津道路不通，家眷欲南归但无路可走，于是挪用公款事作罢论。不过，自此以后在京四川人都对这笔公款虎视眈眈：“孟甫信来，言侍卫杜、秦、陈汹汹然向之言，学堂公费任少梁曾用若干，是从翼翁处拨用，伊等亦要用”；“少平来，言：萍三欲送其姑丈去绛州，欲挪银三百”；“夜闻子厚与奂如信，言分则不敢，借则要多借”；“茂萱、金波来，以翼翁欲用七百以上，萍必六百以上”。[105]面对这种“饿鬼太多”，均“望分借公款”的局面，高枏作恨恨之言：“必欲搅我，则以存款捐入五城团防。”后来由其他四川京官主持，果然“将款及房屋报销”。
联军破城后，两宫仓猝西狩，既未对京城留守事宜作任何布置，又在西逃过程中一度与留守京官失去了联系。对留守京官而言，与朝廷中枢失去联系，实际上便意味着往日朝廷秩序的不复存在。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中国君臣堕甑不顾，闻洋人颇欲言归于好，举朝无与接谈者。”[106]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表示：“洋兵入城已数日，王公大臣无出见者，觅庆王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员会晤，先通彼此之情。余乃与敬子斋尚书分头纠合满汉诸公。”[107]高枏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京惟昆、敬、那、溥、善等七人。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不理”，“昆、敬等讬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108]在此“京师臣工毫无头绪”之时，留守京官们各自为群，各行其是，冀挽大局。叶昌炽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闻留京大小诸臣，各树标帜，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郭春畬与枢曹诸君为一班，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并请议抚。”[109]叶昌炽之语得诸传闻，虽不太准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所谓“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便是事实，据《清实录》记载，八月十五日，“吏部尚书徐郙等八十三人奏，京都自洋兵入城后，庙社安固，禁门以内亦尚完整。五城地面各国分段驻扎，居民渐就安谧。报闻”[110]。有关京官具折请安之事，恽毓鼎、高枏之日记均有记载。恽毓鼎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初三日，始闻行在真消息，城外大小臣工，拟备折恭请圣安，并陈都城近日大概情形，同人委余主稿。”[111]高枏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宋芸子与王幼霞等商具折请安，既无留守，又无明文指明行在，折从何递去。”乔树枏来，“以行在确信告之”。于是，高枏等人的意见由乔树枏汇总后转交恽毓鼎。[112]八月六日，恽毓鼎又在日记中写道：“自初四至初六日，大小诸臣，愿列安折后衔者，咸来余寓。简不停披，客不离座，出入酬应，体为之疲。”[113]高枏在八月四日的日记中表示：“南城外联衔请安，余亦列名焉。”[114]徐郙领衔之“京官具摺请安”实际上是外城京官之联名请安，与之相对的是内城京官之联名请安，即叶昌炽所谓“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事实上，正是这一班人在庆亲王、李鸿章进京前“隐然成为办事机关”[115]。
据昆冈等奏折，总理衙门章京舒文于七月二十二日便致函总税务司赫德探询各国意见所在。[116]赫德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复表示：“各国并无害国、伤民之主见，如有大臣出头商办，定可转危为安，惟应愈速愈妙，迟则不堪设想矣。”[117]七月二十六日，那桐到舒文处，“昆中堂、敬子斋、崇受之、裕寿田、阿允亭、溥小峰共七人议定，明日申正往晤赫德”[118]。次日，昆冈、裕德、阿克丹同翻译官张德彝前往高井庙总税务公所会晤赫德。赫德表示：“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缘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倘若迟迟不来，恐大内一切不堪设想。”[119]事实上，昆冈等人正是通过与赫德的会晤，开始理清头绪的：一方面是尽快与行在建立联系，转达洋人派庆亲王前来议和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函催庆亲王进京议和。据《那桐日记》记载，七位满大臣于七月二十八日再聚舒文处，“具折请派庆邸来京议和”。不过列名者，除了七位满大臣外，还有陈夔龙、许佑身、舒文，共十人。[120]陈夔龙、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赘言。该奏折于七月二十九日递出[121]，八月二日到达行在[122]。至此，行在开始得到有关京城的信息。八月三日，行在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并任命昆冈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123]该谕旨于八月九日抵达京师[124]，至此京师也开始得到来自行在的谕令。行在于八月三日还发布上谕，着手在行在与京师之间建立稳定的通讯渠道。[125]行在从此开始遥控京师，而京官们也不再是无主之臣。某种程度而言，京师与行在通信渠道的建立，以及留守大臣的进驻京师或被任命，实际上是在留守京官中重建了往日的朝廷秩序。
叶昌炽所谓“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当是指于式枚、李希圣、黄曾源、郑沅、高枏等人与美国公使康格联系，“问上起居”之事。事实上，这些人代表的是南城京官。这些南城京官先是致函赫德，“请给执照”以便探两宫[126]；接着便是通过李佳白等联系美国公使，欲进宫“叩问起居”[127]；然后就是用南城京官的名义“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128]。南城京官们执意“问上起居”，一方面是出于君臣之义，另一方面则是情势使然。在当时留守诸臣根本没有资格与洋人议和的情况下，高枏等南城京官在还没有确定皇上西狩之前，首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其次便是当时已有全权之名的李鸿章。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前之杀戮无理，宜其不来。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更何惧哉。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次日，高枏便“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129]八月一日，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炘、张亨嘉、黄均隆、朱祖谋、高枏、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贻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张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崧、李希圣、乔树枏、王世琪、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等三十三名留守京官联名致电李鸿章，催其迅速来京，以挽回大局。[130]显然，这三十三名留守京官也是以南城京官为主体。
这些南城京官能够在庚子国变时频频以一个类似团体的声音对外发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京官在此前的交往中打下的基础。在华学澜看来，三十三名京官联名电催李鸿章的公函乃“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131]事实上，这三十三名京官中，只有郭曾炘、张亨嘉、黄曾源、郑叔忱、陈璧、陈懋鼎、陈秉崧、卓孝复、张嘉猷、傅嘉年、高向瀛等十一人为闽人。其他二十三名京官籍贯分别是：曾广銮、杜本崇、郑沅、汪贻书、黄均隆、曾广镕、李希圣、劳启捷为湖南籍，高枏、宋育仁、高树、乔树枏为四川籍，刘福姚、于式枚、王鹏运为广西籍，李端遇、柏锦林为山东籍，徐郙为江苏籍，朱祖谋为浙江籍。[132]虽然这三十三名京官籍贯并不一致，但大体集中在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部省份。而从高枏的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联军破城前，高枏便与黄曾源、于式枚过从甚密，几乎是隔日一见。[133]后来于式枚曾打算为高枏的庚子日记作“笺释”，即因为其乃“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也。[134]而联军进城之时，黄曾源便是与高枏兄弟共居一处，三人还有分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135]联军破城后，于式枚仍然非常频繁地来到高枏寓所，且一般是同郑沅一起来，有时还有李希圣、汪贻书等。[136]后来因李鸿章进京，于式枚入驻贤良寺，与高枏等人见面变少，汪贻书还“以晦公先生久不见，欲戏拟公檄檄之”[137]。或许正是由于黄曾源、于式枚、郑沅、李希圣、高枏、汪贻书等人频繁的交往互动，使得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城京官在“问上起居”和“电催合肥”等行动上保持了一致。[138]
二、日渐困顿的生活
联军破城之前，京官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毫无问题的。到七月十四日，高枏还收到了“俸米，折价八两八钱五分”[139]。当时困扰京官们的主要是无钱可用，而这与五月二十日的火烧大栅栏有关。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140]。恽毓鼎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师自大火之后，炉房尽焚，银根大紧，各票号相与闭门，不发一款。”[141]恽毓鼎于六月十日“偕大兄至恒裕筹款，不得一金”，恽由此感叹“银钱艰难如此”。[142]高枏则在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何伯卿存款二百在恒裕，往提用，不与，仅与洋元，为可恶。”[143]事实上，正是因为缺钱，许多京官选择了留守京城。
联军破城后，两宫西狩，朝廷已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等于断绝。更雪上加霜的是，联军进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144]。仲芳氏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粮米蔬菜无处籴买，有积存柴米之家，尚可自饱。无柴无米之人，只有枵腹哀号而已，更有有钱无处买粮者”，仲芳氏因此庆幸自家“有存储白米四百余斤，煤块二千余斤，藉资糊口，如不被抢，可作两月之粮”。[145]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也有如此表述：“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146]但更多的情况是，家中无余粮或余粮很少。高枏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少平来问子厚行止，言厚走时未与留煤米钱，向米铺挪五十斤，烧木器，吃所剩泡菜。今米已完。而又有郝世兄者跟宋公来京，今宋宅未开火，郝饿两日，央恳来依云云。予曰，‘此时只一人可设法，添一人则无法’。”[147]华学澜家向来将俸米存于广源米店，‘陆续取用’。八月十日，华学澜“令人到广源取米，未取来，言其店以无米辞，又遣翁德领人往，勉强取来白米老米共三百斤。翁德亲见其店白米已无，老米亦无多，其店尚有四人，自己亦须食也”[148]。避难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三日写道：“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149]其实，叶昌炽在昌平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八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写道：“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十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150]
此时，对于北京官民而言，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因粮道不通所引起的缺粮。高枏在七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表示：“米路若通，在京多住数月何害。大局未定，百里内米商畏劫不来，惟有望火车成，可运津米。”[151]仲芳氏更是在七月二十五日便写道：“内城外城各门均有洋兵把守，严禁出入，故连日逃难之人皆不能出城，街市反无弃家逃走之人矣。青菜货物亦不能贩运进城，粮食尽被土匪抢劫一空，民间无处购买粮米谷菜，多有两日仅食一飡者”；八月九日，仲芳氏又写道：“近日乡间青菜，暂能贩运进城内货卖，惟城门把守之洋人须扣留一半，方准放入”。[152]因为粮食蔬菜无法进城，导致北京城内物价陡涨。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便观察道：“昨今两日，小菜涨价一半。”[153]仲芳氏则记载了八月四日京城有关粮食买卖的信息：“近日偶有住户磨卖一箩到底连麸子之面，每斤大钱五百，其粗糙实不堪下咽。每日只五更出售，买者皆须鸡鸣而往，每人只许秤买二斤。门前拥挤，多有徒手而归。”[154]为此，仲芳氏感到眼下众民甚有绝粮之虞，但也只能徒唤奈何。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八月十一日，庆亲王在与赫德的广化寺会晤中，在商谈和议等国家大事前，“先商之赫德，转诺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蔬菜照常入城，以维生计”[155]。恽毓鼎也访赫德，“商办南粮，赫甚以京津运道梗塞为虑”，“惟就近采办杂粮百货，或有可为”。[156]而高枏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亦望市店开张，给一护照，保以洋兵。”[157]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也正是经商的大好时机。叶昌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都中百物腾贵，香油尤缺乏，若从昌平贩往，可得倍称之息，粮食蔬果亦堪获利。”[158]仲芳氏在十月二十日亦有类似表述：“刻下遍地生意，颇可谋财，凡绅商士庶，大半改作买卖，以图糊口。”[159]高枏便安排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到京来卖，虽然其主观意图是作为出城运货之提倡，兼平粜，但客观上还是“稍资挹注”，“人己两益”。[160]后来因创办《京话日报》而得享大名的前官员彭翼仲，和时为同文馆学生的齐如山也都在此时尝试着经商。[161]当时的北京城，几乎人人都在从事经商贸易。
因从事贸易者日多，货畅其流，物价也得到了控制。高枏在闰八月十九日写道：“由津运米来者亦多，米价六两八”；到了九月五日，则又写道：“市价白米六两二一包，老米四两，小米三两”。[162]仲芳氏也在九月二日的日记中表示：“街巷出售估衣、绸缎、珠宝、古玩、粗细器皿、各样吃食，凡百货无一不有，价值且廉。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但仲芳氏又表示：“惟居家分毫进项皆无，即或稍有存储，自五月开兵以来，迄今困耗五月之久，久已坐食山空，粮米虽有，无钱岂能籴买，亦与缺粮何异哉”。[163]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北京城之所以出现人人都在经商的局面，“推原其故，皆因旗汉官民人等，人人失业，糊口维艰，故暂作生意，以谋蝇头之利，养赡身家耳”。[164]
对于一般平民而言，做生意是不需要太多顾虑的，但对于达官贵人而言，则可能有伤体面。困守京城的“王公、贝子、贝勒等”因“财产既尽，俸禄又无从支领，生计日绌”而不得不“自怀其宝石顶，沿街求售”。这类事情被报章登载，并命名为“记诸王公大臣困辱事”。[165]显然，官员权贵沦落到靠售物经商来维持生计的程度，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高枏让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售卖，一定要特别强调“本平粜之意而为之”，只有如此，才能“心亦安矣”[166]。故大部分京官不屑也不愿靠经商来维持生计，而同时这些京官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才开始领到部分俸禄。[167]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底，这将近半年的岁月，靠俸禄为生的京官们毫无收入来源，又何以自活呢？
当然，不少京官也有一些积蓄，这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岁月。但在联军入城之初的抢劫风潮中，这些京官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华学澜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遇书庵，言适到嵩文恪师处见庶师母，其寓被掠甚苦，几有断炊之势。”[168]华学澜本人也于七月二十四日被掠去“银洋元貂褂女衣表首饰木箱各一”，还庆幸“前二日用银易钱数百千，不然皆为掠去，何以度日”。[169]当时很多京官将衣物等寄存当铺、镖局，结果当铺、镖局亦被劫，使许多京官遭受较大损失。如高枏在八月三日、五日连续两天记载其亲朋好友因当铺、镖局被劫而遭受之损失：“洋兵入春元当搜括银元，土匪乘之，劫物甚多。七兄衣物皆在，甚为焦躁。德先物，皆幼涪拮据而成，不无可悯，然已失，奈何”；“元顺标局存衣箱数百口，皆被日本兵拿去垫睡。子厚颇吃亏，萍三、芸子亦不免，芸不嗟叹，可谓雅量”。[170]逃往外地之京官，在京寓所损失更大。例如，逃往昌平的叶昌炽于闰八月四日得知，其宅“洋兵先至剽掠，教民继之，衣物搜括一空，惟书籍碑版尚未动”；闰八月七日，叶昌炽“至龙王庙寺，僧出迓，引至禅堂，条衣瓶钵，劫掠一空，余寄存翎冠，亦化乌有，满地字纸。据寺僧云，麟书衣裘六十余件，及书籍皆寄此，亦荡为烟尘矣”。[171]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京官只能靠借贷为生。如华学澜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少棠来，前向伊通融，今送来银十一两一钱五分，余暂存留为寓中日用之需。”[172]高枏在十一月四日写道：“早饭初毕，房师熙先生来，出客厅见之，师问予况何如，欲挪数十金。予以近况答之，许以如能设法，或有款来，当分数送去。师之官衣全在当铺被劫。言劫者皆左右邻，无一洋人。”[173]叶昌炽则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准备向人还款之事：“拟以百金归栩缘昆相款，以百金度岁。”[174]有时所借还包括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米煤之类。如前述余少平靠向米铺“挪五十斤”以度日，吃完后便只能“央恳来依”高枏；华学澜在十二月十六日、十九日分两次共买煤六千七百九十五斤，还邻居五千九百四十五斤。[175]
更多京官是靠省吃俭用来勉强度日的。高枏在八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早饭用红薯蓣煨粥，薯蓣一斤值钱九文，可省米一碗”，“昌寓后圃枯井出泉，月省水钱二金”。[176]日后，高枏曾表示：“今年七八月间，凡陷于城中及寄居外县者，但有包谷面以为窝窝头（用包谷面杂小米面为之，另煮粥以下），小米以为二合饭（先煮小米，后煮大米，同沥起而同蒸之），即谓口食不缺，可以不慌。八口之家，可月省米银十余金。一日京寓买小米，一老翁过门曰，‘吃二合饭，何如用白高粱与饭豆同煮，其养人与白米等。’”[177]这还是“口食不缺”的状况，对于高枏而言，这段岁月实际上更加难熬：“七月城破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178]由于难得吃到一顿蒸饭，故高枏曾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特别记道：“十五后至今始食蒸饭一顿，虽糙米，甘芳无比。”[179]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18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宋育仁向高枏表示“大局不可为，南行何如”时，高枏认为：“现在钱米烟酒，一时俱罄，若得合肥速来，并添钱若水、米元章、王烟客为全权，或者可为。不然，真不可为。”[181]在高枏看来，南归与行在，皆非吃饭不行。高枏“日盼”李鸿章来京，除盼其来京议和之外，也希望李鸿章来京，能给京官们的生活带来转机。同高枏一样，一向对李鸿章“恨之入骨”的旗人也日日期盼李鸿章来京。在齐如山看来，旗人们盼李鸿章来京的迫切，超过了京城里的其他人群：“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182]李鸿章来京，的确不仅仅是带来了议和的希望，也给京官尤其是南省京官带来了南下回乡的希望与可能，而这正是本书后面部分将要着力叙述的。
第三节 京官视野中的庚子国变
大半产自于科举考试的京官，在为文论事方面多驾轻就熟。作为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京官之议论，往往能成为天下士论的典范和标准。但与普通士人相比，京官身在庙堂，其议论便常常又多了一份庙堂意识。
一、南北与新旧
京官多喜议论，如京官之聚会，除团拜等具有明显集体社交性质的聚会之外，更多是三五好友扺掌剧谈。聚会高谈阔论之外，不少京官更喜欢在日记中点评时事人物。但亦有京官如那桐、王文韶者，日记中只见每日生活的冷静叙述，绝少点评世事人物。华学澜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少在日记中表达意见，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人物，甚至感慨也少，不多的几次情绪表达，大都是在京津断邮后对于天津家人的担忧。但在某些时候，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也能传达出其对于义和团的不屑。七月初七日，义和团传出“七月七日，家家不许动火，方能免灾”的命令，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内眷恪遵坛令，本日竟寒食饮凉水一日。余与实甫诸人依然火食，真不堪教诲矣。”次日，友人来谈，“言及义和团威令已不行，街上童谣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华学澜甚至罕见地评价道：“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183]华学澜在对义和团作如此评价之时，义和团的“神威”事实上早已在很多人心目中破产，围攻西什库教堂与东交民巷将近两个月仍未拿下的现实，再加上天津失陷及联军正向北京步步逼近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即使再执迷不悟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对于义和团，恽毓鼎一开始便将其斥之为异端“邪术”，主张早为解散：“此教起于山东，蔓延及畿辅，名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实白莲之余烬，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鹜。乃至辇毂之下，亦明目张胆，聚众为之，可忧实甚，所宜早为解散也。”[184]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廷决定恃义和团与诸国开战之后，恽毓鼎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仲丈信服拳民甚至，所论足发人志气。”不过，恽毓鼎内心深处对于义和团的不信任，又促使其“虔谒关圣帝君前默祷，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洋人能否聚而歼旃？并问京城安危”。求签问卜的结果是，“拳民必可成事”，“苟不坚持战议，国家便致羞辱”。对于恽毓鼎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斥责义和团为“邪术”，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抽签占卜的方式来确认“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恽毓鼎的这些举动表明，他终究还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人士[185]，但恽之守旧与刚毅、徐桐等守旧派大臣又有不同，即恽坚守的是旧学之正统。正统旧学对于义和团等“怪力乱神”是统统斥之为“异端邪说”的，恽起初对于义和团几乎本能般的不信任，应是正统旧学长期熏染的结果。而正统旧学在应对外患过程中的节节败退，又给了旧学中“异端”以可乘之机，刚毅、徐桐等对于义和团的大力支持正体现了这一点。[186]出于各种原因，本应对“异端”极力打压的朝廷启用了“怪力乱神”，而这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视朝廷谕旨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正统旧学中人，使他们部分改变了对于义和团的观感。
相对而言，高枏与叶昌炽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未曾变化。高枏也是一开始便对义和团心存恶感，日记中常称义和团为“王八”。对于那些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高枏也多持批判态度。何乃莹奉旨赴涿州“劝散”义和团，致信于式枚，表示义和团“颇有难解之势”，“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同时又“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高枏见信后，直指何“语多骑墙”。[187]赵舒翘“送母眷过山西”，高枏又评论道：“当言不言，令其母受暑天道途之苦。”对于主张剿灭义和团者，高枏则颇多欣赏，例如袁世凯，高枏评价道：“袁办事与大指歧，而坚守不变可敬。”据此可见，高枏对于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确，且一直不变，即主剿。叶昌炽也是首次提到义和团，便认为此乃“邪术惑人”，后又评价义和团有关红灯照的“讹言”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对于力主招抚义和团的“徐相、刚相、崇公”等大臣，叶昌炽指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叶昌炽的同年何乃莹、王培佑因支持义和团而得超擢，叶评价二人为“旧学之铮铮者”。[188]徐桐、刚毅、崇绮素以守旧而知名，何乃莹、王培佑被叶昌炽认为是“旧学之铮铮者”，恽毓鼎则因守旧而对义和团的态度摇摆不定。如此种种，义和团与守旧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解之缘。
在高枏、叶昌炽的日记中，与义和团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北人”。五月十八日，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既闻宣武门人如潮涌，喊杀之声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无一非混小子也。卧后又闻喊杀声，如是者约两次，据云枪炮皆城上所发，有洋谍攀女墙而登。端邸传谕，迎拳匪首领进城抵御，此亦‘北人’之言也。”[189]高枏则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南城二十日下午尚有团，次日泯然无迹，‘北人’狡狯如此”；两日后，高枏又记：“茂之圉人王三犹以为天兵将下，北方愚民如此，安得不乱”；八月十六日，高枏又在日记中写道：“芸厨夫言，良乡有‘王八’万余。恐未确。‘北人’好张‘王八’声势”。[190]叶昌炽至辛丑年正月四日尚在日记写道：“‘北人’执迷不悟，街谈巷议，依然如醉如狂，杞人之忧，仍未能稍释耳。”[191]在高枏、叶昌炽的笔下，‘北人’几乎”等同于义和团，至少也是义和团的热情支持者或产生义和团的大本营。
即使与义和团无关，在高枏和叶昌炽的眼中，“北人”的形象也是极其不堪的。联军破城时，黄曾源的管家要逃，高枏在日记中记道：“石孙管家‘北人’也，要逃。张荣亦焦灼万状，皆怕二毛杀他们。石孙苦口开导……土人之愚，大率如此。团匪烧教偏看得惯，今日却虑难保。”[192]叶昌炽则在闰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在路南小胡同中，为疯人械击，旋拘之去。嗟乎！今兹北方蠢蠢之民，皆疯人也，执政亦疯人也。”[193]又在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又闻‘北人’无知者，尚有在街溲便，德人见之，即开枪，日有轰毙者。”[194]高枏和叶昌炽认为，‘北人’最大的毛病便是愚蠢，而且正是因为愚蠢才会有义和团之乱。同时，高枏与叶昌炽又偏见地认为‘北人’不但自私，而且卑鄙无耻。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高枏记道：“昨日，派长麟、文润带团往通州挖濠（未明发），团去一百人。昨日，即有疑其未必往者，北民于此等处却不愚，况又无统摄。”[195]在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表示：“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万民伞，美界继之，德兵蹂躏过甚，亦以此愧厉之。城内英界美界，居民铺户，无不纷纷效颦。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北人’真无心肝矣。”[196]十月廿二日，高枏还在日记中写道：“外省某公，君子人也，与其至交书，言赴秦者约百人，‘北人’最多”；此前不久高枏在日记中表示：“先逃者鄙，奔赴者卑”。[197]
此外，叶昌炽还常以南北对举的方式，表达其对于“北人”的所谓鄙视，以及对于南北畛域牢不可破的忧虑。如叶昌炽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劫骤临，天荆地棘，‘北人’惛然若寐，‘南人’则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为矣”；七月初一日，阅诋抄得知“李端遇兼署吏左，徐承煜兼署礼左”，叶昌炽感叹，“南北畛域，牢不可破”。[198]高枏的四川同乡乔树枏亦有类似忧虑，于十月六日向高枏表示欲离开京城，理由是“恐南北势成，洋另有所立，或将派事，于名义有碍”[199]。
有意思的是，常在日记中使用“北人”一词的高枏、叶昌炽均为南省人，而作为北省人的那桐、华学澜，在其日记中则几乎找不到“北人”或“南人”的提法。横跨南北的恽毓鼎在辛亥年（1911年）之前的日记中也几乎不用“北人”或“南人”二词，但言谈议论中往往会涉及对于南北的评价。如在丙申年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表示：“南中子弟极多聪俊者，然往往伤于浮薄，似宜以正心术、励品行为先。”[200]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恽毓鼎担任癸卯科会试同考官，在日记中评论各省考卷：“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201]可见，恽毓鼎特论相对公允，对于南北子弟皆有不满，南中子弟病在“心术”“品行”，北四省则病在“不通”。
恽毓鼎对于宋儒极其推崇，每日抽两个时辰，看宋儒书数页，作为检摄身心之严师。对于当世附和新学者妄诋宋儒的现象，恽毓鼎则评论此辈为聋瞽丧心者。由此可知，恽毓鼎对南中子弟“心术”“品行”之不满，其来有自。同时，恽毓鼎对于新学书籍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在其丁酉年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志先送来新出《译书会公报》，每月四册，董绶金同年及诸同人所创也。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见识。另有《国闻报》，陈陈相因，徒费目力，还之。”[202]据此亦可知，恽毓鼎在癸卯年提出“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也并非偶然。
但从根本上讲，恽毓鼎如前文所述，仍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之人。戊戌变法时，朝廷颁旨“汰冗官，谕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太仆、光禄、鸿胪四寺，一律裁撤。河督，督抚同城之巡抚，不押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不管地方之同通佐贰，均裁去”，恽毓鼎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我皇上毅然废之，一破宋元以来积习。彼失职者横生非议，何足窥变法之精心哉！”[203]恽毓鼎支持的原因是，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为宋元以来之积习，也就是说从传统时代的统治经验来看，这些官职也是应该被裁并的，因而恽毓鼎对此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不久，恽毓鼎闻朝议有剪发辫、易西服之意，忧愤填膺，几至食不下咽。此前，有人劝恽毓鼎让其子习外洋语言文字，他则一笑谢之。在对待戊戌政变的态度上，守旧者恽毓鼎最为关心的是皇上的安危，后闻戌戍六君子俱斩西市，惊痛刺心，呕吐大作。恽毓鼎评价戊戌年间事时，表示：“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异，而以区区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204]
在庚子国变期间几乎从不使用“北人”“南人”等词语的恽毓鼎，在辛亥年间则频繁使用这两个词语。如辛亥年九月七日，面对“南省京官争遁”的局面，恽毓鼎叹道：“甚矣，‘南人’之不可用也。余平日持论，用‘南人’十，不如用‘北人’一，观于此益信。”十一月十六日，“赴同志联合会，皆各省之志存皇室者（究竟‘北人’为多，南省寥寥数人而已）”。十一月二十二日，“革党名为共和，而酷暴钳制，过于专制十倍。‘南人’偶语君主，即毙以手枪”。在庚子年及其以前的岁月中，多与江苏同乡来往的恽毓鼎在1912年4月致其兄长的信中表示：
然弟所以不思南归者，非忍远离先墓也。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
恽毓鼎因此表示，愿“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恽毓鼎在辛亥以后抛弃了其曾经更加认同的故乡江苏，证明辛亥年间的恽毓鼎已接受了南北之见，并完全认同北方。由此前推，可知庚子国变期间的恽毓鼎对于南北并无太多成见，而这或许又与庚子国变乃‘北人’肇祸有关。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时代的恽毓鼎，从本质上讲与保守的北方更为亲近。辛亥鼎革被恽毓鼎错误地认为乃“南人”祸国，因此恽毓鼎迸发出极为强烈的南北之见，斥“南人”“奢淫”“诈巧”。
从叶昌炽、高枏、乔树枏等京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南北之见在庚子年的南省京官身上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从恽毓鼎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新旧与南北构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实际上，叶昌炽对此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当庚子祸国诸臣被杀时，叶评论道：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205]
“南人”与“北人”对应的分别是“少年新进”与“老成旧辅”。杨国强在论述庚子年的论文中也指出，“效西法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这些都使得“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常常交叠在一起。[206]这表明南省京官在庚子年间表现出南北之见，实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
在时人的一般印象中，义和团运动与旗人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义和团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大多为旗人亲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207]亲历五月二十一日朝议的袁昶在日记中写道：“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208]从未参与过朝议的高枏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209]柴萼之《庚辛纪事》论端王载漪：“拳匪起，倡率诸王贝勒，轻举妄言，致肇战衅。”[210]叶昌炽则在日记中表示，徐桐、刚毅、崇绮主持于内，裕禄、毓贤主持于外，“内外同心”肇祸于国。[211]《拳事杂记》节录某山东京官之书信曰：“京师义和团匪，不独满人奉若神明，即汉人中如徐中堂桐、赵尚书舒翘，亦不能抗疏力争，而徐赵数人，且迎合权要之意，力保团民之足恃。”[212]在该山东京官眼中，徐桐、赵舒翘的罪责在于“不能抗疏力争”，“且迎合权要之意”；而满人对于义和团则是“奉若神明”。另有“北京来函”亦云：“一月以来，京师胡同城闉，竟遍贴该匪百十字之咒，劝人行道，满人崇信颇笃。”[213]《拳乱纪闻》中甚至还有如此记载：“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中之人，其腰间均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214]此则材料节录于报刊，以“北京访事来电”为起首，流布于众，自然会进一步加强时人有关满人与义和团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印象。可以说，在世人眼中，庚子之祸，虽起于义和团，但肇祸者实乃旗人。
其次，“此次旗人肇祸，受祸亦旗人最酷”。在叶昌炽看来，“此次兵祸，旗人职为厉阶，故各国视若仇雠，八旗子弟之隶兵籍者，妇人之旗装者，被祸尤酷”[215]。旗人被祸最惨的具体表现是，旗人向来所居之地“尽付焚如”，“八旗阀阅，无不自内达外，旷无人居”。高枏在日记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颂年言内城旗宅受害已极。”[216]《拳乱纪闻》所摘录的某报七月二十三日烟台来电云：“此时北京内外城所有满洲民人，全已逃遁无一存者。”[217]洪寿山《时事志略》之第二十四段“改旗充民”，对联军入城后旗人之畏祸心态亦有详尽描述：
旗民老少妇女，不敢粉饰妆容，素发挽簪鬓蓬松，形如逃荒人等。旗人不敢请安，要学民人打躬，若问尊驾贵何称，便把老姓答应。[218]
旗人之学民人，是“惟恐洋人知是旗人耳”。从这段材料可见，联军破城后，即使洋人没有明确地对“汉人”“旗人”进行区别对待，但至少在旗人心目中，存在着这种区别对待，并因而恐惧，从而殉国。
京师城破之时，“旗人多举火自焚，或阖室雉经，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219]。事后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奉上谕详细确查矢志殉国、临难捐躯者。因为京城所有各旗员暨各衙门汉员是否在京，无从查问，昆冈采取“该殉节诸臣家属呈报名口数目，开单具奏”的方式，陆续将“在京各员及家属殉难清单”上奏行在。从庚子年九月十二日（1900年11月3日）第一次呈报，至辛丑年三月六日（1901年4月24日），短短半年便有十次“殉难清单”之呈报。此外，还有一些单独呈奏，如袁世凯之《呈请旌恤王懿荣事摺》、昆冈之《代奏副都统奕功阖家殉节事摺》、寿全之《为辅国公光裕坠井身死并代递遗摺事摺》等。尽管也有汉人殉国者，但庚子年的殉国者大多为旗人则毫无疑问。《庚辛纪事》曾如此叙述庚子殉难者：“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220]张之洞则于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1901年1月5日）致电李鸿章表示：“八旗殉节者，早已入奏，而汉员除王祭酒外尚未有闻，实是阙典。此举关系甚大，当蒙鉴察。”[221]
旗人殉国者更多，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乃恐惧洋人之报复；另一方面，或许是旗人的家国之感来得更为强烈一些。作为旗人中少有的“讲西学”者，宝廷之子寿富视联军破城、社稷成墟为“国破家亡”。作为好友，华学澜亲身经历了寿富之殉国：“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其志甚坚。谈许久归。”[222]在致华学澜的信中，寿富写道：“大势已去，晚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为表明，晚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223]
临死之前，寿富念念不忘的是向朝廷表明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由此可知，往日守旧者视讲西学者为汉奸为叛国，的确给趋新士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对义和团不抱好感的恽毓鼎曾在六月二日的日记中论述如何辨别传言之真伪：“大抵言之缓急，视乎人之壮馁。其深恨洋人、意气甚壮者，往往喜谈胜仗。其平日倚重彼族，不以开战为然，恇怯久以遣眷者，则必张皇敌人，幸灾乐祸，冀京师之危，以实其向日之说。”[224]言下之意，恽毓鼎显然对于“不以开战为然”的趋新士人更多鄙视与不屑。而这种鄙视与不屑是以断然否定趋新士人的家国情怀为前提。高枏听闻“某侍御以未出城者皆汉奸”，愤愤然表示：“然则城内如昆、敬、崇、礼、溥，城外未走者尚多，皆汉奸乎。王伯唐不喜洋，最恨团，而毅然自尽，将何以评定。”[225]一句汉奸引发高枏的如此愤怒，以及寿富殉国之前的谆谆嘱咐，表明寿富等趋新士人内心深处都很难容忍他人对自己家国情怀的怀疑与否定。
殉国当然是京官或士人家国情怀的极致表现。但对于汉人京官而言，殉国又不仅仅是因为家国之感，更有来自传统文化的召唤。例如，对于宋承庠而言，“既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对于王铁珊，亦是如此：“读书所学何事，一旦时势至此，不能出死力与敌相持，已负朝廷而愧学问。若更引身远避，自问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之官，在籍践大清之土，国若不保，家将属谁？”[226]在这些汉人京官眼中，殉国乃是国破之时读书人的本分。因为殉国，他们既实现了对清王朝的大义，也实现了对圣贤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忠诚。
事实上，那些不曾殉国的汉人京官在庚子国变中亦不时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恽毓鼎在闰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让绕石栏外行，不敢踰越尺寸也。”[227]很少在日记中有情绪表达的华学澜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有类似记载：“在前门雇车，由正阳门直入大清门，外国虽不禁止，终属中国禁地，臣子何敢废礼。无如暂雇车夫不受约束，禁之不可，闭目低首，心犹惴焉。”[228]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南北满汉之见的叶昌炽在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亦有如此记载：“由东西长安门穿驰道而过，端门洞开，各国兵弁车马纷驰不绝，小臣非敢陨越，御者趋捷径如鹜，虽禁之亦不从也。各处宫墙，往往开一便窦，任人出入，冯轼长叹。”[229]虽然只是门禁，但代表的是国家礼制，因此对于身为大清臣子的恽毓鼎、华学澜和叶昌炽而言，过禁门即是逾越礼法。因为京城为联军所占，往日的礼法秩序皆荡然无存，过禁门在平民百姓眼中也许无足轻重，但在饱读诗书的恽毓鼎等京官眼中，却是足以引发家国之感的惊心之举。
事实上，因为庚子时期的中国仍是一个君主礼制国家，所以京官士人的家国情怀也多寄托于宗社礼制及君主身上。七月二十七日，尚无留守名义的昆冈等留守京官与赫德会晤，表示“目前最急者，保护宗庙社稷、东西两陵以及禁城以里大内各地方，均为最要。其次则百万生民性命”；庆亲王奕劻与赫德首次会晤，“发议之始，先以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徐郙等南城汉人京官联衔请安折亦以“宗庙宫廷，安然无恙”为幸，并据此判断洋人“惟志在和约，以逞其要求”。[230]寿富殉国的理由也是“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后华学澜“闻昨晚大火并非大内，系朝阳门楼及各仓，急令鸣西告知伯茀，宗社未动，尚可缓须臾无死”。[231]八月四日，各国公使及八国联军部分队伍由昆冈等陪同入大内“瞻仰”宫廷。在高枏看来，“兵队入宫，为灭国之礼”，“各国到此，有瓜分之意”，“若魏晋六朝之事将毕见于一朝”，“晦若先生甚忧之，芸子所忧更甚”，“石孙亦以为然”。[232]马勇在其著作中则认为：“联军的这一举动既有战胜清王朝的象征意义，又为将要进行的议和谈判留有足够的余地。”[233]这是研究者的事后论述，对于身处其时的京官士人们而言，有关宗社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他们的家国之忧。
据《恽毓鼎庚子日记》所载，宋承庠“以耻插白旗死”，寿富殉国最终也是“以耻悬白旗死”。[234]当然，更多京官选择了插白旗，《高枏日记》七月二十三日载：“乔宅亦插白旗，擦去街条门对。”[235]华学澜家遭劫，洋兵“濒行，留白旗一，上书洋字，悬之门首”；“颐菊泉在门首执白布，上书洋字，云悬之门首，即可保护。书庵在街上亦云然。鸣西即往寻一样来，照书悬之。又写数块分送邻家”；“蒋梅生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梅生向在大学堂，通洋文，见余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236]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237]由此可知，悬挂白旗在当时的京城是一个普遍行为。高枏在日记中记载了乔树枏之“插白旗”，对自己有无插白旗却只字不提；同样，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承庠、寿富因耻悬白旗而殉国，而对于自己是否插白旗亦只字不提；只有华学澜对于自己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记载。
高枏、恽毓鼎有无插白旗，我们已无法得知，所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有插白旗，但耻于在日记中提及；另一种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插白旗的情况下，坚持不插白旗，刚好也无事。不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让人感到，高枏、恽毓鼎均视插白旗为耻。华学澜对于插白旗毫不避讳，或许在他看来，插白旗与否，无所谓耻辱与不耻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关国家宗社之安危。相对于插白旗与否，他更看重的是禁门洞开所象征的朝廷礼制被践踏，从而“闭目低首，心犹惴焉”。相对而言，洪寿山《时事志略》对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区分：
二十一日，大小街巷门前，俱插白旗，上书“大日本帝国顺民”字样，我等小民，所当然也。自古以来，民顺天命，今亦然也。惟旗人与民不同耳。今我国大清未灭，偶然都城失守，而大小旗户，以及官宅府第，亦插白旗而从日本，殊属可笑可耻。[238]
洪寿山将旗人、京官与一般平民分开，划作一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看法，也说明了旗人、京官与清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所以一些京官尽管在庚子国变上存在着明显的满汉之见，认为旗人乃肇祸之尤，但面对联军入城、山河破碎的局面，这些京官的家国之痛并不轻于旗人。城破之时，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完整抄录了日本人招商运货及弹压地面的告示：
大日本军事警务长官柴，为明白剀切晓谕事。照得国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尔号即须速为购买粮食，以便民生。本长官恐有不法之徒，从中滋事，特派兵周流以查，为尔号保护。如有持有粮食之户，以粮食卖尔，尔须收买，不得推诿，买了即将其粮米转卖与小民，以便周转。此事尔号务与持平交易，总以便民为主，不得恃强居奇，本长官实深厚望焉。大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八月。
叶昌炽之所以在日记中完整记录这份告示，想必是该告示予叶昌炽以深刻触动。在这份告示中，日本人以中国民众“长官”的身份发布告示，表示要派兵保护中国民众正常的经商贸易，最后的日期落款使用的也是日本明治年号。因而，叶昌炽悲叹：“嗟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家国同悲，可为痛哭。”[239]
注释
[1] 陈陆辑：《拳变系日要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第336号，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2] 以往对于庚子国变的研究，往往以“义和团运动”来指代和概括，有时也会加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曾在2000年出版《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对义和团运动的百年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与述评，其中“百年论著目录”便有近500页的篇幅。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方方面面，如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义和团思想意识与社会心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关系、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东南互保以及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等，大都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参见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济南，齐鲁书社，2000）。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关注，如张鸣的《世纪末的看客》、胡成的《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和《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利用《王大点庚子日记》、仲芳氏《庚子记事》、《恽毓鼎庚子日记》以及《义和团史料》中一些比较私人化的记录，叙述了普通人眼中的庚子国变。这是一个与以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宏大叙事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小人物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这一点也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不过本书关注的对象更为集中，即主要是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参见张鸣：《世纪末的看客》，载《读书》，1999（5）；胡成：《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载《读书》，1999（10）；胡成：《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载《读书》，2004（3）。另外，日本学者田中辰宜于2006年发表的《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一文，利用《申报》《中外日报》和《新闻报》等报刊上的相关资料，对庚子年间寓京南省人士的居住状况、职业状况和逃难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田中论文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一些被中国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难民的名单，因而与本书所要论述的庚子救援行动关系颇为密切，只不过田中利用这些资料主要是来探索和建构义和团时期居住于北京的“南人”群体的基本状况，对于庚子救援行动本身并不涉及。参见［日］田中辰宜：《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载《史泉》，第104号，2006。
[3] 黄濬：《〈庚子秋词〉故实》，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414～4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马大勇：《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载《求是学刊》，2013（1）。
[5] 目前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的京官已有不少研究，如郭道平的博士论文《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对陈夔龙、翰林群体以及顽固派京官的关注和探讨。以陈夔龙为例，郭文关注的重心是陈夔龙的人生轨迹在庚子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此透视类似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庚子事变带来的影响，以及由于这一影响而导致的坐言起行的转变历程。庚子国变可谓陈夔龙仕途转折的关键节点，此前的人生阶段，被陈夔龙称之为“沉滞时代”，此后十余年虽被其命名为“忧患时代”，但正是在此期间陈夔龙从顺天府尹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仕途之顺之显赫，与“沉滞时代”可谓天渊之别。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人生经历，就成了解释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关键。郭文以陈夔龙的自述为线索，对其在庚子国变时期的活动进行了详尽叙述，而陈夔龙作为庚子国变时期的顺天府尹，后又作为唯一的汉大臣被任命为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之一，不但亲身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也全程参与了解决庚子国变的各项善后工作。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作为，充分展示了自身的才干，为其日后的宦途显达奠定了基础，而这段经历也成为“陈氏最感骄傲的话题”。参见郭道平：《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71～100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还有两篇完成于2016年的硕士论文，均聚焦于庚子国变期间的陈璧。陈璧作为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期间由巡视中城御史升至顺天府尹，对于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从失序到重建秩序这一过程，不但亲身经历，也是重要的主持者，因而聚焦于陈璧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致力于庚子国变及其后北京城的社会治理研究。参见毛树华：《庚子事变后陈璧对北京城的恢复》，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孙丽丹：《义和团时期的陈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另外，文学领域对于庚子诗词的研究，如李晓涛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周振荣的《事核词哀，独抒衷爱——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考评》（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陈正平的《〈庚子秋词〉研究》（龚鹏程主编：《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四辑第18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卓清芬的《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陈尤欣的《〈庚子秋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等论文或著作，或多或少都要涉及这些诗词作者（大多是留守京官）进行创作时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心态、思想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集中在某一部作品上，尤以《庚子秋词》相关研究最为集中。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庚子事变文学集》中的“国变众生相”进行探讨，其中包括“两宫”“官员”“洋人”“义和团”等章节，参见欧轶松：《文学中的国变众生相——基于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某一位京官，如陈夔龙、陈璧，或京官某一方面的活动，如吟诗作词，缺乏对留守京官群体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关照。
[6] 目前学界对庚子年间北京城的相关研究也有不少，如路云亭对庚子年间北京演剧业的研究［《庚子剧坛——清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的演剧业》，载《民俗研究》，2008（3），139～155页］，滕德永对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安民公所相关情况的探讨［《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起步》，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2），88～93页］，张建斌以“四恒”钱庄为中心对庚子国变期间北京金融汇兑状况的考述［《晚清政府的一次救市——以“庚子之变”中“四恒”钱庄为中心的考述》，载《北京史学论丛（2015）》］等；再如郭道平博士论文对正阳门、翰林院的庚子劫难及其意义的深入阐发，对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统治及民众对于联军统治印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论述（《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189～227、315～332页）等。此外，贾琳《庚子事变中的北京城》（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49～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一文，通过“两宫出逃路线考”“京城：攻占与开献”“京官：走与留”和“天气：晴与阴”四个方面，考察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当天，北京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北京城中活动的人群包括两宫、京官和普通百姓如何应对这一事变；周增光《庚子事变前后北京的社会救济与政府行为》（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73～383页）一文，则对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前后进行的诸如“拨仓米平粜、提前发放旗民钱粮、稳定钱庄票号以稳定市面，以及开设粥厂施粥、发放棉衣裤以赈济贫民”等救济活动进行了一番梳理，表示不能简单地认为清廷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中缺位。上述研究大多专注于某一行业、某一机构、某一时刻、某一现象和某一领域，因而很难让我们对庚子国变期间整个京城的社会秩序及其演变过程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把握。
[7]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30～35、122～126页。
[8] 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17、34～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9] 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37～142页。
[10]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335～346页。
[11] 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422～423页。
[12] ［美］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载《历史研究》，2002（5）。有关这一主题的探讨，何伟亚在其专著《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本·米德顿《帝国的丑闻：华北的抢掠和日本的公共空间》和刘易斯·伯恩斯坦《沦陷之后：外国占领下的天津，1900—1902》等论文，也是专门探讨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后的在华抢劫及其所引发的道德辩论。这些论文都被收在2007年出版的《拳民、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被认为是“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参见姚斌：《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评〈拳民、中国与世界〉》，载《清史研究》，2012（2）。
[13]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4] 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页。
[1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2页。
[16] 祁龙威：《关于〈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读义和团运动史札记》，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1）。
[17] 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48页。
[18]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74页。
[1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4页。
[20]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49页。
[21]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11页。
[2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2页。
[23] 尽管众多庚子国变的中国亲历者将五月十五日当作京城大乱的开始，但客观而言，杉山彬被杀还不足以成为庚子年中外关系走向战争的转折点。杉山彬被杀是在中外冲突日趋严重，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步步紧逼的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兴起后，由于拳民和教民的冲突不断，列强便一再要求清政府大力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英、法、美德等国驻华公使，针对清政府要对拳民进行区别，不得“概目为会匪”的上谕，联合照会总署，蛮横要挟清政府“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要求清政府发布上谕，清楚说明“凡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结社或窝存其任何成员者，均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其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此后，英法美俄等国舰队陆续集结大沽口，对清政府施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1900年5月28日），各国公使一致决定调兵前来北京“保护各国使馆”，并于五月四日获得了清政府的同意。当天，各国官兵共356人便抵达了北京，此后又有部分外国官兵陆续从天津赶赴北京。而与此同时，列强仍不断向华增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1900年6月7日），英国政府授予驻华公使窦纳乐在镇压义和团时“酌情处理事务”的全权。随后，其他各国驻华公使也分别从各国政府获得了类似的命令。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驻扎在天津的联军司令西摩“连发三电”，令其迅速率军进京。次日，西摩便率领英、美、奥、意、俄、法、德、日等国联军二千人分批乘火车自津赴京。（上述背景叙述，参见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9、92、115、119、122、133、139页。）西摩联军在途中遭到义和团阻击拦截，没有按时抵达北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杉山彬受日本驻华公使之命，前往马家堡车站迎候联军。等候无望，杉山彬打道回府，途中遇到甘军马队。“他不肯让道，甘军士兵大怒，将他从车中拖出。杉山彬竭力抵抗，终被制服并杀害。”其实，当时前往马家堡车站迎候联军的还有意大利公使，以及一些志愿者，但都安然无恙。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是外交官殒命的第一例”，但北京的公使团“并没有受到巨大的震撼”，“窦纳乐的报告非常轻描淡写”，“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国际反应也不强烈”。日本使馆也非常克制，驻日公使只是要求清政府归还尸首，“没有用动武来做威胁”。日本外相也不想就此事小题大做，并向英国驻日公使透露，“日本天皇的意见是，日本不应当采取任何英国尚未采取的行动”。所以，有学者认为，“杉山彬事件是偶发事故，并不是中外关系导致战争的转折点”。参见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255～25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4] 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700页。
[25] 《御史李擢英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71页。
[26] 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64页。
[27]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11页。
[28]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王崇武译，载《近代史资料》，1954（2）。
[29] 孙敬：《义和团揭帖》，载《近代史资料》，1957（1）。
[30]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97页。
[31] 《王文韶日记》，10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181页。
[33]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221页。
[34] 林学瑊编：《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133页。
[35] 《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又电》，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11页。
[36]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11～12页。朝廷先于五月九日派赵舒翘、何乃莹，次日又加派刚毅前往涿州，“察看”并“劝散”义和团。在李希圣看来，此举正好导致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京师。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2页。
[37]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184页。
[38] 陈陆辑：《拳变系日要录》，77页。
[39] 《庸扰录》，见《庚子记事》，251页。
[40]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184页。
[41] 《巡视中城御史文瑮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26页。
[42] 《西巡回銮始末记》，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136～137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43]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255页。
[44] 当然，京师之乱局面的形成，乃至庚子国变的出现，更主要的原因是清廷中枢的决策失误，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列强对中国社会日益全面、深入的入侵，及其所必然导致的中西之间的对抗。
[45] 参见陈捷：《义和团运动史》，30～35页；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17页。
[46] 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22页。
[47]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336页。
[48] 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422～423页。
[49]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7页。《高枏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见高枏：《高枏日记》，《庚子记事》，152页。
[50]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9页。
[51]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3页；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7页；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8页。
[52]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0～31页。
[53]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69～170页。
[54]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0页。
[55] 《著各部院惩戒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事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651页。
[5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2页。关于翰林院点到，恽毓鼎、高枏也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7～58页；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54～156页。
[57]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后来，那些因告假而“前资注销”的京官，又因奔赴行在“反得优奖”，而留京困守官员则被打压，这一现象颇让恽毓鼎愤愤不平。参见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7页。
[5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2页。
[59]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22页。
[60] 包士杰辑：《拳时上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126页。
[6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6页。
[62] 刘体智：《异辞录》，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63] 李鸿章语，原句为：“刻下北京无主，各武员便宜行事，势难遥制。”参见《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38页。
[64] 如陈捷《义和团运动史》在“联军肆虐”一节中主要讲述了联军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等暴行及“首祸大臣”被辱之情况，见陈捷：《义和团运动史》，122～126页；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在“联军陷北京”一节中主要关注北京城破时之“官绅殉难”的状况，见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34～39页；金家瑞《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强盗的滔天罪行”一节中，主要从“烧毁方面”“惨杀方面”“抢劫方面”及“奸淫罪行”四方面历数联军罪行，尤其关注联军对我国文物方面的掠夺，见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37～142页；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在“北京陷落与八国联军的暴行”一节中，亦主要从烧杀掠淫等方面讲述联军的罪行，见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335～346页；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在“千年古都惨遭蹂躏”一节中，也主要从烧杀淫掠等方面讲述联军的暴行，见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500～506页。
[65]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5、37页。
[66] ［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226～233页。
[67]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1页。
[6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7页。
[69]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2、54页。
[70]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4页。
[71]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4页。
[72]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53页。
[73] 此后齐如山买了很多衣服，价格都极其便宜，如“买了四件绸缎夹袍，每件不到一元，几身皮袄，每件不到三四元，都是九成新以上”，齐如山因此反问，“似此价值，比白拿贵了多少？”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4～55页。
[74]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95页。
[75]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62页。
[76]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94页。
[77] 参见陈璧：《望岩堂奏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第93号，20～2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1页；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5页；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8页。
[7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5页。
[79]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2～53页。
[80]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95页。
[81]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6页。
[82]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6页。
[83]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7页。
[84] 因颐菊泉家境富有，故自七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洋人“已来八次矣”，此后仍陆续前来。对此，华学澜在《庚子日记》中多有记载。
[85]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5、42页。
[86] 杜某：《庚子日记》，见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570页。
[8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9页。
[8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4页。
[89] 陈璧：《同文馆等项教习学生充当洋官翻译品类不齐急宜严行甄别摺》，见陈璧：《望岩堂奏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第93号，157页。
[90]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53页；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9页。
[91] 陶孟和：《辛丑日记序》，见华学澜：《辛丑日记》，《续修四库全书》五八三·史部·传记类，4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2] 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65册，40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93] 曹允源：《诰授资政大夫赠头品顶戴原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品衔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墓志铭》，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附录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94]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28页。
[95]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32～133页。
[96]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34页。
[97] 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70册，3页。
[98]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35、154页。
[99]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33页。
[100] 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71册，211页。
[101]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79页。
[10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80、101页。京官中以“消夏”“消寒”为名的交往聚会传统，由来已久，魏泉所著《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对此有更为详尽地论述。
[103]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5页。实际上，翰林院点到之后，留守京官仍在为那些点名不到又无人为之告假的京官设法：“支继师来信，因早间谈及同乡袁励准庶常，呼名不到，以大宛多寄籍，乡谊不笃，无人代为告假，故适又见清秘堂黄石荪言及之。石荪意在保全一功名，故来问名，并索结，即将酌升印结填名并写数语交来人赍回。”见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108页。
[10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二辑，第317号，30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10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8～151页。
[10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9页。
[107]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2页。
[10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8页。
[10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1页。
[11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六八，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上，149a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记载，徐郙等请安折记录在案的时间是八月十三日，并非八月十五日。参见《礼部尚书徐郙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51页。
[111]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3页。
[112]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3页。
[113]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3页。
[114]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4页。
[11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4页。
[116] 《大学士昆冈等摺》《照录总税务司赫德复函》，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5～496页。
[117] 《照录总税务司赫德复函》，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6页。
[118]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5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19] 《照录与总税务司赫德问答节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7页。
[12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50页。
[121]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51页。
[122]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六八，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上，135a页。
[123] 《军机处寄庆亲王奕劻等上谕》《军机处寄大学士昆冈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3～514页。
[124]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51～352页；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4页。
[125]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六八，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上，136a～136b页。
[126] 高枏在日记中如此表述：“曾君和、郭春畬、陈玉苍等约同人三十余与赫德信，请给执照，便探两宫，今日送去，尚无回信。”见高枏：《高枏日记》，《庚子记事》，176页。
[127] 据《高枏日记》记载，李希圣、黄曾源等“往会李佳白，并会美使康格”，“告以欲探两宫”。见高枏：《高枏日记》，《庚子记事》，180页。
[12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1页。
[12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7～178页。
[130] 该电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转发，参见《附东抚袁转电》，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260页。此一事件在《高枏日记》中亦有记载，并附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人复电，参见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1～192页。
[131]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27页。
[132] 除林开章、王世琪、许柽藩三人籍贯没有查清之外，其余三十名京官的籍贯，笔者主要通过《清代硃卷集成》《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等工具性书籍，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均逐一查明，即如正文所示。有关这三十三名京官的籍贯情况及资料来源，参见附录三。
[133] 联军破城前，反映在《高枏日记》中的于式枚与高枏之会面，便有五月十九日、五月廿九日、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日、七月四日、七月五日、七月七日、七月八日、七月十二日、七月十三日、七月二十日共十三次；黄曾源与高枏之会面、通邮，有五月廿一日、六月四日、六月九日、六月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二日共六次。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5～146、148～150、152、155、157～158、160、162～163、165～166、171页。
[134]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4页。
[13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4页。
[136] 据统计，在李鸿章进京前，于式枚等与高枏之会面有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一日、八月二日、八月三日、八月四日、八月六日、八月九日、八月十日、八月十一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四日、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三十日、闰八月一日、闰八月七日、闰八月八日共二十二次之多。参见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4、176、180～188、190、192～197页。
[13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01页。
[138] 据王鹏运《庚子秋词》“自序”，联军陷城之时，朱祖谋、刘福姚“先后移榻就余四印斋”，三人朝夕相从，感时惊心，以诗词唱和遣日，后宋育仁亦“和作若干首”。此乃王鹏运自述《庚子秋词》之来历，从中也可一窥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日常生活状态。由此亦可见，此三人和宋育仁均成为“三十三名京官”中的一员，并非偶然。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197～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66页。
[140]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22页。
[141]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3页。
[142]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6页。
[143]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52页。
[144]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8页。
[145]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4、36页。
[146]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1页。
[14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7页。
[14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21页。
[14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0页。
[15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0页。
[151]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8页。
[152]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6、39页。
[153]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7页。
[154]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8页。
[155]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5页。
[156]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5页。
[15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9页。
[15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4页。
[159]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63页。
[160]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6页。
[161] 参见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111页，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齐如山回忆录》，56～57页。
[162]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01、206页。
[163]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54页。
[164]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61页。
[165]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65页。
[166]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6页。
[167] 十一月二十九日，恽毓鼎“赴北城柏林寺翰林院公所领俸，三四品俸发四成，仅领到四十金”（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71页）；十一月二十九日，华学澜“领俸五成”（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39页）；十二月一日，高枏“到昆师处领俸银廿一两八钱二分”（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25页）。在此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八旗满蒙汉及绿营兵丁钱粮，均于今日按五成开放。各人虽领饷无多，究沾国帑，更可望以后钱粮不致裁免矣。城内凡在旗之人，人人欢悦”（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67页）。
[16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6页。
[169]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35页。
[170]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3～184页。
[17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5～466页。
[172]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36页。
[173]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7页。
[17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1页。
[175]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40～141页。
[176]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0页。
[17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6页。
[17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6页。
[17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1页。
[18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8页。
[181]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2页。
[182] 《齐如山回忆录》，62～63页。
[183]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1页。
[184]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48页。
[185] 当然不能仅凭恽毓鼎的求神问卜便将其定义为守旧之人，其他更多证据散见于《恽毓鼎澄斋日记》。如到了新政时期的1903年，在举国趋新的状况下，恽毓鼎在日记中表示，“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同时与友人“于东南新学俱深恶而痛斥之”。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详述。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76页。
[186] 罗志田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1～3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8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5页。
[18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1～442页。
[18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3页。
[190]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7～178、189页。
[19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7页。
[192]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4页。
[19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7页。
[19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0页。
[19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57页。
[19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9页。
[19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4、195页。
[19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5、455页。
[19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2页。
[200]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17页。
[201]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89页。
[20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23页。
[20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43～144页。
[204]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62页。
[20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7页。
[206]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16～2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07]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4页。
[208]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38页。
[209]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6页。
[210] 柴萼：《庚辛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26页。
[21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1页。
[212]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44页。
[213]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2页。
[214]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24页。
[21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8页。
[216]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8页。
[217]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64页。
[218]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97页。
[2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1页。
[220] 柴萼：《庚辛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15页。
[221] 《致上海盛京堂转李中堂》，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482页。
[222]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4页。
[223]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5页。
[224]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4页。
[22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7页。
[226]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868～869页。
[227]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9页。
[22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38页。
[22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72页。
[23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7、550、552页。
[231]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4～115页。
[232]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6页。
[233] 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502页。
[234]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3页。柴萼《庚辛纪事》亦如此记载：“联军入城，喧传若竖白旗者贷死，于是屋外竖某国顺民旗者，望中皆是，寿与仲茀急仰药。”见柴萼：《庚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15页。
[23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5页。
[236]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5～116、122页。
[237]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34页。
[238]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93页。
[23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4页。“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语出《诗经》，宋人范晞文在《对床夜语》卷一中释其意：“悲其君有酒食鼓瑟之不能乐，犹有国而弗治，则将为他人之所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