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救援是过去研究中甚少论及的一个题目。志阳自2007年读博开始，即以此为题，从一点点搜集相关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个脚印，把相关档案、文献，以及散见于当年上海报刊上的各种有关救援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载回被灾官民名单、杂记等资料一一找出来，并加以系统梳理、排比与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前后历时五年终于撰成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把这次救援的全过程呈现出来。论文于2012年被答辩通过后，经过数年沉淀，去年志阳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原稿进行全面、细致的增订删改，最终定稿。志阳在《后记》中叙其缘起：
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志阳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自己已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认为，与对庚子年次第发生于南北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庚子西狩、东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议和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研究得众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间由上海绅商发起、组织和实施的大规模救援则显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众多近代史著作几乎不著一词，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就庚子之变的整体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这一块，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当志阳把这部书稿交到我手里的时候，着实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除了对志阳的耐心和毅力表示惊讶外，更基于我对这个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认知。庚子救援发生在京津沦陷这一被时人称为“自有家国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与上述一连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缠，互为因果。而且因为这种“深度交缠”，又不能不跟世纪之交中国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诸重关系深相勾窜缠绕。因此，讲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难度，要厘清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上述诸重深相勾窜缠绕的关系，则尤属不易。
志阳此书最着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于“尽量完整地呈现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讲清楚这一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得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具体时空情境有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志阳有充分的自觉。他在《导论》中指出：“庚子救援行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志阳依据自己艰苦搜寻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上海图书馆藏陆树藩《救济日记》及相当于救济善会“征信录”的《救济文牍》，盛宣怀档案中有关庚子救援的各类史料，以及《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相关资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侧重地详尽论述了这一史所罕见的大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及其影响，其中对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这两大救援主体组织的发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级成员、成立过程、具体的救援活动、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内容的梳理尤为细致入微。此外，书中对救济款项的来源，特别是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及粤籍官员的独立捐款及其动机、成效，以及救济款项在京官间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与分析亦颇有所见。至于对沦陷时京城世相与京官生活的摹写，对救援场景的叙述，更是历历如绘，每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还是书中的“余论”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与前六章偏重于叙事不同，这一部分的立意则在于阐释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志阳在完整叙述庚子救援的全过程之后，特别从中拎出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等贯穿全书的五个关键词进行深入讨论，并以这种讨论来对庚子救援进行总结，不仅形式新颖，亦必有助于从更深广的脉络中理解庚子救援这一事件的由来及其演进。如此大规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展开的救援，绝不会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浓缩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区域社会的变迁历史。这正是志阳想要追踪的历史脉络。他发现庚子救援的实际主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丝商：最早倡议庚子救援且一直负责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是丝商，负责东南济急善会日常事务的庞元济、施则敬是丝商，另一个救援组织“协济善会”的创办人杨兆鏊也是丝商。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费财力，特别是像庚子救援这样大规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丝商成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开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关。由于地近江浙产丝区，上海出口贸易以蚕丝为最大宗，丝商因此而逐渐累积巨量财富，“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丝商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七千余回南者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实际上，救援以“乡谊”相号召，以“省籍意识”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这是国情，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另外，关于“义赈”在上海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志阳在分析这个关键词时，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19世纪的上海，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帮的各自为政。正是长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使得上海华人社会逐渐拥有了一个有别于官府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能为上海各省华人都认可的华人领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够调动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社会的力量，与统一的华人社会及其领袖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的出现密切相关。当然，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不可能因为几次义赈就能成型，但义赈在增进帮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各移民群体的上海认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志阳这本书是厚实的，也是有见地的。厚实而有见地，一方面说明他在这个题目上下过切实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著作虽未必炫目，但一定不会是过眼烟云。
周武
2018年6月14日
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