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严修先生与故乡宁波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生于直隶三河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严信厚先生的族侄。他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他慧眼识英才，为南开大学选了张伯苓这位好校长，且热心资助周恩来同志旅欧。严修用一生来实践一个思想：将私塾改造为学校；用一生来会通一条学理：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守住一个真谛：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这位爱国教育家辞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随后，遍及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了“范孙楼”，并为严修先生塑造了铜像。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像，以为永远纪念。
二老喜相逢
严修的祖籍在慈溪东乡费市（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国寺就位于费市灵山（又名马鞍山、骠骑山）山腰幽谷中。严氏迁津一支的始祖是严应翘（慈东严氏第二世）。严修在1898年3月13日的日记中提及：“富燧公者，吾迁津始祖应翘公之考也。”在清顺康年间，严应翘以经商迁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四棵树”，后临倭瓜园。故严修先生曾撰门联云：“邻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为始祖严子陵垂钓处），横额“故园瓜好”。此处为南开学校前身的敬业中学、天津女学嚆矢的严氏女学和严氏保姆讲习所及附设蒙养园等所在地。严氏前后十一代，约三百年均居于此。但前期与祖籍地慈东一直没有联系。严修先生在《登钓台》诗中曾谈及：“吾家支祖宗八公，当明之世家慈东。五传至我迁津祖，时在昭代康熙中。天津是时号曰卫，卫城西有文昌宫。宫之迄西来卜宅，更传七叶逮我躬。浙东燕南久隔绝，曾无一纸通邮筒。慈溪县有马鞍山，我识此语方幼冲。马鞍究是何状态？每涉冥想心憧憧。”
严修的祖父严家瑞行商于顺天三河一带，是一位有名的盐商。他禀性慷爽，肯于急人之难，周济亲友从无吝啬。严修在《本生先祖父宇香公事略》一文中谈到他的祖父：“自少佐人治盐，以义声闻于安平、祁州、博野、肃宁等县。”其父严克宽在科考失败、家父年老重危之际，亦走上业盐之路。1858年因英法联军入侵，他率全家避居三河县（今属河北省）。1860年4月2日，严修就出生在三河县。严克宽自清同治庚午（1870年）起担任长芦总盐商，先后共达十年。严克宽平日治事公正持平，不辞辛劳，严于律己，心系他人。他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尽力资助天津当时的育婴室、施馍社、牛痘局、惜字社、备济社、灯牌公所等慈善机构和慈善团体，并积极参与临时举办的“冬季施粥”“四乡放赈”以及“书院值年”等公益事务，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天津县新志》记载：“（克宽）年二十三弃举业行盐，以才望推为总商，天津故有善举。向以总商董其役，克宽事必躬亲，不辞劳怨，成效昭然。”
严修先生的祖籍地慈溪，由于人稠地狭，致使许多人为解决生存危机，而纷纷从事海上的商贸活动，是一个具有浓厚经商文化气息的地方。而天津为京畿门户，又是明清时期的军事与经济重镇，在开埠之前就已是北方相当重要的地区之一。善于经商的宁波人自然不会遗漏这块土地，故相继来到津门发展。天津长芦为海内外著名的盐区，历史悠久，以盛产晶莹洁白、味醇质好的“长芦盐”而闻名中外，朝廷贡盐多出自长芦。自清初长芦盐运公署从沧州移至天津后，更为漕运及盐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舞台。一些宁波人以长芦起家，一跃而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商。其中就有“南北二严”，“北严”即为严修的父亲、时任长芦总盐商的严克宽，“南严”就是严修的族叔、近代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严信厚。严信厚亦是靠长芦盐业发家。他在任长芦盐务督销、天津盐务帮办等职时，取得了盐业的引岸（即包销食盐的指定地区）权，后就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十余年间积聚大量家财。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其日后有条件游刃于金融业与工商业。“南北二严”相逢在长芦，经过交谈并查看家谱，自此沟通了严氏家族间的联系。严克宽还与严信厚共同出资，在慈溪东乡费市的留车河畔建起宗祠。严修先生在贵州学政任满后，特意回故乡谒宗祠和扫墓。1917年4月，严修先生到杭州桐庐，参观了汉严子陵先生钓台、垂钓处和严子陵祠；4月28日在杭州清泰第二旅馆作七言古体诗《登钓台》，内中就写到此事：“光绪初载丁戌间，吾父半百吾成童。浙有族父（筱舫阁学）宦畿辅，小长芦馆主人翁。二老相逢证谱牒，南北自此初沟通。留车河畔起祠宇，二老斥金完巨工。迨余使黔还渡海，遂诣桑梓修敬恭。”
亲友相与还
严修先生故乡的亲戚中，他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族叔严信厚及其子严子均。严修先生1909年在《慈溪严氏寿芝山庄公牍章程汇录·跋》中提到：“余先世自慈溪侨隶津籍南北隔绝者数世。自阁学公（严信厚）与先君子相见于津沽，始叙兄弟之谊。余得侍公杖履，於子均过从尤密。”严信厚在近代天津经营盐业、钱业、丝绸业和金银珠宝业，均获得成功。他和严蕉铭、王铭槐等人将天津的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馆内设施齐全，建有关帝大殿、观音殿、文昌阁、戏楼、议事厅（供同乡董事开会议事）和厢房（供同乡驻足）等，使浙江会馆成为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联络同乡进行商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浙江会馆创立伊始便将运柩回籍之事作为重要会务，后又专门在天津创建了浙江义园，严信厚亦为此捐资出力。严蕉铭在1917年撰写的《天津重建浙江义园记》中就记载：“以停寄之无馆舍，光绪乙丑（1889年）年始，由张君友堂建议，严君筱舫、王君铭槐及昭明贷资，在河东小王庄售地十一亩，葺治义园。”严信厚在天津购置有房产，天津经司胡同有一处房屋，有地基六亩，正房两大宅，花厅一宅，下房、门房、马号俱全。严子均继承父业经商，多财善贾，也常去天津。他在天津购置多处房产，如天津督院马号后房屋，有住房五所，共计大小九十二间。又有天津英、法租界地产六种，计规元银21万两。严子均除主持源丰润票号外，因与蔡乃煌（1908—1910年任上海道台）关系密切而承办源通海关官银号。1908年，严子均参与操办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等，受当时民主革新思想的影响，积极组织上海的商界同仁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慷慨解囊。严子均有一位族兄严廷桢（诸生，字渔三，号辟庸），他俩虽非期功之亲，但自幼而壮而老，同学共事从未有一日间，爱敬真忱，逾于手足。
严渔三与严修先生的联系交往也很密切。严渔三所著的《延秋室诗稿》就由严修作序。序中提到：“渔三律身至严，接物至和，论人论事，是非皎然。其诗赋物写怀，因事见志。所作盖多在辛亥（1911年）以后。”严渔三所编《江上题襟集》共收录严修诗6首：《登钓台》1首、《登富春山》1首、《湖滨茶楼》1首、《雨后山行》1首、《津浦道中》2首。《江上题襟集》亦由严修作序，全文为：“延秋室主人既写己诗付印，更选取十六人之诗写为一卷，名曰《江上题襟集》。此十六人者皆主人尝与唱酬之人，而修居其一。彼十五人皆江浙名宿，诗且入古人之室。以修羼入毋乃不类，主人殆因兄弟之谊而偏徇耶。而修则窃喜得附斯集以传也。主人属为序，乃不辞而序之。己未（1919年）仲春之月天津严修。”严渔三先生工书法，曾任宁波通久源纱厂经理、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和上海总商会坐办，辑有《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案禀定详细章程》。
南开创办人
严修从小酷爱学习，博览群书，眼界大扩，攻读益勤。他兴趣广泛，尤喜天文、算学、医学诸实用学科。23岁考取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至1897年任贵州学政，他大胆变革教育，要求学子不仅攻读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并将贵阳学古书院（又名“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课以经史、算学为主，从而揭开了贵州历史上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帷幕。甲午战争后，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改革教育，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以广取人才；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他倡设“经济特科”的主张，不仅切中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以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线通道。这是中国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的一项重大突破，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此文已收入《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后严修先生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综理全省学政。他以劝学筹款为首务，先后创设了劝学所和宣讲所，开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北洋师范、高等法政、女子师范学堂等。1905年至1909年任学部（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侍郎，他的许多擘划和举措，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旧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如首次提出与颁布教育宗旨，认为现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制订并公布第一个女学章程及各项学校章程的初步修补完备；设立图书局、名词馆、京师图书馆、京师督学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等教育事业机构；在全国推进新式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严修先生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教育，与张伯苓先生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南开系列学校努力适应社会需要，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之路，取得丰硕成果，闻名于中外。为筹办南开大学，他和张伯苓用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详细调查研究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等，还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回国后，他和张伯苓花费很多精力，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向各方征集办学建议，筹募办学经费。严修先生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为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最大的贡献。正如胡适所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从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即河北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严修先生重视人才培养，力求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尤其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在南开大学创办初期，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曾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有过重要指导作用。他还以个人财力、物力和声望对学校给予很大支持。如先是一次性捐款5万多银圆，后以家产大部长年累月资助南开，并将《二十四史》《九通》等私人藏书和典籍悉数（共3万余卷）捐赠给南开图书馆。20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的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源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可以说，若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张伯苓校长经常教育学生：“南开学校的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他的伟大的人格与高远的见解，处处值得‘南开人’警醒！”在严修先生因病去世后，张伯苓在其追悼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追念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严修先生思想开明，在清末民初，力言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制度，捐资兴学，造育一方人才，著有《严氏教女法》《严修诗集》《蟫香馆日记》《自订年谱》和《严修东游日记》等，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严修先生曾向天津图书馆前身直隶图书馆一次捐赠家藏珍籍1200余部共5万多卷，奠定了该馆馆藏基础。这位著名学者去世后，其后人将严修先生诗文集、日记、杂记、函札等多种著述手稿捐赠给了天津图书馆。日记手稿原系线装，共74册，记事时间上起1876年，下迄1929年，内容以记严修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与社会活动情况为主，兼及其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发掘与学术研究价值。这部时间跨度长达50余年、内容翔实丰富的日记，为研究严修的生平、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清末民初这一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诸多重要线索。严修先生的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是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因此，这部日记手稿也颇具书法鉴赏与研究价值。
慧眼识英才
周恩来总理（1898—1976）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们十分敬仰的伟人。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和风度也深受国内外人士的钦佩，而这与他青年时期在南开受到的熏陶和锻炼有一定的联系。该校醒目处有一大立镜，上方悬挂着严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容止格言”，内容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复制件现陈列在“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内）这给1913年秋考入南开学校（创办于1904年，为南开大学前身）的周恩来以深刻的印象。他自始就被这“镜箴”所吸引，并自觉地以此规范自己的衣着、仪表、气象、颜色。后知“镜箴”为严公题写，敬爱之情油然而生。1916年，还在南开学校就读的周恩来曾撰《函索镜影》一文，记述美国教育家格瑞里致函南开校长索取大立镜和“容止格言”的照片一事，发表在南开校刊《校风》第26期上。当年，他所在的班被评为全校班风第一，所住的西斋19号宿舍获“整齐洁净”之佳奖。
周恩来很敬重严修先生，尊为长辈。南开曾在全国高校率先大力提倡课外活动，为一大特色。周恩来在南开除了受到启蒙教育外，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曾任会刊《敬业》及校刊《校风》的主编，还担任过全校演说会的会长。这很好地锻炼和提高了其组织能力。一次，他为担任主席的敬业乐群会所办刊物——《敬业》题写刊头事亲去严宅。严公为此欣然命笔。他留日期间，恰逢严老先生去美考察教育路经东京，于是几乎天天去看望，亲做菜肴让其品尝。严公曾称赞他做的醋熘白菜极可口。严公长周恩来38岁，他很赏识这位才华出众的学生，视如同代知交。1916年5月6日，南开全校举行由严公亲自阅卷并选拔的国文比赛，周恩来选做了第一题《诚能动物论》，经评比获全校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严公亲笔书写）的旗子。这包含了严公对他的推崇和奖励。周恩来的优秀品德和学业成绩、发表在该校《敬业》和《校风》上的文章、在敬业乐群会和南开学校演讲会等社会公益活动中缜密周到的组织才能等，不仅深得同学们的信赖，也多次博得严公的赞扬和格外赏识。在当时南开近千名学生中，严公称誉周恩来为“宰相之材”，不能不认为严公独具慧眼。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在校的杰出记录和高分毕业于南开学校。毕业生报告中记载着他在文学和艺术考试中名列全校第一，科学优，数学佳，并常在课外有自己的想法，平均分数为89.72.其后周恩来曾谈道：“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从南开受到了启蒙教育，因为学了一些新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潮。”从南开毕业后他赴日本求学，1919年4月回国。五四运动时，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并领导了天津那场大规模的爱国斗争。他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因此被捕，在狱中经过半年之久的顽强斗争虽获释出狱，但在反动当局的迫害下，陷入了失学失业的困难境地。爱才若渴的严公为启钥民智，造就人才，给他创造进一步进修的机会，特捐资七千银圆设立“范孙奖学金”，举荐周恩来和李福景二人出国留学。
1920年10月，周恩来和李福景到严府辞行，严修先生给以旅费千元和第一年用款，约定以后学费每半年汇一次，并将致北洋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托其照顾的亲笔信给他俩。周恩来于当年11月7日乘“波尔多号”邮船先抵法国后转英国。1921年1月25日，周恩来到伦敦后即致函严公，信中写道：“范翁老先生大人尊右：自叩别后，匆匆三月余矣。遥念长者病体日痊，精神矍铄，当如私祷。……恩来、福景入学事，已决定往北部，各大学一切入学手续已办完，惟俟学校回信至，便将遄往。”2月8日再次写信，告知爱丁堡大学已复函允其免去入学考，只试英文。“此半年中，或往爱丁堡大学听讲，或往法国学法文。”由于当时在伦敦每年生活费用约需200镑，而法国则低得多，故周恩来于2月中旬回到法国，住在巴黎近郊的哥伦布。他留学期间生活十分俭朴，从国内带去一个木楦，用来补他自己的袜子；旅行时带着一个小炉子，以便自己做饭，通常是把面包泡在开水里当饭，就着白菜或其他蔬菜吃。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函中曾谈及去欧洲留学，“主要意旨，唯在求实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在法国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3月份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作为第一批中共党员，他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对早期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曾有人问严公：“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你为什么还资助他？”严公认为周恩来是个人才，仍嘱咐账房继续汇款或托人转寄给予资助，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严修1921年的日记就记载道：“（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琴湘子）、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1月8日“会李琴湘，是日交补助李福景、周恩来学费七百二十元，据言可汇英金百镑交伊持去”。严修的资助不仅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且不必像其他旅欧生那样去勤工俭学，这就十分有力地支持了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曾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并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此事。如在陕北与斯诺谈及他在法国的经历：“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后来，周恩来评价严修先生：“一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两次回故乡
严修先生经常教育子孙不能“数典忘祖”。他曾在住宅设有供奉祖先牌位的“家庙”，遇亡人的生日或忌日，均要举行“生祭”或“死祭”。每逢清明节，他让子孙们去给祖茔扫墓，使他们知道水源木本，应该慎终追远，树立承先启后的思想。他自己就率先垂范，曾于1898年和1910年两次回故乡谒祠扫墓。
严修先生首次回故乡是在1898年。他在贵州学政任满后，于1月7日自贵阳起程，在湖南晃州度过春节。后过洞庭，经岳州、武昌，于3月5日到上海。在沪他受到其族叔、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先生的热情接待，为其开列到宁波应拜亲友及同族之有所事事者名单，并亲笔写信介绍，为严修先生在甬的活动提供便利。
严修先生经上海回故乡，返乡之行均由严子均先生悉心安排并陪同。1898年3月10日，他与严子均一起到上海金利源码头登招商局的江天船赴宁波，住在江北岸源丰官银号。在甬期间，他先后去外海商轮局、公泰当和源长钱庄，与费缉甫、陈汉章、汤仰高、陆渔笙、盛省传、陈源水、沈积三等会晤。之后到祖籍费市扫墓，先后拜谒了倚马鞍山之麓的迁津始祖应翘公墓、严应翘之父富燧公墓和始祖宗八公等墓，在墓前行告土礼和展墓礼。并在严氏宗祠祭祖。严修先生在日记中写道：“辰初起，小食后，巳初同子均乘肩舆下乡，长生步后。子均之仆李升、辛贵暨邢福护行李以舟往。舆行十五里至章桥，廛市颇整。一路多循小河而行。章桥似亦水路小码头也。又八里至东乡祖祠。见少臣七叔、诚甫三叔、梦香九叔、家声三叔、家斌四叔、怀素二叔、鸿志和逊品玉诸弟及诚甫叔之内弟居忠元、费序雨表叔之兄梦南。童舅小桥、费表兄缦云亦至。由宁波赴慈溪东乡宗祠。午正，具衣冠行祭宗神礼，奠酒三次，每奠一次皆三跪九叩。后闻子均云，应每次三叩，三次共九叩也。次行祭祖礼，先中堂，次右昭，次左穆，皆四拜，拜毕，族人以次俱拜。次行见尊长礼，余预命长生设椅于上，请尊长入坐受拜。宗长房长皆坐受，其余诸位叔父皆还拜，心殊不安。义行行团拜礼，智行以下拜余，余亦还之。礼毕，宴宗族于堂，上凡九席，长正引余至各席，每席一揖，讫，乃更衣，饭于客堂，余居主坐，同席者张杏林镇海人，圭乡施种牛痘者也，对张者为费表叔序雨之兄也，此外则少臣叔、缦云兄、子均弟。饭后家斌叔率余谒应翘公墓，墓在祠前教十武稍右。随子均至茂之叔、诚甫叔、少臣叔家，皆小坐。日暮雨甚，乘肩舆回祠堂。”严修先生在故乡拜访了族中长辈少臣七叔、诚甫三叔、梦香九叔、家声三叔、家斌四叔、怀素二叔、佐宸八叔和茂之叔等，谒见大叔母、二叔母、四叔母和叔祖母等，并捐款资助族人之贫寒者。他在《登钓台》诗中写道：“迨余使黔还渡海，遂诣桑梓修敬恭。冠带谒祠且展墓，马鞍山下马鬣封。童时耳详今目见，此时此乐真融融。或言追远当上溯，祖无远近尊则同。”
严修先生再次来宁波是在1910年，仍由严子均先生安排并陪同。当年严修先生51岁，已决意辞去学部官职。3月5日至10日，他在费市先后拜谒了始祖墓、应翘公墓和1906年逝世的族叔严信厚墓，到宗祠祭祖，谒见族中长辈，与族人会食，并对族人之贫寒者酌予资助。他在甬曾参观了光明烛皂公司、正大自来火公司和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纱厂；还由族弟严子均和严渔三陪同到慈城参观慈湖书院，并登清道观。严修先生在1910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出北门至慈湖书院（今为高等小学堂），堂长俞仲鲁（鸿梃）导观，讲堂宿舍颇整洁。俞君人亦安雅（先为中学堂今年复改为高小，原中学班学生俱送府城中学）。慈湖在北门外城基之下，城之前三面皆山，环城如半圆形，湖在其中，于湖广约里许，中界一堤，堤上有亭曰师古亭，过亭堤即慈湖书院，占地最佳。参观毕入北门出东门，三人复同登清道观。初行时，路口有坊，颜曰天门。门以内，柏两行，夹路荫翳；柏尽则升山，修竹左右，略如桃源。初升时，极幽秀之致，迎面坊字有‘龙门第一山’‘龙山福地’‘句章第一山’等字。遍登其楼阁，远眺全境，历历在目。”尔后，严修先生由严子均等陪同游览杭州、苏州、镇江、镇海和普陀山，于3月24日回甬仍住江北岸源丰润银号，次日先由费冕卿等陪同参观宁波崇敬学堂。后去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氏衣冠出迎，以宋元版书示观，并以历代帝王名臣、名儒等像见赏。
严修先生两次回故乡时的日记，还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如《宁波市教育志》提及：宁波教育会于1905年成立，教育会的机构设置、活动情况未见资料。而据严修先生1910年3月10日的日记记载：“宁波教育会正会长陈训正（字屺怀），副会长冯丙然（字子藩），特别评议员刘崇照（字楚藩）和范贤芳（字仰乔），评议员励延豫（字建侯）、冯毓孳（字汲蒙）、王绍翰（字艺卿）、孙绍康（字莘墅）、张世杓（字苞舲）、周骏彦（字枕琴）、唐凤翔（字茗陆）、金伟庠（字鹿笙）、张琴（字峄桐）、叶懋宣（字德之）、章述洨（字许影）、施国祺（字竹晨），书记员张原炜（字芋香），庶务兼会计冯良翰（字友笙）。”再如曾任效实中学和慈湖中学校长的陈谦夫先生早年就读于宁波崇敬学堂，但我们对这所学堂却所知甚少，阅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在1907年1月26日刊有一则短讯：“甬江北中西崇敬学堂现经各绅另举堂董，将该堂改名公立崇敬两等学堂，推广学额六十名，刻已遍粘纸招生报名矣。”查阅宁波老报纸，1922年12月30日《时事公报》有一则题为“崇敬学校之维持有人改选新董事廿八人竟费冕老未竟之志”的报道。而在严修先生1910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对该校就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七钟起，与（费）冕卿商拜客单。到宁波崇敬学堂参观，冕卿、通生陪往。该堂学生百二十余人（额定八十人，来学者众乃浮于额），其中高等一堂30人，初等两堂90余人，堂长忻昌宇（字佐廷，鄞县人），教员秦伟树（字菊友，鄞县人）、费绍炜（字钦何，慈溪人）、王大黻（字大任，镇海人）、胡成彬（字赓廷，慈溪人）。高等班学算学仅习一位除法，未免太浅。初等班年龄程度参差不齐且课目太繁，而体操仅一小时，详细未能适宜。初等习英文亦时太早。”
严修先生以自己爱国爱民的崇高品质和积极推进新教育的凌厉锐气，铸就了著名爱国教育家的历史地位，同时赢得了世人的敬仰。今日犹荣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既是他和张伯苓心血浇灌的不败花朵，又是他们献身教育事业的永恒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