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五十二岁的唐太宗李世民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唐太宗逝世后，后世对其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欧阳修称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朱熹说他“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宋高宗更是说唐太宗李世民“夸大而好名”。而理学家真德秀赞颂唐太宗“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历史学家钱穆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密而伟大的系统之下匀称地、合理地凝造起来。”“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黄仁宇更是说：“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但无论是褒是贬，无可否认的是，唐太宗的确是千年帝王教科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代时期的周世宗柴荣，终生崇拜唐太宗李世民，并常常自励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据《辽史》所载，辽朝君臣对《贞观政要》也十分重视。辽兴宗时，史臣萧韩家奴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辽皇子耶律雅里也说：“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
《金史》中记载，金朝君臣也都把《贞观政要》当作治国必读之书。金熙宗曾对大臣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矩法。”金哀宗时，大臣赵秉文轮值进讲《尚书》、《贞观政要》。金人还设益政院，以学问渊博之士为侍讲学士，“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这说明金人已将《贞观政要》作为治国必备之书，列为了帝王治国参考书。
明太祖朱元璋说：“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诏衣冠如唐制。”“准唐之旧而增损之，日进二十条。”李善长说：“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成。今制宜遵唐旧。”
明代规定将《贞观政要》与《尚书》、《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列为皇太子必读之书。明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时说：“唐太宗致治之关，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覆是书，谓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是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明穆宗命阁臣进讲《通鉴节要》与《贞观政要》等书，作为定制。明宪宗还亲为新刊《贞观政要》本作序。成化元年（1465），明宪宗的序文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
唐太宗不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贞观政要》一书在海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邻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不是最长的，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当时的世界中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向往。总结起来，唐太宗的主要政绩为：
一、注重总结隋亡教训，改革官制，虚怀纳谏。
唐太宗非常善于总结并吸取隋亡教训，引以为戒。他总结出了隋朝灭亡的三种原因：一是骄奢淫逸，大肆剥削百姓；二是生活腐化，荒淫无道；三是好大喜功，战争频仍。有鉴于此，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改革，他提倡节俭，不轻易发动战争，注意关心民间疾苦，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终于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的另一个表现是求贤若渴，礼纳贤才。为了得到杰出人才，他赦免了一大批原属于太子李建成一派的旧臣，并对才干之士委以重任。其中，魏征就是太宗虚怀若谷、重用人才的典型例子。正是唐太宗的宽宏大量，使得原来很多不愿出仕的人也开始为官，最终成为国家栋梁。
值得一提的是，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没有因为人才的大量缺口而降低选官的标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下，贞观一朝才涌现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太宗依据其才干大小一一委任官职，将他们纳入高层领导集团。除了陈旧的人才选拔办法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不但使选官的途径增多，而且让底层人民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较之以前的人才选拔更为合理，也巩固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唐太宗初步确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政府机构之间权力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旨意需门下省审查之后再复审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且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贞观朝最著名的谏臣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直说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甚至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作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二、厉行节俭，完善法制，努力发展经济。
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隋炀帝骄奢淫逸，所以即位之初的唐太宗特别提倡节俭，并亲自为群臣做出表率。史载，太宗最初所住宫殿竟是隋朝留下的，非常破旧。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严格遵守。太宗建立了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大臣日常生活都十分艰苦朴素，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多管齐下有效地抑制了官员的贪念，因此贞观时代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为《贞观律》作注，形成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影响深远。《贞观律》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六年全国三百多名死刑犯，太宗审查时令死囚全部回家过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三百多死囚均准时到来，没有一个人逃走。
经济方面，唐太宗适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并在全国各地劝课农桑、设置义仓、兴修水利，这些举措不但有力促进了农业发展，还实现了人口增加和社会稳定，为“贞观之治”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除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经济和规模都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古代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实行的一系列利民措施，使得贞观时代的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百姓们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
三、加强民族交往，形成了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先是积极用兵，平定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后大败吐谷浑、高昌，建安西都护府，平定西域。
武力扫平敌对势力后，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宽容政策：准许少数民族自由迁徙，与少数民族政权通婚和亲，任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影响深远。如把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后，得到吐蕃的拥护；很多少数民族将领在唐朝做官后在随后的战争中也立下赫赫战功，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苾何力、黑齿常之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而随着中原王朝的影响日益深远，内迁的少数民族也多了起来。据悉，当时长安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这些措施使得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在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欣然接受，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各族人民给予唐太宗的极高荣誉。
四、注重教育，促进文化繁荣健康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文水平也很高，他不但勤奋好学，还积极融入到身边众多书法家、画家和诗人的圈子中去。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学、太学繁盛至极，甚至引来了诸多的少数民族贵族学习，地方也有不少学校，不但培养出了不少人才，而且极大推动了唐朝文化的繁荣。
唐朝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极大的向心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日本对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学习运用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国家制度。这些先进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五、致力于对外交流，影响世界格局。
贞观时期，唐廷所辖地区经济发达、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学习交流，使得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大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如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了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后，再传到了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的，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人无完人，贞观后期，唐太宗的一些变化，使得他被后人所诟病。一是征伐高句丽，前后两次，他都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甚至引发了农民起义。二是太宗晚年生活习惯变得奢侈。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他看了史官所写的起居注。本来按照传统，记录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起居注，皇帝无权干涉。为了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而史官也从来都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却看了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不过，唐太宗在晚年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这确实难能可贵。他教诲太子李治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来作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再远都要得到，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