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运动席卷全球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马克思《神圣家族》
当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总会觉得不太严重，很容易搞清楚，解决起来也不难。可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孤苦无助，而且事情变得极为复杂，叫人无计可施。
——波伏娃《筋疲力尽的女人》
懦弱是会传染的，并且，勇气也会。
——伊坂幸太郎《PK》
来龙去脉
Me Too运动起源于2017年10月初，众多女性指控美国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这桩性侵丑闻，发酵成一场席卷全球的反性骚扰社会运动。“#MeToo”是这场运动的标签，它的意思是“我也是”。2017年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公开倡议：“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标签的状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号召之下，曾经的受害者纷纷从沉默中站出来。7天内，有100万的用户在推特上使用“#MeToo”标签发表推文。其中69.9%是女性，30.1%是男性。Me Too运动被引爆。
在2017年的最后3个月，Me Too运动从奥斯卡蔓延到戛纳、伦敦，话题连月盘踞美国、欧洲媒体头版；2018年，又跨越大洋来到亚洲，到达中国、韩国和印度。
哈维·温斯坦丑闻被曝光后，美国的Me Too运动又将参众议院议员、体操队医、影视界大腕、著名主持人、王牌记者甚至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等众多名流扫下马。在英国，多名政界高层也深陷性丑闻，甚至为此辞去要职。前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被指控并承认自己在2002年曾把手放在女记者膝盖上，并为此辞职。更有多名保守党内阁官员、国会议员等被爆涉嫌丑闻。甚至在慈善晚宴上，被现场卧底调查的记者亲眼看到多名保守党高层性骚扰女服务生。“聚众性骚扰”丑闻引发舆论一片骂声，也惹来保守党的政治危机。瑞典文学院也陷入性丑闻风波。有18名女性声称遭到瑞典文学院女院士的丈夫阿尔诺性侵或强奸，这些性侵发生在1996—2017年。甚至其中一起的受害人竟是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事后，瑞典文学院多名院士对院方处理不满而辞职，这导致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推迟一年颁发……
席卷到韩国的Me Too运动，影响力同样令人震惊，不但牵扯到总统候选人的级别，而且首次出现了名人为此自杀的现象。2018年1月，一名女检察官在电视节目中曝光了一位男检察长对其长达8年的性骚扰。2月，文艺界数位知名人士被爆出性骚扰丑闻，包括韩国话剧泰斗级导演李润泽、诗坛泰斗高银、演员兼教授赵珉基等。最重磅的消息莫过于演员赵珉基自杀和被称为“文在寅接班人”的安熙正被秘书指控性侵事件。曾出演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演员兼教授赵珉基成为Me Too运动以来第一个自杀的被指控人士。他死前对记者基本承认了被指控行为的存在，向学生和家人道歉，但否认“性骚扰”的性质。当事人死亡后，依照韩国法律，办案部门失去了公诉权，赵珉基等于用自杀逃避了韩国的警方调查和审判。而安熙正作为前忠清南道知事、下次韩国大选最热门总统人选，因性骚扰丢了官位，被开除党籍，彻底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同为儒家文化圈、深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的中国，也烧起Me Too运动的熊熊之火。2018年元旦，在美国工作的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成为中国版的Me Too运动的开始。当天北航迅速发表声明，并成立专案小组调查；10天后，北航发表处理通报，撤销了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及其教师职务和教师资格。之后，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此后，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薛原、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北大文学院教授沈阳、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中山大学教授张鹏等人相继被爆性骚扰学生。在中国几十所高校校友联名呼吁下，教育部也声明，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正当中国版Me Too运动被贴上“高校反性骚扰”的标签时，网络上接连曝光出雷闯、冯永锋、章文、朱军、高云翔等多名公益界、媒体界、文娱界知名人士涉嫌性骚扰或性侵犯女性的事件；9月初，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涉嫌性侵女大学生被捕……
Me Too运动以促进性别平等、反性骚扰为口号，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席卷全球之势，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2017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把发起Me Too运动的“打破沉默者”选为2017年度人物，以表彰这一群体公开发声、把性暴力和性骚扰话题引向公众群体的勇敢，并激励所有女性不再忍气吞声。Me Too运动的勇气接力棒，正传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人的手里。受害者们出来发声、寻求迟到的正义，施害者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付出代价，Me Too运动被视为推进性别平等的正义和进步之举。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这场运动说了“不”。有意思的是，最先对Me Too运动说不的正是女性自己。2018年1月，100名欧洲女性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成为反Me Too运动的宣言。这100名女性以法国人为主，主要由演员、作家、学者和商业人士等精英组成。她们主张捍卫男性调情的自由，抨击法国版Me Too运动太过火，并非正义之举而是猎巫行动——借助对舆论审判可能会造成不公和诬告；运动混淆了男性性骚扰和追求的界限，逐渐演变成对男性和性的憎恨；实际带来的效果是强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并不能真正带来性别平等。这封公开信引发了女权运动者的激烈反击。但是法国网民对Me Too运动也表达了一定的质疑和担忧：法国Capital网站发起了“女权运动是否过火”调查，参与者中69%的人选择了“是”。
随着Me Too运动在中国掀起风暴，反对的声音也冒了出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的观点尤其备受关注。她提出不喜欢Me Too运动“诉诸网络鸣放”，这仍是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斗争模式，而是更推崇法律途径和原则。运动的舆论审判违背了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原则，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
对Me Too运动的质疑和担忧，在韩国转化成了更多的行动。很多男性产生了“恐女症”，借口避嫌，对女性进行实际性的职场隔离和歧视。公司聚餐时不叫女同事参加，尽量避免与女下属面对面接触，仅通过聊天软件给她们下达工作任务以及不安排与女同事一起出差等。《朝鲜日报》称，此举正在给职场女性带来“二次伤害”，令女性在积累工作经验和职务晋升方面受到阻碍。韩国职场本就存在“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恐女症”会让这种歧视更加“名正言顺”。
同样的变化在美国也存在。早在2017年12月初，美国Facebook公司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就注意到，职场上确实出现了“避开女性、避免争议”的状况，反性骚扰运动会对女性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2018年5月底发布了专题报道《被#MeToo改变》，制造业、金融业、高校教授、咨询行业的多位男性都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所在的职场环境中，男性在尽量减少与女性同事和学生见面、共同出差或给予指导，以避免被指控的风险。这一社会运动确实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改变，这些改变是多面而复杂的，难以一言概之。
相关链接
【美国天主教会300名牧师性侵儿童丑闻】
2018年8月1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公布调查报告，揭露了数百名天主教牧师性侵丑闻。报告长达1356页，共调查了宾州境内6个天主教教区，超过300名牧师承认在过去数十年间有过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受害者超过1000人。性侵事件跨度长达几十年，最早的事件可追溯到1947年。报告称，由于时间久远，一些记录资料遗失，加上部分受害者不敢站出来，大陪审团相信受害者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超当前公布的数字，或达数千人之多。绝大多数性侵事件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被起诉，目前仅有两名牧师因涉嫌性侵未成年人被起诉。宾州大陪审团表示，未来可能还会发现更多受害者，调查仍将继续进行。
【刘强东涉性侵事件】
2018年9月2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关于京东集团CEO兼创始人刘强东“在明尼苏达性侵一女大学生，现已被保释”的传言。刘强东当时正在美国，出席并参加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商学院的课程活动。刘强东涉性侵事件也迅速成为媒体、舆论关注的头条热点。9月2日下午，京东集团就迅速回应，称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遭遇到了失实指控，经过当地警方调查，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不过声明很快被打脸，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Hennepin County）警察局公布的记录显示，刘强东在当地时间8月31日晚11点32分被逮捕，9月1日下午4点后被释放。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发言人艾德（John Elder）对记者表示：“在被警方释放后，目前他的个人行动自由并不受到限制，他可以离开明尼苏达州，也可以离开美国，但并不代表他是无罪的，他在被警方联系的时候需要进行配合。”鉴于京东及刘强东的影响力，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等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刘强东此前塑造的知名企业家、成功男人、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迅速崩塌。性侵丑闻曝光后京东市值两天蒸发逾70亿美元。京东集团的声明也被美国几家律师事务所认定为“具有误导性的商业信息”，京东集团面临投资者的集体诉讼。
【性骚扰发生率】
性骚扰的发生率远比我们想象得更高。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表示，全球约有35%的女性经历过来自于伴侣的身体虐待/性暴力或者非伴侣的性暴力。即便是在欧美等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状况比较好的发达国家，性骚扰问题也堪忧。欧盟基本权利署2012年对欧洲28个国家开展的一项深入调查显示，欧洲女性的受虐待率很高。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有52%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及性暴力，位列所有欧盟国家之首。这一比率在芬兰是47%，瑞典是46%，荷兰是45%，法国和英国都是44%。非营利组织“停止街头骚扰”组织2016年的数据显示，64%的英国女性在公共场合经历过非自愿性骚扰。该组织2014年的数据显示，65%的美国女性曾遭遇过街头骚扰，23%的女性曾被性骚扰。综合美国和加拿大来看，在北美地区，1/4的女性会遭受性骚扰。
对于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说，女性被性骚扰是司空见惯的日常遭遇。根据慈善机构行动援助的统计：57%的孟加拉国女性，77%的柬埔寨女性，79%的印度女性以及87%的越南女性都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拉美国家的性骚扰状况也非常严重，行动援助组织2015年的统计显示：巴西86%的女性曾在公共场合遭到骚扰或暴力，84%的巴西女性称被警察性骚扰。在墨西哥城，根据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调查，96%的受访女性在公共场合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性暴力。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深受父权制和宗教文化影响。2013年联合国妇女署的一份报告显示：37%的阿拉伯女性在一生中都遭受过暴力，埃及的7个地区中99%的女性经历过性骚扰。
【彭斯法则】
“彭斯法则”因与现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相关而得名。2002年，彭斯在接受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采访时表示，在1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中，他洁身自好，尽最大努力防止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具体做法包括“我决不会单独跟除妻子以外的其他女性吃饭，而且也不会单独参加任何酒宴。如果有酒宴一定要邀请我的话，我也希望最美丽的妻子能够站在我的身旁”。在韩国，彭斯的这段话被称为“彭斯法则”。随着韩国Me Too运动呈摧枯拉朽般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韩国男人将“彭斯规则”挂在嘴边，将其奉为避免性侵女性的争端和诬告的良策。
【反强奸安全裤】
为反对性骚扰和性侵害，也有公司试图利用科技成果来助力。早在2013年，就有美国纽约的一家公司为女性专门设计了一款反强暴短裤，这款短裤采用了一种特殊布料，号称“脱不掉、剪不破也撕不坏”，裤头的暗扣有高达132种秘密组合，其他人很难打开。2017年年初，德国TECOS GmbH公司也研发了一种名为safe shorts（安全裤）的防性侵内裤，思路与之前的美国公司基本一致，用防切割材料制成，布料强韧耐拉。最核心的技术部分是位于腰部的特殊锁扣，如果被外力被强行扯开，锁扣内置的警报器便会发出130分贝的警报声，在震慑色狼的同时也会立即引起巡警和路人的注意。不过，这款safe shorts售价100欧元（在当时约合730元人民币），并不便宜。在性侵案高发、女性最不安全国家排名第一的印度，20岁的印度女孩库马里（Seenu Kumari）也发明了一款“防性侵”内裤。这款内裤配有密码锁和GPS定位系统，密码锁只能通过密码打开，而上面的电子设备更是兼具了定位和报警的双重功用。在遭到侵犯时，女性受害者便可利用定位仪器向警方发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内置录像机拍摄和存储袭击者的面部信息。
微言大义
当一个女性主义者并没有不好，那并非代表你厌恶男性，而是意味着你和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女性赋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奥斯卡影后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
“#MeToo#”是试图根除在韩国社会父权结构中发生的滥用权力性性暴力的运动。这是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更是完成原本缺乏性平等要素的民主主义的“第二次民主化运动”。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腾讯微博
太夸张了，如今，作为一名设计师，你什么都不能做。那些对可怜的Karl Templer（时尚界著名造型师）的指控，我一个字也不信。一个女孩抱怨他试图去拉下她的内裤，他就立马被驱逐出职业领域，而在此之前，这个行业都很崇拜他。这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你真的不想内裤被拉扯，那就不要当模特！加入修道院，那里总有你的位子。
——“老佛爷”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
Me Too把性质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就令我困惑……把这些捆在一起批判，既是对真正“重罪”的淡化弱化，也是对“轻佻”“自作多情”等轻罪的无限抬高。法治的意涵不仅仅是厘清“有罪或无罪”，而是对不同罪行按比例量刑。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所有社会运动都会有个矫枉过正的过程，一定会过激，会有人被误伤，大众需要时间讨论理解，逐渐厘清一些之前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要一上来就踩刹车，要相信真理会在震荡的过程中逐渐收敛。揭伤疤的过程会痛苦，但痛苦之后全社会会因之成长并受益。
——微博网友“游手好闲的小贾”
深度解读
当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第一个站出来指控韦恩斯坦性侵，当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转发#MeToo这一标签并倡议网民回复时，谁也料想不到，自己犹如蝴蝶一样勇敢地煽动了一下翅膀，竟然在全球引起一场狂烈飓风。
Me Too运动爆发的背景是：全球女性面临着非常普遍的性骚扰和性侵害问题，但如此严重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面对性骚扰和性侵害，过去无数女性受害者为了避免二次伤害而选择了沉默。这被迫的沉默使得性骚扰者无所畏惧、变本加厉；事件本身和无法寻求正义的耻辱感，也给受害者的心理和生活造成了长期的痛苦。而现在，沉默者集中爆发了。
你不知道站出来有多难
2018年6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直播中，被问到“为何反性侵女权运动#Me Too很难在俄罗斯掀起波澜”时，直言不讳道这场运动是个“阴谋”。普京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些女性在性侵事件发生后的10余年才选择站出来？”他认为，比起将这些性侵案件交由媒体的舆论来导向，走法律程序才是最合适的解决途径。
普京的话代表了许多质疑者的心声：Me Too运动中曝光的性骚扰事件，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之久，为什么当时她们不站出来，不报警？
如果普京只是个普通人，他遭遇性骚扰后可能遭遇什么？如果受害者换做你我，我们真的有比沉默更好的选择吗？不能设身处地，如何感同身受。Me Too运动曝光的许多事件经过，都直接体现了受害者沉默的复杂原因。
其一，性骚扰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受害者几乎都会对创伤性事件进行本能回避，甚至将其合理化。能在强烈的心理刺激下理性、清晰地判断性骚扰的性质，并正视事件本身，并不容易。指控公益人雷闯的女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被雷闯性侵那件事情之后，她还和雷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我假装像是在‘谈恋爱’，但我心里知道那不是谈恋爱。如果是谈恋爱，不可能对方吼一声你就会特别害怕，不可能在街上看到跟他一样的衣服也会紧张，不可能看到跟他手机尾号一样的车牌号都会害怕。”当事女生看到一样的衣服、类似的数字号码都会害怕，体现了对创伤性事件的本能回避，绝口不提、主动遗忘能让自己相对远离痛苦；而她假装让自己“爱”上侵害者，把性侵“合理化”为恋爱关系中的正常性关系，实质也一样是对自我的一种本能保护机制，都是为了减少心理伤害。
其二，诉诸法律解决的难度也很大。难以取证、程序烦琐，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受害者心理崩溃。指控章文性侵、性骚扰的多名女性中，最早揭露他性侵的欧阳正是一位律师。她本打算报警并得到亲友支持，但是报警后必须面对警察多次的、详细的细节询问。在警察看来，强奸是犯罪行为，刑事立案需要十分充分的证据，从物理证据的精液到个人身上的伤痕，医疗报告，还需要详细的过程描述，证明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多次细节询问容易让当事人情绪崩溃，在她醉酒后无意识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明显违背本人意志的证据。这些都是欧阳放弃报警的重要原因。
其三，性骚扰的背后，存在着施害者明显高过受害者的不对等权力。犹如一只蚂蚁难以撼动一只大象，伤害发生后，受害者很难彻底摆脱不对等的权力结构。Me Too运动曝光的诸多社会名流，都在业界有一定的身份、人脉、资源和权力，受害人的集体沉默都体现了对权力压制的被迫屈从。引爆Me Too运动的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中，这位好莱坞传奇电影大亨潜规则过的女星以及公司员工数量令人瞠目结舌。他的套路是：约女演员或模特到房间谈工作，接着让对方提供服务（按摩或者性服务），暗示给予重要角色。作为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奥斯卡的推手，他制作发行的电影曾获得69座“小金人”，303个奥斯卡提名。顺从则可以获得角色和奖项，揭露丑闻则得罪好莱坞大佬及背后的资本、人脉。正是这种权力不对等的胁迫，使得韦恩斯坦的性骚扰能够延续30年，成为好莱坞“公开的秘密”。权力的不对等和胁迫都是性侵发生和受害者选择沉默的关键原因。
最后，社会对女性存在普遍的、不公正的“荡妇羞辱”，站出来指证会遭受严重的二次伤害和名誉损伤。“荡妇羞辱”指人们认为女性有性行为和性欲是一件羞耻的事，这样的女人因此不值得获得同情。“性”话题具有一定禁忌性，但同时人又热衷窥探他人的隐私，因此与性有关的私事、秘闻总是被津津乐道。性丑闻发生后，男性通过寻找、指责受害者的过错，来规训女性要听话，要保守，要待在有男性保护的范围内。“衣着暴露就是勾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是典型言论。女性则通过贬低受害者的人格和价值，缓解同性竞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焦虑。“她这辈子都完了”，而我却名誉清白，价值更高，自然更得男性青睐。“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很特殊，每个女人都觉得有些事情是不会落到她们头上的，可她们都搞错了。”（波伏娃）在一个性骚扰问题不被有效遏制的社会里，每个女性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荡妇羞辱”只会让性骚扰者更加猖獗。
韦恩斯坦丑闻被揭露后，就有人跳出来为他辩解。DKNY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唐纳·卡兰（Donna Karan）就说：“哈维和他的妻子都是很棒的人。那些所谓的受害人，就是她们衣服穿太少穿太露，自找的。”而章文本人对性侵指控的回应，更是教科书级别的“荡妇羞辱”案例。他辩称媒体圈、公知圈常在聚会后喝酒、合影，有身体接触很正常。他作为资深媒体人，面对指控他的蒋方舟和易小荷，称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正是试图利用“荡妇羞辱”的惯有舆论氛围来转移矛盾，开脱罪恶。正是在这种羞辱和贬低受害者的扭曲氛围中，施害者反而变得理直气壮，受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而缄默其口。
空口指责总是容易的，但现实却让受害者举步维艰。对抗现有的难题，让以后的性骚扰维权变得容易，正是Me Too运动的追求。Me Too运动之所以能够让越来越多过去的受害者站出来，打破沉默，正是因为其不同于以往女性运动的特点：传染勇气，互相声援，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媒体，内外一体，迅速席卷全球。在女性群起对性骚扰和性侵害进行积极揭露、声援的过程中，受害者不再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反性骚扰运动为什么拿起了舆论武器
Me Too运动爆发之后，一直具有明显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是蝴蝶振翅引发海啸的力量来源，也是批评、质疑者的矛头所指。
这场席卷全球的反性骚运动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离不开网络全球化的背景。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的时间、版面、国界等限制，更开放、更自由，也更去中心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加强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也便利了信息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交流。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推动了Me Too运动快速席卷全球。艾莉莎·米兰诺倡议后的短短十天之内，推特上共有170万条推文使用了#MeToo这个标签，来自全世界85个国家的用户。
通过互联网的快速连接，每个受害者不再是孤岛，甚至男性和女性也开始共同讨论性骚扰的问题。男人们甚至自发创建了#Howi will change话题，和女性一起讨论，身为同事、身为丈夫和身为父母，如何去改变长久以来被沉默纵容的性侵犯。
第一位站出来揭露韦恩斯坦性侵案的女演员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说：“每个人都挺身而出，每个人都下定决心，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安全地发声，是因为数百万人在这里提供支持和希望。没有人能替我站出来，但我不是一个人站出来。”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的罗茜茜、举报安熙正的秘书金志恩都表示，自己选择站出来正是因为受到Me Too运动的鼓舞。互联网使得信息传播加速的同时，也会加剧公众注意力的转移，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变得健忘。但随着勇气传染，一个个受害人相继站出来，就能使得互相声援、群起应对的Me Too运动不断形成传播潮，一次次成为新闻热点，一次次得到舆论关注。公众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反过来也能激励更多受害者打破沉默，形成一种有益的互动。
在网络上发帖指控性骚扰者，通过舆论寻求正义的效果可谓快、准、狠。相比之下，在现存法律体系下，曾经沉默的受害者们要走法律途径解决，周期长、难度大，荆棘丛丛。
首先，性骚扰案件，一般都有法律追诉时效的限制。在美国，各州法律不一，但性骚扰和强奸案的追诉时效只有数年。美国电视传奇人物“天才老爹”比尔·寇斯比（Bill Cosby），近10余年来50多名女性指控其迷奸、性侵。但直到2015年，他才最终以性侵犯的罪名被起诉。其中除了一起2004年发生的性侵指控受审外，其他多数案件都因为年代久远超过追诉期而无法提起诉讼。很多美国公民甚至曾为此上街游行，希望取消性侵追诉期限制。举报北航陈小武的罗茜茜，她本人的事发生在12年前。律师万淼焱称，中国民法总则规定，性骚扰是一般侵权损害，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3年，因此罗茜茜的事是过了诉讼时效的，这也是罗茜茜决定实名爆料“走媒体线路”的重要原因。
其次，即便在法律追诉期，很难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证据灭失。因为性骚扰事件的私密性，事发后如果没有及时报案，有效取证，很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灭失，难以定罪量刑。
此外，现有的法律和维权路径并不十分畅通。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对性骚扰概念的立法和司法都走在前面，是其他国家效仿和借鉴的对象。但美国职场中长期存在的强制仲裁协议，却牢牢捆住了受害者伸向法律的双手。据资料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员工都与企业签订了仲裁协议。协议规定，员工遭遇性骚扰和歧视的事件只能通过仲裁私下解决，无法组织团体通过法院解决，保密性条款要求他们不得公开谈论性侵犯或性骚扰的事实。
强制仲裁协议成为性骚扰者的保护伞，是办公场所性骚扰长期存在的帮凶。尤其是企业高管，性骚扰后屡屡受企业包庇，在职场中连续数年作恶却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2016年，优步公司（Uber）的工程师苏珊·福勒在向人力资源部门报告上级的性骚扰行为后，反而被逼迫调换岗位，且绩效考评被做手脚，最终无奈离职。因为优步的雇佣合同要求员工必须签署强制仲裁协议，所以苏珊·福勒无法通过法律提起诉讼。2017年2月她在个人博客上写出这件事，并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在舆论压力下，优步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宣布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优步公司也聘请了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进行调查，着手对有害的企业文化进行修整。
中国的反性骚扰诉讼，则困于相关立法的不完善，面临无法可依、难以操作的尴尬处境。2003年的雷曼告上司性骚扰案，竟然是以“侵犯名誉权”的案由立案的。这件北京首例性骚扰案，最终以败诉告终。“性骚扰”没有入法，只能出此下策，尽管连主审法官本人也觉得不妥。2005年，我国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这是中国法律首次明确反对性骚扰。但是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性骚扰的界定、构成、责任承担等重要问题均未涉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关于性骚扰的概念界定，至今仍存在性别歧视、侵犯性自主权、侵犯人格尊严权等不同争论。性骚扰案件在实际操作层面“立案难”“取证难”，大多仍以原告败诉为终。
当个人的身体、尊严、自由遭到侵害，法律程序本应该是“最合适的解决途径”。然而在反性骚扰问题上，现实中的法律只是没有牙齿的猛兽。这就不难理解，反性骚扰运动拿起舆论武器而非法律武器，实在是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从心理、经济、精力、程序等方面看，通过舆论途径寻求正义的成本都比法律途径低。加一个#MeToo的标签公开说出往事，既需要承担名誉风险，比如在社交关系和网络上被“荡妇羞辱”；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比如被反诉诬告和名誉侵权等。但只要所述事实为真，那么当事人就有公开发声的权力，而且从目前来看，这种寻求正义的渠道是必要且最有效的。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反性骚扰问题上，舆论导向和法律导向孰优孰劣，实在没必要争论不休。Me Too运动的舆论影响，反过来也利于法律层面的反性骚扰维权。反性骚扰的议题从黑暗中走到光亮处，推动人们提出更多制度化的解决途径。目前，微软、优步公司就表示，与声称遭遇性骚扰的员工解除强制仲裁协议。
冰山一角：Me Too运动下暗藏的性骚扰重灾区
无论中外，Me Too运动曝光的领域都有明显的精英化色彩，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和精英化程度较高。中国Me Too运动的第一把火之所以“烧”在高校，与中国高校性骚扰的高发率密不可分。早在2014年，全国妇联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正是在高校这样女性文化程度高、具有舆论话语权的圈子里，受害女性才更有勇气和资源为自己发声，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
Me Too运动曝光的重灾区恰如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既蕴含着女性不断增强的性别平等和抗争意识，也暗藏着数量更多、领域更广、更普遍的性骚扰问题。性骚扰本身是权力压制关系的一面镜子。权力压制越普遍和严重的领域，性骚扰越高发；受害者站出来指证，则是对原有权力体系的抗争和破坏。在此意义上，那些尚未曝光的领域，哪些是较少存在性骚扰问题，哪些是迫于根深蒂固的权力压制，受害者仍旧不敢进行反抗呢？这值得人深思。
Me Too运动的本质是挑战性骚扰背后的不平等权力，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社会阶层低、缺少话语权的女性更难挑战权力，也更难被关注到。根据2013年的《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约70%的女工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66%遭遇过“令人反感的对身体或外表的评论”，32%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抚摸”；而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的达25%，被“要求发生性关系”的占比达9%。大多数的性骚扰都来自于同事，而接近六分之一的人为逃避性骚扰而选择了离职。底层的普通女工受到的性骚扰，无论是比例还是严重程度都远远超过高校学生；但当反性骚扰报道呈井喷式爆发时，象牙塔中的丑闻让公众瞩目，但底层女性作为更大的弱势群体，却很容易被忽视。
在性骚扰问题上，美国的服务业人员也面临着弱者困境。尤其是快餐业服务员。根据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2005—2015年酒店和餐饮服务业是性骚扰案件最高发的领域，此外餐饮、零售、医护行业性骚扰案件数量也处于前列。在顾客是上帝的行业要求下，女服务员常常要忍受服务对象的过分举止；面临生存和贫困的压力，面对排班经理的骚扰也只能忍气吞声。身处社会结构的底层，她们既缺少话语权，也难以引发媒体的重点关注，所以在Me Too运动爆发时，这些行业性的性骚扰问题却很少得到曝光。
Me Too运动反抗的是整个社会各领域的男女不平等和权力异化，追求个人的平等和尊严。但要想实现社会整体性的男女平权，Me Too运动无论从参与者还是曝光领域上说，都还需要继续下沉。
道阻且长：反性骚扰、性别平权的前路漫漫
性骚扰问题是发生率高、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难题。反性骚扰运动不应止步于Me Too的旧案重提、舆论审判和迟到的正义，更应从法律、社会机制、性别教育、流行文化等多个方面去惩戒、防范和减少性骚扰的发生。
Me Too运动中，反性骚扰方面的司法体系漏洞暴露在世人面前。中国Me Too运动的支持者和质疑者有很多分歧，但他们也有一个基本共识：法律本应是社会最后的屏障，本应是解决性骚扰最有效的武器。但中国目前对性骚扰问题的立法，很不完善。性骚扰侵害人权，解决性骚扰问题，必须要完善法律，明确性骚扰、性侵害的概念，确立起事实认定、证据标准、程序标准的普遍准则。立法之外，还需要重视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漏洞。
法律惩戒的底线之上，社会各个力量也应建立应对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种应对机制既应包括性骚扰发生后的举报、处理流程，制止性骚扰，对受害者提供的支持和援助；也应该明确高校、用人单位这些权力体从源头上预防性骚扰发生的责任。北航对陈小武事件的及时、明确处理，之所以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赞扬，正是因为近年来高校性骚扰事件层出不穷，而得到公开处理的太少了。更多的高校在性骚扰事件发生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劝说受害者保持沉默。如南昌国学院女生长期受副院长周斌猥亵、性侵，向院长程某举报时却被要求顾及学院名誉，停止举报；201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举报教授事件遭强制删帖，校方虽表态回应称高度重视，并依法处理，但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不了了之。这既体现高校缺少明确、公开的性骚扰举报、处理机制，也体现了师生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高校在预防性骚扰方面的缺乏作为。职场性骚扰也是同理。
预防性骚扰的发生，需要从制度建设上改变高度不对等权力结构。同时也有必要制定一些制度和规范，引导异性师生、职场上下级之间的相处和交往。以高校性骚扰为例，现有的高校制度下，教师对学生的成绩、科研项目、论文答辩有近乎决定性的权力；同时对于异性师生的交往界限也缺乏明确的引导。2018年8月，杭州出台了全国首个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禁止教师与未成年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与性有关的亲密关系；要求发现性骚扰行为后，学校24小时内报案，不得瞒报、漏报、迟报或私下调解。美国多个高校的教师指南，都明确规定教师应避免与其“现在的学生”（正在选修这名教师所开设课程，或在研究、奖项、论文写作等方面正接受其监督或指导的学生）发生性关系；异性师生避免单独在封闭的空间相处；也有一些大学开始禁止教师与正在该校就读的任何本科生约会或发生性关系。这些具体细则规范了师生具体相处的尺度，和建立亲密关系的禁区，利于从根本上防范校园性骚扰的发生，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判断教师的行为是否“越界”，并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建立反性骚扰的完善法律和社会机制，有助于惩戒和减少性骚扰。但性骚扰的根源还在于男权社会长期以来的性别不平等，女性被贬低被物化的性别观念。平等性别意识的塑造是系统性的问题，性别教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性别教育的主体。将男女平等的性别教育纳入学校，创新课程，才能从小培养一批能平等对待女孩的男孩，也能让女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不是取悦别人，而是能和男孩一样追求梦想，大有作为。家庭的性别教育深受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但传统习俗中存在大量的性别偏见，如某些农村地区女性吃饭不能上桌，婚俗中只能由男孩滚床、闹伴娘的环节，俗语中“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妇人之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都是偏见的典型内容。这些文化习俗适应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但已经落伍于现代社会，因此革新习俗、改变观念，才能让家庭中的性别教育更“平等”。
社会流行文化也会对性别观念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的流行文化无处不在，服饰、时尚杂志、广告、演唱会、网络段子、流行语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式中都存在大量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超级英雄电影中的女性“花瓶”角色、影视剧中女性化的家庭生活、车展变身“肉展”、绝味广告的性暗示与贬低女性、减肥和整容广告中对“完美身体”的定义，商业主义和父权主义联起手来以男性为中心，对女性的身体和社会角色进行规训，这种潜移默化的物化女性的价值观输入，更应该被警觉。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直到2017年全球也才消除了68%的性别差距。而且，2017年全球男女平等状况出现了近10年的首次倒退，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这四大指标的测评指数都出现下滑，最后两项尤其明显。按照目前变化速度，全球性别差距将需要100年才能消除，只看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则要再等217年。要缩小性别差距，实现真正的男女平权，仍旧任重道远，前路漫漫。
作为席卷全球的反性骚扰社会运动，MeToo运动犹如飓风来临，掀起无数惊涛骇浪。它的舆论导向和激进性，体现了女性对法律和规章缺位的不满和反抗，也引来了无数质疑。但毫无争议的是，这场运动正在摧毁传统的由男性建构的两性角色，重新定义当下的男女关系。两性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绝不只限于事情本身。
（杨春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