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类，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一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当一切都无迹可循，当一切都与世隔绝、无影无踪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了。但人们能否从所观察到的东西里找出意义，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从不谈论自己，看上去从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好像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无法谈论它，所以将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无所有，那么由我开口说话岂不是太过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还有什么的话，我会不会首先感到讲话的需要？
我的选择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谈论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至少，我想摆出事实，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它们，让它们说出任何它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但即使是事实也不总能讲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执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又如此断然地墨守成规，以至于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惊讶。人们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人——他缺少感情，对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躲在这个不在的人里面，于是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他。条件是他在那儿等着被找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方案的核心是失败。
最早的记忆：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会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在我醒来之前；而当他回家时，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轨道里。我是个小月亮，环绕着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颗尘埃，我控制着潮汐、天气和情感的力量。他总是对她说：别那样瞎操心，你会宠坏他的。但是我身体不好，她利用这点来解释她给予我的大量关注。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她在她的孤独中、我在我的胃痉挛里，我们在诊所耐心地等人来平息我的胃里持续不断的暴动。即使在那时，我也会以某种绝望的方式抓住那些医生，希望他们能抱住我。似乎从最初开始，我就在寻找父亲，疯狂地寻找与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后的记忆：一种渴望。虽然我的心智时时会以最小的借口来否认这事实，我仍然固执地继续期待着那从未给予我的东西——抑或给予得如此少如此随意，以至于这就像发生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外，发生在一个我一次只能生活几分钟的地方。并非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无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够了。怎样关注呢，举个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间热闹的餐厅而不得不等座时，父亲把我带到外面，掏出一只网球（从哪儿来的？），并在人行道边放上一分钱，就开始和我玩游戏：用网球击向那一分钱。那时我不过八九岁。
回首往事，没有更琐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经是局内人、父亲曾不经意地与我分享他的倦怠这一事实，就几乎令我充满快乐。
更经常的，则是失望。有时候，他看上去变了，略略敞开了心扉，然后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儿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说服他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巨人队对芝加哥红雀队，在洋基体育场或保罗球场，我忘了哪个），在第四节比赛中，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该走了。”他想“抢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能说服他留下，然后我们就走了，就那样，当时比赛还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当我跟随他从水泥看台拾级而下时有一种荒诞的绝望，更糟的是在停车场，看不见的人群的欢呼声在我身后咆哮。
你无法相信他会了解你的需要，预见到你可能会有的感觉。你得自己告诉他这一点就先教人扫兴了，在一个音符都没奏响的时候就干扰了梦想中的和谐。然后，即使你真的告诉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屋子里懒散而安静：是半速前进的世界。父亲在小睡，或刚刚醒来，不知怎么我也在床上，我们两个单独在房间里。给我讲个故事。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没在做任何事，因为他仍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说的做了，毫不耽搁地开始讲故事。这一切我记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光线灰暗，床上的被子杂乱，就好像，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随时回到那个场景。
他给我讲在南美洲的光荣岁月。那是个探险故事，充满致命危险，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运转折：带着大砍刀在丛林突围，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在他断腿的时候打死了那个笨蛋。他的语言华丽繁复，可能是他小时候念过的书的遥远回声。但恰恰是这种文体风格令我着迷。他不仅在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新东西，向我揭开从前的那个世界，而且他在用新鲜陌生的词语讲述这一切。这种语言就像故事本身一样重要。它属于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无法区分。其极度的陌生性，是真实性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这或许会是个编造的故事。此后很多年，我依然深信无疑。即使到了本该更懂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故事给了我一些可以抓住父亲的东西，我不愿放手。最终我可以解释他神秘的逃避和对我的冷漠了。他是个浪漫的人，一个有着隐秘和刺激往事的男人，他如今的生活只是一个停留之所，一种等待下一次冒险开始的方式。他在制订计划，想办法取回埋在安第斯山深处的黄金。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想做大事的欲望，以英雄式的行为感动他。他越冷漠，对我而言赌注就变得越高。但假如一个男孩的愿望是坚定而理想主义的，那么这个愿望也极其现实。那时我只有十岁，没有可以让我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的孩子，没有海员等待我拯救。另一方面，我是个优秀的棒球手，“小联盟”球队里的明星，尽管父亲对棒球没有兴趣，我仍然想：如果他来看我比赛，就一次，他也会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他真的来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正好来玩，外祖父是个棒球迷，就和我父亲一起出现了。那是一场阵亡战士纪念日[4]的特别赛，球场满座。如果我真的要做点引人注目的事，那么是时候了。我还记得在露天木头看台上看见他们的情形，父亲穿着件白衬衫，没有系领带，外祖父则在他的秃顶上搭了块白手帕，以遮挡阳光——如今在我脑海中，整个场景都沉浸在这片炫目的白色光线里。
或许不用说，我搞砸了。我没有击出安打，在场上失去了冷静，我不可能比那时更紧张了。在我童年时期参加过的近百场比赛中，那场是最糟的。
比赛结束后，和父亲一起向车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得不错。不，我说，很糟糕。好吧，你尽力了，他答道。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得很好。
他并非在试图鼓励我。他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只是，他说着那些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说的话，就像自动的一样。说这些话是对的，然而这些话被说得毫无感情，好像一次礼仪练习，那声音里抽象的语调差不多和二十年后他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时如出一辙。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思在别处。
这事本身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我意识到即使我做了我希望做到的所有事情，他的反应也还会是一模一样。不管我成功或失败，最终他都无所谓。对他而言，我是谁并不取决于我的所为，而取决于我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绝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固定在一种无法改变的关系里，有一堵墙将我们彼此隔开。甚至，我还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和他有关。一如他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他只是透过自身孤独的迷雾来看我，就好像离开自己好几步。我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不能真正进入的地方，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所有飞快掠过他的阴影中，我出生了，成为他的儿子，并长大成人，就好像我只是又多一个影子，在他意识的半明半暗之地出现又消失。
对他而言，和女儿相处要容易一些，她在我三岁半的时候出生。但是最终，却变得更加困难。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极其柔弱，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最细微的刺激都能令她流泪。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在有精灵和仙女的想象之地游荡，穿着有蕾丝花边的芭蕾舞衣舞蹈，以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歌唱。她是个微型的奥菲莉娅[5]，看起来，注定过一种不断有内心挣扎的生活。她没交几个朋友，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即使还相当年轻，她把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和失败的噩梦。她发脾气，时常痛哭流涕，情绪起伏不定。总是好景不长。
她对我们周围不幸婚姻的细微之处比我更敏感，于是她的不安全感变得巨大而有破坏性。每天至少一次，她会问母亲“她是否爱父亲”。答案总是一样的：当然。
这不可能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谎言。如果真有说服力，那第二天也不需要再问同样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很难看出真相如何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些。
这几乎就像她发出一种无助的气息。人们的直接反应是保护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父亲也溺爱她。她要求溺爱的哭声越响，他就越愿意给予她。比如说，在她学会走路后很久，父亲仍然坚持抱她下楼。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他乐意这么做是因为她是他的小天使。但在这溺爱背后，是一个清晰的讯息：她永远都不会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对他而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天使；而正因为永远没有人强迫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就永远不会独立。
然而，母亲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当我妹妹五岁时，她带她去一个儿童心理医师那儿做探查性咨询，医生建议开始进行某种形式的治疗。那天晚上，当母亲告诉父亲会面结果时，他暴跳如雷。别这样对我女儿，诸如此类的话。他女儿需要心理帮助的想法无异于被告知她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不能接受这事实。他甚至不愿谈论它。
这就是我试图想说的。他拒绝自我审视，就像他同样固执地拒绝观看这世界，拒绝接受他眼皮底下哪怕最确凿无疑的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整个生命中，他会面对面盯着一样东西看，点着头，然后转过身说它不在那儿。与他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你设法和他建立了共同立场的时候，他会掏出铲子，从你脚边把它挖走。
数年之后，当妹妹经受了一系列使她不断衰弱的精神崩溃时，父亲继续相信她没有病。仿佛他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承认她的状况。
在R.D.莱因[6]的一本书里，他描述了一个患有紧张性精神症女孩的父亲，每次去医院看望她时，都会抓住她的肩膀，用尽全力地摇晃她，要她“快恢复”。我父亲没有抓牢我妹妹，但他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会说，她需要的是找一个工作，把自己打扮整齐，开始在真正的世界里生活。当然她的确需要。但这正是她无力做的。他会说，她只是敏感，她需要克服她的羞怯。通过把问题通俗化为关于个性的遁词，他得以继续相信她没有病。这与其说是盲目，不如说是想象力的失败。在什么时候，屋子不再是屋子？屋顶被掀开的时候？窗户被拆除的时候？墙被推倒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堆碎石？他会说，她只是与众不同，她没有病。然后某一天，你的屋墙终于倒塌。然而，假如门还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穿越它，然后你又回到了屋里。在星空下入眠很惬意吧。别担心雨。不会下很久。
逐渐地，当情形每况愈下时，他不得不开始接受事实。但即使那时，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他的接受仍是背离传统的，采取古怪的、近乎自我消解的方式。比如说，他渐渐相信有种超级维生素治疗中的应急措施能帮助她。那是对于精神疾病的化学疗法。尽管从未证实能有效治愈，但这种治疗方法仍有广泛应用。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为何吸引我父亲。不用对付破坏性的感情事实，他可以把这疾病视为一种身体缺陷，某种可以像感冒那样治愈的东西。这种疾病于是成了一种外部力量，一种可以用同等相反的外部力量根除的病菌。在他眼中，我妹妹可以奇怪地保持不受所有这些东西的影响。她只是战斗发生的场所，这意味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会真正影响她。
他花了几个月试图说服她开始这个超级维生素疗程——他甚至自己吞下药丸，以证明她不会被下毒——最终当她屈服时，她只吃了一两个星期的药。维生素很贵，但他不怕花这个钱。另一方面，他愤怒地拒绝支付其他种类的治疗费。他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会在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心理医生都是江湖术士，只对压榨病人和驾驶豪华轿车有兴趣。他拒绝支付账单，这使她只能得到最简陋的公共护理。她是个穷人，自己没有收入，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给她。
然而，他却非常愿意自己掌控一切。尽管这对他们谁都没好处，他依然希望她住在他家，这样他就可以是那个负责照顾她的人。至少他可以信任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他自己是在乎的。然而，当她真的来了（在某次住院之后，她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他却没有抛下日常工作来帮助她——多数时间他仍然在外面，空留她一人在巨大的屋子里如鬼魅般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