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有一部名叫《赵氏孤儿》的历史剧，据说上演时万人空巷。这部剧全名叫《赵氏孤儿冤报冤》，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统治集团内部赵盾与屠岸贾两大家族之间的忠奸势不两立的斗争，故事情节悲怆、矛盾突出，流传广泛，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个感人的故事就来自春秋的“螟蛉之子”。
“螟蛉之子”，或曰“螟蛉子”，即义子，俗话指干儿子、干女儿，源出《诗经·小雅·小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古指“桑虫”、“桑上小青虫”；蜾蠃，古释为“蒲芦”、“土蜂”、“细腰蜂”。古人以为蜾蠃不产子，于是捕螟蛉回来当义子喂养。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其实，古人的结论是有误的，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而蜾蠃是寄生蜂，它常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做食物。这其实是一种寄生现象。不过，“螟蛉之子”的说法却保留了下来。
现代生物学对“螟蛉”的解释是鳞翅目昆虫的青色细小幼虫；“蜾蠃”是细腰蜂，属于细腰蜂科。而对于寄生的解释是：寄生即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场所。主要的寄生物有细菌、病毒、真菌和原生动物。在动物中，寄生蠕虫特别重要，而昆虫是植物的主要大寄生物。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早在三千多年前，古人就已经观察到“蜾蠃”有捕捉其他昆虫幼虫的习性。但是，先秦时人们并不了其解捕捉幼虫的原因，直到汉代，学者们才开始试图进行解释。扬雄在其所著《法言》中说：“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蜾蠃捕来幼小的螟蛉向它念咒：“像我！像我！”叫得时间长了，螟蛉就变成了蜾蠃。当时有不少学者并不多加思考，就完全认同了扬雄的说法，并且一些人还添枝加叶，将错误继续发展。不过，也有的学者表示怀疑，他们细心观察，逐步解开了“螟蛉之子，蜾蠃负之”的秘密。
公元6世纪初，南北朝的名医陶弘景根据自己的观察，批驳了扬雄的错误说法。陶弘景说：“（蜂）此类甚多。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为窟，谓挞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室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者亦取草上青虫。一名蜾蠃。诗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乃可不详，未审夫子何为因其僻耶。圣人有阙，多皆类此。”根据所观察到的事实，陶弘景明确指出：把细腰蜂捕捉青虫说成是为了把青虫教化成为自己的子代，这是错误的。
五代时，后蜀国学者韩保升进一步用事实支持了陶弘景的观点。他在其所著《蜀本草》中写道：曾有人把蜂做的巢穴拆开观察，看到的情形同陶弘景所见一样。宋代，不少学者拆巢进行观察，都同意陶弘景的观点。寇宗奭细致观察到，细腰蜂是将卵产在被捕捉的青虫身上的。彭乘和范处义两人还以新发现的事实，补充陶弘景学说中不完备的地方。明代末年，皇甫访在《解颐新语》一书中指出，螟蛉虫在巢内并没有死，但也不能活动。他还仔细地观察到，如果被获物是蜘蛛的话，那么蜾蠃是将卵产在蜘蛛的腹胁的中间，它和蝇蛆在蚕身上产卵是一样的。
在陶弘景提出上述观点1400年后，法国著名昆虫学家费卜尔、美国昆虫学家裴克汉对细腰蜂的生殖行为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陶弘景等人的发现对照来看，可知陶弘景等人对昆虫的认真观察是近代科学式的，所得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除了蜾蠃，中国古代也注意观察到其他的昆虫寄生现象。如两千多年前的《尔雅》一书就已提到一种寄生蝇叫“蠁”，这是古人在养蚕实践中发现的。晋代郭璞在为《尔雅》作注时说，“蠁”还有一个名字叫“蛹虫”。
宋代陆佃在《埤雅》中做了清楚的解释：“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即茧化而成蛆，俗化蠁子，入士为蝇。”就是说，蠁这种寄生蝇在蚕身上产卵，等到蚕吐丝成茧时，蝇卵便生在蚕蛹中孵化为蝇蛆虫，俗称之为蟹子，这种蝇蛆钻进土中，不久就化为蝇。现在我们知道，古人所说的蠁虫，实际上就是多化性的蚕蛆。蝇，它的幼虫寄生于蚕体，便造成了家蚕蝇蛆病害。由此可以看出，郭璞之所以又把蠁叫做“蛹虫”，是因为这种寄生蝇是蚕的主要虫害之一，而它的幼虫（蛆）在离开蚕体之前，多半是生活在家蚕生活史中的蛹期。所以蛹虫有蛹中之虫的意思。这说明我国至迟在晋代，已知道蚕蝇蛆的寄生现象了。
历史上的“螟蛉之子”多不是色彩多么明快的故事，董卓、吕布为貂蝉反目，明武帝的127个“子”，唐中末期的宦官之义子连《射雕英雄传》这部小说中，杨康作为完颜洪烈的义子，也是不断在亲父祖国和养父养国中挣扎不断。螟蛉之子，亲恩养恩孰重孰轻，只怕真是千古也难解得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