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电视剧里，那些擅长搞阴谋诡计，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上几口的角色，往往会有这样一句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够了解历史，人们很容易认为桓温是个坏人。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大部分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对他只有一个评价：奸臣。不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是“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杰出思想家的激赏，桓温无疑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的研究了历史，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他忠也好，奸也好，他都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他一生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相比之下，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桓家就是江南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出身好，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峤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号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为了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名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做过宣城太守，是守卫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战功赫赫。桓温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滉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和驸马爷的特殊地位，使年少的桓温迎来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彝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那样拼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政权的衰弱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的展现始于二十三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晋成帝同意了，因此，桓温得以担任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敌人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饱受敌人劫掠的当地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打击报复，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是桓温的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有大志，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在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则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对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虞翼是一个重要人物，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今天一提到世袭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儿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迅速冒头。但是，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被欣赏者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谓当时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想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七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被正式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的人物了。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他三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他到任之前，荆州地方官的主要政略是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是最强的北方政权。西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政权强敌环伺，一旦对方联合攻击，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不是良策。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立下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桓温一眼就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了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石勒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来看更容易攻打；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才得进。桓温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解释到，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招揽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成汉则不同，这时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
桓温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惔，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惔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并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三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三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士兵们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三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护战死，桓温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两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五处受伤，最严重的是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慰问完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风度。战后，李势投降，桓温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小妾。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地区基本全境收复。
四川的收复对东晋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四川物产丰富，经济上的意义不用说，军事上的意义同样重大。整个南中国汉地基本被东晋连成一片，四川成了东晋抗击北方政权侵略的坚定大后方。东晋用行动告诉天下，特别是告诉沦陷区的百姓们，东晋不是一个偏安的政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光复河山的梦想。
收复四川之后，桓温一战成名，俨然是东晋朝廷的第一战神，但猜忌也随之到来。收复四川只是桓温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光复北方的山河。比起战前内外局面的顺风顺水，之后东晋的政治形势越发对桓温不利。这时的东晋政权是士族当道，虽然此时士族还保持着对国家的责任心，但是在收复北方的问题上，东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四川之战前的各派争论其实只是表象，关键是东晋政权是依靠江南名门望族才得以扎根的，如果东晋成功光复北方国土，势必会将都城迁回经济人口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那么江南的世家大族对东晋王朝的价值也就不大了，这就会导致整个江南士族的失势。所以在保卫国土的问题上，江南的士族们可以团结一致，桓温早年镇守徐州的战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赞赏，因为这时的桓温是他们的保护者。西征四川虽然意见不一，但也不是原则问题，毕竟获得四川可以增强东晋的防御，也是符合东晋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独北伐不行，因为北伐会破坏整个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许只有趁着军功确立地位的桓温。
所以，桓温在收复四川后，虽然数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这时的桓温已经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连晋安帝个人的地位也离不开桓温家族的支持。当时东晋主要的军队是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的，他们之所以作战勇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乡，如果不摆出一点儿北伐的姿态，军队的情绪是很难安抚的。所以桓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晋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温要求北伐的主张，但是在人选上，却选择了外戚殷浩。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打赢了，那是殷浩的功劳，正好可以用来压制桓温；如果打输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队带回来，也能对上下有个交代。这个殷浩，半点儿能力没有，不但打了败仗，还差点儿全军覆没。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纷纷强烈要求启用桓温北伐。就这样，晋安帝原本不想用的桓温成了必须要用的了。
公元354年，桓温发动了他人生里第一次北伐，这次的打击目标是当时盘踞关中平原的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当时，原本强大的后赵政权已经灭亡，此时的前秦正在开疆拓土，意图统一北方，成为中原各政权里最强的一个。桓温从江陵出发，水陆齐攻。这次他深知自己的对手很强大，所以采取了持重的办法，分两路进兵，徐徐推进。此外，他还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小道。从战略上说，他这个战术很稳妥，可以说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到了，既有陆路进攻，也有水上包抄，更有奇兵袭击。而北伐的进程也出乎意料地顺利，当时的北方百姓对晋朝政权是有感情的，闻听东晋大军到来，百姓纷纷主动迎接，桓温兵不血刃地从河南进入关中，前秦军队望风而逃，一路竟然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不过麻烦也从此开始，这不是桓温仅带三天干粮就能收复四川的时候了，要想收复广阔的中原，仅有士气和群众基础是不够的，更需要稳定的物资补给。这个时候东晋主政的大臣是王衍，此人最擅长夸夸其谈，没有一点儿行政能力，眼看桓温节节胜利，一直反对北伐的他暗中使坏，对桓温所需要的物资百般拖延，结果桓温进入关中后没多久就断粮了。他对面的苻坚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名将，桓温本来打算一旦没有粮食，就抢割关中平原的麦子，谁知到了才发现关中平原的麦子早被苻坚在撤退前收割光了。桓温没有办法，但还是不甘心，驻扎在灞水休整。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军，二是背水一战，全力攻打长安。但这次把握比上次小得多，前秦的军事实力远比成汉要强，而且当年的他只是个新人，可以豁出去，如今他已经声名鹊起，不能轻易豁出去了。但如果就此退兵，自然也不甘心，所以桓温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灞水驻军，一面招募当地名士，收买人心，一面等待机会。他这种做法，连当时来访的华阴名士王猛都误会了。王猛的到来让桓温很高兴，他向王猛求教，王猛却嘲笑他说，你驻扎在灞水，不进也不退，谁知道你想干什么？后人常常拿此事指责桓温，说桓温是私心作祟，故意退缩不前，但此时桓温的物资供应已经断了，在那样凶险的情况下，只要有一线的生机，谁都不会贸然赌博，毕竟要为几万北伐军负责。最后，面对前秦的坚壁清野，桓温只好无奈地回军。这次北伐算是劳而无功。
但对桓温来说，这次北伐还是为他挣来了荣耀，毕竟东晋军队在战斗中把敌人打得溃败，可以说大涨了志气，也给了所有一心收复山河的仁人志士以信心。因为战功，桓温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
在北伐前秦失败两年后，桓温再次青锋出鞘，这次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利用北方战乱的机会击败羌族姚祥的军队，一举收复东晋的故都洛阳。这场胜利对东晋政权来说是一针强心剂。东晋国都的沦陷一直是奇耻大辱，虽然这次是借了敌人内耗的机会偷袭成功，但是东晋的国都毕竟光复了。此战获胜之后，桓温提出一个建议，得罪了整个东晋士族集团——他要求东晋迁都洛阳。这个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就东晋皇帝本身来说，自然不愿意迁都，因为建康的政局已经稳定，他早就满足于偏安的局面了。北伐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谁知桓温要来真的，这还了得？东晋的世家大族们更不愿意迁移，他们对东晋的价值就在于成为后盾，如果迁都的话，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众口一词地指责桓温。打了大胜仗的桓温一下子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士族的罪人。这一次，呕心沥血的桓温沉默了。
后人在说起这段事情的时候，很少有同情桓温的，即使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国家，还是指责他邀功贪战。这主要是因为桓温得罪的不是一个皇帝，也不是哪个奸臣，而是整个在东晋南迁后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后人总在指责桓温利用北伐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观桓温在整个过程中的所为，两次北伐后，他把大多数功劳让给了士族们，并且待人非常谦虚，从来不居功自傲，可以说低调到了极点。特别是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明明是后方的世家大族们耽误事，他却不敢有太多抱怨。第二次北伐，桓温收复洛阳，对着洛阳的废墟想起当年八王之乱葬送了西晋的大好河山，不禁悲从心来，说“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把当时把持政权的王衍等世家大族比作千斤大牛，也用来形容草包。
这段时期也是东晋士族阶层的逆淘汰期，当时的士族早期虽然与桓温意见相左，但毕竟还有许多一心为国的名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士族阶层日益草包化，因为士族的官位是世袭的，锦衣玉食里成长起来的士族自然少了前辈的进取精神。而且这时东晋清谈流行，士族们崇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很少重视实际学问，整个士族阶层素质的退化，让桓温的北伐梦想越来越难。
在第二次北伐遭到举国反对后，桓温整整沉寂了十三年，到了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时他已经年近花甲。这次出兵的规模是桓温历次出征里最大的，一共动用了五万大军，他从安徽当涂出兵，意图攻打盘踞中原的鲜卑族前燕政权。这次行军的路上，桓温路过了金城，这是三十年前他担任琅琊内史的地方，早年，他曾经在当地栽种柳树，安抚难民，而今他种下的小树苗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亲历时光无情的桓温，面对此景潸然泪下，喃喃说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是不会任北伐的梦想随时光蹉跎的，他发动进攻，东晋军渡过淮河，进入中原境内。这时老天爷也和他作对，桓温本来想用水师运载粮食，用来解决先前几次出现的粮草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此时北方连续数月干旱，运粮船队根本到达不了前线。艰难困苦下，桓温横下一条心，发动了对前燕的猛攻。东晋军队如猛虎下山，一举击溃前燕的边防部队，杀到了山东金乡。前燕的都城邺城已经在桓温的眼皮子底下了，和早期进军关中一样，此时节节胜利却弹尽粮绝的桓温同样有两个选择，一是见好就收，班师回朝，这样可以作为一次北伐胜利，巩固他在东晋的地位。如果桓温仅仅为了个人利益的话，深知战场形势的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他的部下郗超也确实劝说他这么做，但是他拒绝了，他已经过了沽名钓誉的年龄，他要的是收复中原。这样他就只剩下另一个选择，用最快的速度进攻邺城。这时候前燕新败，正是摇摇欲坠的时候，如果拼死一搏，很可能会取胜。但是就像当年进军关中一样，桓温又犹豫了，毕竟这又是一次风险很大的抉择。最后，桓温选择了持重。他在金乡原地屯兵，观望局势，等待后援粮草到来。就在这个时候，前燕集结了五万大军，由名将慕容垂统率，向他猛攻过来。慕容垂是出了名的狡猾人物，他不和桓温交锋，反而绕道河南，断掉了桓温的退路，然后在桓温撤退的路上发动进攻，将师老兵疲的桓温打得大败。这是桓温在历次战争中遭到的第一次惨败，也比他每一次北伐都惨。前几次桓温还把部队带了回来，这一次却全军覆没，他一生的荣耀、战功，因为这次失败，全赔光了。
三
第三次北伐的失败给年近花甲的桓温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早在第二次北伐的时候，他就有了“千斤大牛”的感慨，这一次，他的心态更不一样了。又因为东晋士族的“草包化”，原先的好朋友也相继离开，他在整个士族阶层里越发孤独。早先，他是一个“奋青”，后来，他成为一个为北伐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但当所有的梦想都成空之后，他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迷茫，奋斗一生，到如今却两手空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桓温的转变，史料上普遍的说法是他长期把持大权，因此生出了不臣之心。但从桓温本人的行为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在回顾一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两手空空。就像史料里记录的一样，他经常自语“男人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流芳百世一直是桓温的追求，可是三次北伐均劳而无功，最后一场失败更是断送了他往日的战功。这样的情况下，流芳百世自然无从谈起。至于遗臭万年，自然是想篡位了。
桓温这么做了，促使他下决心的是当年在山东金乡劝说他进兵的亲信郗超。桓温先是废掉了当时的东晋皇帝，立了晋简安帝。这时候他虽然威名大减，但手里有当时东晋最强大的军队，做这件事情也很容易。但是后面的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时东晋世家大族当道，这是他夺权的障碍。桓温先是把反对最激烈的殷、虞两族杀掉，然后驻兵在姑苏，用来遥控京城。
就像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样，这一次他又犹豫了，既没有直接废掉东晋皇室，也没有悬崖勒马。究其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观念在作祟。他既想成就大业，同时也顾忌自己的名声，不想背上叛贼的骂名，所以就算改朝换代，也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公元372年，桓温拥立的晋简安帝病逝，这又给了桓温篡权的好机会，次年春天，桓温带兵来到京城建康。当时坊间纷纷传言，说桓温要把整个士族全都杀光，其实桓温没有这么残暴，他要的只是世家大族对自己的认可，他可以杀掉殷、虞两个家族，但是对东晋士族中影响力最大的谢家和王家，还是让其三分，毕竟这两个家族人脉太广，一旦轻举妄动，很可能招来整个东晋世家大族的打击。所以桓温到了建康后，找到了王家的名士王坦之以及谢家的名士谢安，意图取得两大家族的支持。谢安是个聪明人，王坦之面对桓温的军队吓得脸都白了，谢安却镇定自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得到了桓温的敬重，在桓温登基的问题上，谢安假装支持，却故意拖延，迟迟不为桓温主持登基仪式。因为谢安得到消息，这时的桓温已经病入膏肓了。公元373年八月，一代枭雄桓温病故，到死，他都没有完成最后一步，流芳百世没有做到，遗臭万年也没有实现。
虽然历史上对桓温争论很多，但关于他的贡献，不管是批评他的人还是称赞他的人，都是认账的。他当政时期，是东晋军事力量的迅速上升期，他在荆州打造出来的军队，后来和北府军一样，成了在淝水之战抗击苻坚南下的主力。而他个人的能力、功勋，在当时已经日益腐化的士族阶层中更属难得。他卓越的战略眼光、持重的用兵特色，也是东晋的翘楚。桓温去世之后，他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的职务，和谢安同心协力，东晋政权因此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一切，都对之后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过，最后想遗臭万年的桓温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理想被他的儿子实现了。桓温去世三十二年后，桓温的儿子桓玄发动叛乱，废了东晋皇室，建立了楚政权。当年篡权不成的桓温，被追认为宣武皇帝，桓温也算是过了把皇帝瘾。但是过瘾之后，却是他们整个家族的灾难，桓玄后来败给了东晋晚期的新军阀刘裕，全家遭到屠戮，曾经在江南大地举足轻重的桓家就这么完蛋了。而桓玄的这场变乱，也为他的对手刘裕做了嫁衣裳。寒门出身的刘裕没有桓温脑袋里这么多条条框框，最后借着战功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东晋，开始了南北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