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罗恩贝格大街（Roennebergstra?e）
埃尔西的故事从哪说起呢？按照玛格丽特的想法，就从头开始说起吧，先讲讲埃尔西的童真。
在玛格丽特自己家的花园里，一棵柳树下摆放了一张餐桌。玛格丽特·泊梅[198]就在餐桌旁坐下，思绪从柏林飞回到自己的童年老家，仿佛又看到自己在果园里玩耍，听到自己在广场上的欢笑，感觉到她那刻板严厉、令人厌烦的姑姑们满含责备的目光。在夏日微风中，她的思绪如落叶般翻腾，往事如烟，思绪飞扬，如梦如幻。在木桌旁，她取下笔帽，开始写道：古镇的街道“极窄，却特别的干净。石缝中寸草不生，人行道上也不见鸡鸣狗叫。房屋整洁，如同刚从理发店里刮好脸后出来的男人。”她停了一会，想象自己就是这些房屋中的某个女孩，接着写道，“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新鲜事不多，生活极其单调枯燥。偶尔一辆马车驶过，大家都会纷纷从窗户里探出脑袋观望。”
泊梅放下笔，朝远处的香草和杜鹃花望了望。在柏林的日子里，只要天气适宜，她都喜欢到户外去写作，任由阵阵微风吹乱她的书稿。
她的新书，既不是他人的传记也不是自传，会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所以，她要给小说中的叙述者取个名字。这些年来，她已经搜集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大多数是从墓碑上搜集得来。她从身边椅子上拿起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记载着：“阿姆塞尔”是乌鸦的意思，“塔肯博纳特”是干面包的意思；另一个她最喜欢的名字是“科朗嘉格”——原本是一个擅长捕捉鹤的人的名字；“哈斯”在古德语中是兔子和懦夫的意思。她还喜欢一些基督教徒的名字，像达戈贝尔特，海德薇和格特波尔塔。她的手指顺着名单向下划，哥特沙勒克，波特法斯，伊菲儿，一边往下滑一边思索着这些名字。最后，她的手指停在瑟米安（Thymian）这个名字上。瑟米安本是一种叫“百里香”的草药，它十分纯净，古人认为这种药材可以赋予人勇气，放在枕头下还可以防止做噩梦。埃尔西·赫希将成为小说中的瑟米安，泊梅也将成为瑟米安。
“我叫瑟米安。”泊梅匆匆写道，然后淡然一笑，“妈妈给我挑了一个多么疯狂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常常让我很恼火。其他的孩子都说它听起来像是一种草药，有些男孩说得更糟糕，我都说不出口。”
整个上午，泊梅都没离开过花园，她对这种日记体裁和瑟米安这个名字越来越感兴趣。她写道：“姑姑昨天给我带来一个日记本，补我‘成人礼’的礼物。‘对小女孩来说这是一份多么好的礼物呀’，她这样说道。我心里却想：‘而且还便宜！’但是它既然到了我手里，不妨好好利用，或许我还能发现自己很有文学天赋呢。”泊梅的书总是喜欢这样开头，人物敞开心扉，如梦如幻般娓娓道出一段记忆，一种心境，慢慢地营造一种戏剧化气氛，让人产生恐怖，引人入胜。没有人物，她就感觉力不从心。她不会无病呻吟，也不会凭空想象。
想象！那是个捉摸不定的字眼，她无法定义它，也不能确定它的含义。泊梅所能做的，便是信手拈来一段逸闻趣事，或者一则新闻报道，徐徐展开，一蹴而就。整个过程便是走心、运脑、动笔、成文。每日2000字，一周则积成12000字，三个月便完成初稿。毫无疑问，没有埃尔西，她不可能写就此书。埃尔西才是这本书的关键。没有埃尔西，她便没有了原型，便失去了真实感。
她认为，基于真实人物的虚构小说，通过提炼现实凸显意味深长的一面，可以比写实的传记文学更加真实。由此而言，瑟米安的父母，不可能像埃尔西的家里人那样，委身于苦工阶层。相反，为了吸引那些生活宽裕的读者群，也为了达到戏剧效果，泊梅要把瑟米安的父母描写成生活富裕、毛病不少的人物。或许，她会使瑟米安的父亲成为镇上的一名药店老板，而母亲则是个伤心欲绝的怨妇。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都很羸弱。”泊梅在一篇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将她自己的记忆赋予瑟米安，让这个十三岁的人物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我从未听见过母亲的欢笑声，她微笑起来，脸色比板着的时候还要难看。每次我瞧见她站在窗户旁边，我都很害怕，几乎不敢看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次我看见她俊俏的小脸，苍白、悲伤，我的心里都会感到一阵刺痛。”
泊梅将这位父亲刻画成好色之徒，到处拈花惹草，连女佣们也不放过。女佣们怀孕了，他便给她们一些生活费，再加一千马克作为补偿，然后打发她们走人。他妻子伤心欲绝，闭门不出，不想苟且人世。临终前，她拍了拍瑟米安的脸颊，问道：“我可怜的孩子，我走后你可怎么办啊？”这时的家里，静谧肃穆如临教堂，瑟米安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天深夜，他们过来把我叫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床边站着保姆。‘瑟米安，快穿好衣服跟我来。’保姆说，‘你妈妈要去天堂了，她想与你告别。’”
阳光透过树梢，斑斑点点地洒落在花园里，也洒落在泊梅身上。此刻的泊梅，心中充满怨愤。她为那些依靠男人活着的女性感到悲哀，一向反对女性逆来顺受、听任男人摆布。她将散落在她苹果般圆脸上的卷发捋到脑后，再度伏案，将喷涌的情感凝于笔端。
她起初出版的几本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二十年来，她就是靠写这样的作品来维持生活，为了增加微薄的收入，也胡乱写过几百篇文章。如今婚姻已经破裂，她再也不想去写那些催人泪下的东西，对那些迂腐陈旧的八卦新闻也不感兴趣。对她来说，这种日记体裁的小说需要袒露心扉，让人身临其境，也可以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在她脚边的草地上，她自己的小女儿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洋娃娃。
保姆引导着瑟米安去面对现实，泊梅仿佛开始抓住读者的手说：“来吧，随我一起启程。”
星期天的柏林，天高云淡，温婉和煦，空气闷湿，令人蠢蠢欲动。与泊梅房子相邻的人家，生活富足，彬彬有礼。她喜欢这种邻里之间的融洽关系。邻居家古树掩映，百合花环绕，阳光下闪耀着红瓦屋顶。她家的花园后面是一栋有角楼的公寓楼，外形华美，门厅恢宏气派，足有四米高，里面住着夫唱妇随、安居乐业的家庭，演绎着人生百态。整个下午，泊梅这里一丝微风也不曾有过，广告亭上的风向标也纹丝不动。唯有弗里德瑙大街[199]（Friedenau street）上一群男孩在卖冰激凌的小摊前跑来跑去，给这里平添了几分动静。
泊梅走到附近的舍嫩贝格[200]公墓（Sch?neberg cemetery），即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201]后来的长眠之所，斯都本劳赫大街（Stubenrauchstra?e）上的墓地。她一边听着自己踩在鹅卵石上面的脚步声，一边搜集墓地里的名字，停下脚步观看某个家庭的葬礼，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下点什么。她一边想象着瑟米安也在送葬的队伍之中——她身手敏捷但是体态瘦弱，一袭黑衣，站在柠檬树下，一边在本子上写道：“四点整，我们把母亲的遗体送到教堂墓地。牧师念悼词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向我转过身来，告诉我要自我珍重，永远不要忘记母亲在最后一刻还在为我祈祷。他的话我听不太清楚，因为我突然感觉眼前一片黑暗，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开车把我送回家，待我醒来后告诉我，我当时晕倒在教堂的墓地里。”
泊梅擅长通过人物构建小说的情节。人物不是僵化的。于是，黄昏时分，瑟米安回到教堂的墓地。“柠檬树花开满枝，水仙花甜美芬芳。我闭上眼睛，梦想着母亲穿着白裙翩然而至，亲吻我的脸颊。”在手稿中，人们告诉瑟米安，只有在天堂才能再次见到她母亲。可是小孩如何能够理解此中含义？她可是亲眼看见母亲埋葬在冰冷的地下啊。于是，泊梅开始让瑟米安在家里被鬼魂纠缠，这些鬼魂包括她母亲，也包括那些被她那色鬼父亲糟蹋过的女仆。
“骤然间，雷声大作，听上去像是一头野兽在远方咆哮。然后又划过一道闪电。我一跃而起，感觉整个房间燃烧着蓝色的火焰。我可怜的母亲，穿着白色睡衣，出现在墙角，睁大眼睛盯着我。我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闪电消失了，但母亲的身影犹在，还在盯视着我，听凭我叫喊呼号。
故事总是缺少不了一点邪恶。日记中的那抹邪恶来自麦纳特（Meinert），父亲药店里的药剂师。他就借住在我家里。‘瑟米安，究竟怎么了？为啥大喊大叫？’麦纳特在门外问道。我还叫个不停，他推门走了进来，俯身看着我。我双臂紧紧地抱着他。起初，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那个站着幽灵的墙角。后来我才结结巴巴地极力想告诉他我看到了什么。
麦纳特让她镇静下来，让她别害怕，还装模作样地驱赶幽灵，然后将瑟米安抱在怀里。有这么个活生生的人陪伴着自己，脆弱的瑟米安顿时感到心里温暖多了。瑟米安的脸上泪水未干，他急吼吼地表白，说他喜欢她。他双手捧起我的脸，然后一点一点地俯下身子，即使在黑夜，我也能看见他的双眼蓝光闪闪。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只觉得心怦怦地乱跳。麦纳特让我感到害怕。可是，我周身感到一阵奇怪的震颤，那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神秘感觉。我任凭他吻我，任凭他紧紧地抱着我，好像自己已经神魂颠倒。我想挣脱他的拥抱。我想推开他。但我力不从心……”
泊梅如何认识埃尔西·赫希的？她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近埃尔西？一切都源于离婚。泊梅的丈夫离家前一天，曾告诉她，说他有个鳏居的朋友，弄了个女名流伴其左右。或许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她？或许只是为了伤她的心，让她明白男人何处无芳草。不管怎样，他走后，似乎为了挫挫他的锐气，泊梅给那个鳏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引见那位女名流。那个鳏夫写了封回信，上面画了个笑脸，算是应允了。接下来就像故事里讲的一样，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有了意外的收获：若是那两个在民族大饭店吃饭的男子没有向喷泉里扔硬币，若是那些女孩子没有上前去哄抢，她俩的这次见面将无果而终。如果没有发生前面的这一切，埃尔西·赫希本来已经转身离去，而泊梅也失去了写作的源泉。
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两个女人促膝交谈，直到酒店关门两人才分手。第二天，她们又在韦斯顿咖啡馆[202]（Café des Westens）里会面。她们交谈的时候，埃尔西眼睛看着窗外，出神地看着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广场上的马车和梧桐树。泊梅发现，埃尔西的手指修剪得非常整齐，双手捧着茶杯，就像捧着一只雏鸟。她的手臂光滑而柔软，让她联想起天鹅的脖子。她的嘴唇丰厚饱满，红艳艳的，似乎男人见了如果不亲吻一下，无疑是公开侮辱。泊梅摸了摸自己的小嘴，盘算自己最后一次被人亲吻已经过去了多少个月。她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赶紧双手握紧钢笔，希望手上的青筋不会那么明显。
后来，在埃尔西的住处，泊梅为她画了一幅素描画像，画完后，她将笔搁在画纸上，抬头望着埃尔西，希望用寥寥数笔勾勒出老妇人的印象，眼前看到的却是结实的肩膀，逼视的眼神，画着眼影的红褐色眼睛似乎在燃烧，在召唤，对生活充满渴望。这幅素描，她将搁于书桌上，直到本书写完。坦率地说，泊梅有点嫉妒埃尔西，倒不是嫉妒她的生活，而是嫉妒她的自信，她的自由，还有她让男人神魂颠倒的魔力。与此同时，她发现埃尔西的身材对瑟米安来说太过丰满了，所以泊梅让她在小说中变瘦一点，使她亭亭玉立如那柳树。她还赋予瑟米安一头黑发，心胸宽阔，并且让她在被强奸九个月后产下一子。
在日记中，瑟米安怀孕了，被人送到城里避人眼目。瑟米安的父亲后来设法将她的孩子卖给当地的一户富裕人家。每次看到女佣带着自己的孩子到人民公园里去散步，泊梅都极力想象，如果孩子一去不回，瑟米安会有何感想。她极力揣摩那种痛苦，写道：“我哭喊，尖叫，祈求，但无人听见。他们背着我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觉得自己突然间一无所有。我现在才明白，其实在我的生活中要为一事抗争。我必须富有，有钱了，我就能要回孩子，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
故事情节的展开，必须如那海浪拍岸。起初微波荡漾，继而波涛汹涌，最后惊涛拍岸。泊梅发现自己哭了，为了书中的故事，也为了自己的孤独。她把几页手稿从笔记本里撕下来，扔进灌木丛里。晚饭后，她一直陪女儿玩耍。
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回到花园，在灌木丛里翻找，又穿着宽松的长袍和拖鞋来到大街上。她是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惊醒后就意识到自己必须将稿件找回来。但是，园丁已经侍弄过花圃，也已经将手稿连同垃圾一起清扫出去。最后，泊梅在一堆鸡蛋壳和咖啡渣混合在一起的肥料中发现了手稿。她把稿子铺在厨房的桌子上。看到它们又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她感到震惊不已。她意识到，如果人们相信小说里的故事，如果读者觉得她是这本小说的编辑而不是作者的话，这本小说的影响将会无与伦比。书里可以安插一两页小说的手稿。只要有更多的读者愿意接受虚拟的故事为真实，它的销量就一定会很大。
“瑟米安小姐，你妩媚动人！你赏心悦目。要是你也聪慧的话……你就可以过上公主般的生活。”那个女按摩师这样说道。泊梅将瑟米安与埃尔西联系起来，于是这样写道。“但是你的言语举止太优雅了，”那个女按摩师继续说道，“你要是年幼无知、不谙世事就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说你，你只需率性而为就能为自己博得好名声。此后你便可以嫁给一个邮局的职员，给他生一堆孩子，给他们做饭、缝衣服。你死后，牧师必然为你美言祷告，你的墓志铭上会写着：这里躺着一位诚实、朴素的厨师和奶妈。”
那个女按摩师从前做过演员（肯定是个不入流的演员，瑟米安心想），个头高大，精力旺盛，她的经历“足够写三本小说了”。随着她对瑟米安的经历越来越感兴趣，泊梅索性让她更进一步，为瑟米安出谋划策。“但是你看看你自己！青春美貌却已经经验丰富，世事洞明，在情场上阅人无数……别打断我！不要解释！大家都知道。本来这些都没关系的。只不过姑娘你走得太远了。绅士们如果只是一次被你吸引后又被你冷落，他们是不会介意的。或许再有一次也关系不大。但是，第三次还是热脸贴个冷屁股，他们就会知难而退，转身离去。人不可能永远青春美貌。当你年老色衰，你一定会悔恨自己当初怎么那么傻。”
对于过往的社交生活，瑟米安已无动于衷。她已经有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历史。因此，女按摩师邀请她加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纵情自由享乐的世界”。通过女按摩师之口，泊梅送给瑟米安一个承诺，一个曾经给过埃尔西的承诺。“跟我们在一起，你再也不会听到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活得坦坦荡荡，无需惧怕任何人。”
据说，瑟米安在忍受“身心煎熬”的日子里把十几页日记都撕毁了。在一段解释性的编者按语中，泊梅运用情景剧的夸张手法，对埃尔西的淫荡生活表达了不满。她这样写道：“晚年时候，当她回首往事，回忆起放荡岁月中那些极为可耻又可怕的经历，她一定觉得，保留这段岁月的记录太令人痛苦。因为，在这段岁月中，她正步履蹒跚地做最后挣扎，挣扎着跨过连接两个世界的荒唐桥梁。”人为地将这几页隐去，目的就是为了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这本日记更加令人可信。
泊梅需要确定叙述的场景。为了使故事真实可信，泊梅将叙述地点安排在真实的街道上。接下来的星期六，她就到国王大道试试运气。为了避免过路男人的骚扰，她让女儿陪着自己一同前往。沿途，菩提树叶飘零，柏油焦味刺鼻，空气“像燃烧的火焰”。正如往常她的奇思妙想总能在现实中得到印证一样，她突然眼前一亮。皓日当空，干活的女孩们脱光身上所谓的衣服，像狗一样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她们来到一个公用抽水泵旁，先往自己身上浇水，等到大家稍微凉快一点后，又开始彼此泼水嬉闹，欢声阵阵，直到来了一位途径这里的警察，将她们赶回到一片未经修剪的草地。在泊梅看来，这些女人既放浪形骸又自尊自爱，既赤身裸体又只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这些女人都不会与她聊天。
星期一，她又独自回到这里，假装要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卖给一个当铺老板。后来，她穿着鲜红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来到齐默尔大街（Zimmerstra?e）。她爬上黑漆漆的楼梯，楼梯上铺着肮脏破旧的油地毯，然后按响了门铃。门口的名牌上有三位访客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女按摩师、美甲师和法语老师。有人带她来到这里最好的一间房间。房间极其寒酸，肮脏的窗帘，破烂的地毯，只有一个入口。一个西班牙式的屏风后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有一件布满灰尘的灰色毛毯。房间的租金一共是一百八十马克。
“月租金吗？”泊梅问道，她被这租金吓了一跳。
“难不成你还以为是年租金吗？”女房东一边回答，一边直视着她的眼睛，还咧了咧嘴笑了起来，好像彼此有某种默契似的。泊梅不知所措地转身要走，女房东又开口道：“好了，小姐。想一想我担的风险吧。像你这样时髦的夫人，不会斤斤计较这点马克的。”
“我实在太难受了，脑子一片空白。”瑟米安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房间里烟熏火燎，床上的被褥散发着怪味。整个晚上我听见人来人往。我头昏脑涨，身体发虚，热得无精打采，半裸着身体睡在躺椅上。我的样子看上去糟糕透了，完全像行尸走肉一般。有那么一两次，我试图起来接客，却力不从心，无济于事。”
像埃尔西一样，瑟米安的语言能力此时派上了用场。她把自己的名片放在名牌上，还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sblatt）上发了一个广告。广告上写着：
瑟米安小姐
希望教人学习英语、法语、俄罗斯语或意大利语。
她的名字和广告的内容之间隔着两行，这是在提醒人们，她不仅仅精通语言。有钱的外国人闻讯而来，开始付钱给她。“昨天晚上，我接待了一位俄罗斯人，一个德语单词也不会说。他给了我三百马克。”
但是，她“干活”时心中暗想，“我真的死了，而那些与我厮混的人也都是行尸走肉。他们丧尽天良，灵魂出窍。在这个行尸走肉的世界里，空气弥漫着腐臭。一个人除了将就适应，别无他途，渐渐地，也就不再难受。”
尽管泊梅心里不愿意，但她还是要引发读者去思考：在这个虚伪的社会，像瑟米安这样的女人如何生存？面对男人的伤害，她如何俘获爱情？与此同时，为了给弥漫柏林的性开放热潮泼点冷水，她要强调人类善良本性的救赎力量。埃尔西向她讲述过一个将自己墓地抵作嫖资的逸闻趣事。泊梅抓住这个线索，并让它成为发生在瑟米安身上的事情。
在库达姆大街[203]的一个酒吧里，一位身无分文的老头向妓女求欢。“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一个潦倒的老贵族，家财耗尽的浪荡鬼，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儿。”泊梅在瑟米安的日记里写道，“离我远点，你这头老驴。”瑟米安对他说：“别坏了我的生意。”
可是那个老头依旧纠缠不休。他告诉瑟米安，说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有一座庄园，在威斯特伐利亚[204]有一座乡间别墅，在施泰尔马克州[205]还有一座豪宅。他还声称自己在圣彼得堡[206]、红磨坊夜总会[207]和德累斯顿的犹太庭院里享受过欧洲的绝世美女。可如今，他的财富，连同辉煌的过去，只剩下回忆，以及在柏林的一块墓地。
“如此说来你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给我的？”瑟米安说道。
“什么？你说那块墓地？”那个老头问道。
“怎么不是呢？”她答道，“我们也想知道死后尸体会烂在哪里。”她点了一支烟，然后叫了一瓶香槟，钱就记在她的账上。“我给你开个好价码。如果你同意把那份地契转让给我，你就可以免费光临我五次。”
那个老头咧开嘴笑了起来，说这个想法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却一再说可以商量商量。一开始是出于开玩笑，接下来却一本正经地商谈起来。最后，两人达成协议：舍嫩贝格那块墓地，装上新的铁栅栏，将换来十次肉体接触。他还颇为绅士地支付了房产交易税。
“认识我的人都嘲笑我，说我一定是疯了。”瑟米安后来回忆说，“但是我却很开心。铁栅栏很美观，一株娇美的垂柳掩映着墓地，凄婉动人。我有了一个葬身之地，一块石碑。我还将种上常青藤和其他一些花草。来年夏天，我会去那儿待上几个小时。”
土黄色的落叶铺满鹅卵石路面，像是在路面上铺了一层垫子。面包店和报刊亭都调暗灯光，开始关门打烊。孩子们在人行道上捡拾坚果，弗里德瑙大街上回荡着他们清脆的欢笑声，孩子的母亲已经在召唤他们回家吃晚饭。许多窗户后面都有个身影在张望着，等候着，时不时地卷起百叶窗眺望远方。随着天空中的最后一抹亮光淡去，比邻相接的树冠将街道变成洞穴顶，整个街道宛如一个峡谷，即使站在街角也无法清晰地看清远方。
在室内，泊梅此刻正忙里偷闲地写作。她白天的生活闹哄哄的——女儿的哭闹，女佣的抱怨，生活费拖延的咒骂声，还有食品柜里老鼠仓促的奔跑声。她必须远离这些噪音，要么到安静的书房，要么到花园里，她才能安心地写作。她爱她的孩子，但同时又怨恨她。她怨恨，因为这个孩子束缚了她；她怨恨，因为她原本对婚姻抱有许多期望；她怨恨，因为做一个职业女性和单身母亲是何等的艰难。坐在书桌前，在这个忙里偷闲的时刻，她尽情地宣泄她的失意与怨气。两年里，她要写六本书，即使如此，也难以维持日常开销。她前夫通常情况下会替她付掉房租，尽管从来就不准时。他人不坏，他只是希望她放弃摆弄文字，放弃写作，专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既然她不能改变，他就只能离她而去。要想让他改变简直是天方夜谭。
“将我的满腹心事倾注于文字，的确是一种解脱。”她借瑟米安之口写道，“感觉就像是在和一个值得信赖的知己聊天一般。”泊梅喜欢按顺序来写作，这样，她的故事便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不过有些时候，如果她的感觉特别强烈，她也会随心所欲。她决定依据自己的经验，给瑟米安安排一个比自己前夫年纪更大的男人，但这个男人的地位也要更高，偏见也要更深。
她虚构出来的伯爵是个富有的鳏夫，蓝眼睛，满脸络腮胡。他带瑟米安游历尼斯[208]、蒙特卡洛[209]和巴黎，不断地赠送礼物，钻石、镶有蓝宝石的皮带扣、拉达茨（Raddatz）制作的茶具、一套奢华的夜礼服斗篷和一张一千马克的支票。然而她却经常孤独一人，这一点和泊梅倒是很像，却与埃尔西不同。深夜，她辗转难眠，感觉“对爱的渴望在心头升起，就像带有宽大翅膀的天使，振翅欲飞”。
“伯爵比我大三十三岁，但并不太懂得生活情趣。尽管人很睿智，阅历也很丰富，但我常常觉得他乏味无趣。他是个十足的保守派，对自己的高贵出身颇为自豪。不过他为人内敛，一般不会显山露水，却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捕捉到他的各个方面。”瑟米安在日记中写道。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酒店吃饭，碰巧谈到一个话题，即一个统治欧洲的家族当然没有理由因为它的分支旁系而自豪。我表达了我的观点，认为共和形式的政府远比固定不变的皇家家族制要有益得多。在君主制的体制下，继承王位的人，无论聪明还是愚笨、善良还是邪恶、能干还是庸才，都无关紧要，他肯定会成为国王或皇帝……而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
“伯爵满不在乎地微微一笑。‘瑟米安，你很清楚，我的看法正好与你相反。’接下来他岔开话题，说起我今早在紫薇贝克买的一套服装。他如此敷衍我的观点让我怒不可遏，差一点没能控制住自己。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就将手里的那杯葡萄酒泼在他脸上。要是那个时候他向我求婚，哪怕我的余生全要仰仗于他，我也会一口回绝。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和这种无聊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一定会发疯的。”
然后到了第十三章，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子陌生人突然出现。瑟米安的白马王子是一个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的医生。最终，瑟米安芳心相许于他。“这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了，不是吗？”她说，“一次并不愉快的邂逅，接下来一步一步发展下去，直到深陷泥淖，不得脱身。”
她们最后一次散步的时候，埃尔西·赫希本人明确表示，她不喜欢泊梅写的那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潜台词。当问及爱情是否可以扫除人类的所有罪恶、愚蠢以及不端行为时，埃尔西轻蔑地“哼”了一声。国王广场的人行道上落满了厚厚的棕黄色树叶。埃尔西提到了一个特别的男人，可能是个艺术家，但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艺术家，埃尔西也不愿多说。她只是双眼盯着胜利纪念柱问道：“你不会也认为维多利亚胜利女神雕像又大又笨重吧？”她的声音，听上去令人惊讶地苍白无力。
然而，这个天真幼稚的爱情故事促使小说大获成功。1905年，《迷失少女日记》（Diary of a Lost Girl）以自传的形式出版，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柏林并非处处动人可爱。”泊梅写道。她的话不仅揭示出柏林不为人知的弱点，还道出了德国普遍存在的双重标准。“至少总有一扇门为男人们敞开着。”她愤愤不平地宣泄道，“男人的一生，不会像我们女人那样，一失足就毁掉一生。这个世界属于男人。我们女人只是男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已。”
这本日记卖出了一百多万册，孵化出一个剧本，催生出六本类似的仿作，还两次被搬上银幕。在这本日记的序言中，泊梅指出：“小说中轻描淡写的日常琐事，毫无意义，或者说看似毫无意义，却真实地涉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39年，泊梅去世。直至她去世，她坚持认为《迷失少女日记》并非虚构小说，而是她编辑的、由瑟米安·哥特巴尔（Thymian Gotteball）写的真实故事。
但是，这本日记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已经并不重要，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给柏林乃至德国带来的变化。几百年来，保守力量一直利用陈腐的条条框框来控制妇女；少女必须保持贞洁，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要为男子生育后代；妓女既是受害者也是别人家庭的破坏者。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像基希纳[210]（Kirchner）和格罗兹[211]（Grosz）这些画家，像布莱希特[212]（Brecht）和伊姆加德·库能[213]（Irmgard Keun）这样的作家，以及像黛德丽和布里吉特·赫尔姆[214]（Brigitle Helm）这样的女演员，都把妓女当做是重新定义女性性行为的一种手段。的确，有少数命运不济的妇女曾经（将来也会）被迫从事妓女这一行业。但是在柏林，越来越多的性工作者得到解放，她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将其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无论是在书本里，还是在舞台上或是在银幕上，她们变成性解放的典型，成为这个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首都的化身。通过她们，通过她们的画像，妇女们开始明白，在新纪元之初，她们不一定非得是天使或妓女，女儿或妻子。相反，她们是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完全可以积极地表达她们的欲望。
